【现货速发】语文阅读丛书：百合花（短篇小说）

当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常青树”

★ 风格隽永，魅力永远 

★ 统编语文教材中学阶段自主阅读图书

★ 版本完善，编校精良，注释详尽

茹志鹃的小说含蓄内敛而韵味悠长。她的前期作品如《百合花》，以清新、俊逸著称，而后期的作品，如茅盾所说，呈现为一种静夜箫声般的风格。茹志鹃不仅擅长用景物描写烘托感情，也善于利用自然意象，无论是百合花、白杨树，还是《一支古老的歌》中一再出现的松花江，都具有一种古典的美感。在情感上，她也表现得温柔敦厚，不会对人物做太严厉的批评，故事也大多用给人以光明和希望的结局收尾。当个人被时代裹挟着，集体与个人发生冲突时，她总是愿意深入到个体的内心，替他找出问题所在，给人物一个合适的位置。这并不是一种妥协，而是出于她内在的柔情和风骨。因此读她的小说，常常会被她的诗情所吸引。

把茹志鹃的小说集列入中学生阅读书目，是十分可喜的事。往广阔时代里读，可以了解历史，了解社会；往心灵世界里读，可以了解个人的处境，理解人性。就人生和文学两方面来看，她的小说都是极好的典范。

茹志鹃（1925-1998），曾用笔名阿如、初旭，是当代著名作家。她祖籍浙江杭州，生于上海，幼年跟随祖母寄居于两地的亲属家。祖母去世后，她又辗转于基督教会办的孤儿院、妇女补习学校、圣经学校，初中毕业于武康县中学。1943年，她随兄参加新四军，先为苏中公学学员，随后为部队文工团工作。1955年她从南京军区转业到上海，先后从事编辑和专业创作工作。这些经历也反映在她的作品中。

茹志鹃的重要作品集有《关大妈》（1955）、《百合花》（1958）、《高高的白杨树》（1959）、《静静的产院》（1962）、《草原上的小路》（1982），以及《漫谈我的创作经历》（1983）、《母女漫游美利坚》（1986）。茹志鹃去世后，王安忆整理出版了她的自传体小说《她从那条路上来》（2005）以及《茹志鹃日记（1947-1965）》（2006）。

目  次

导读

黎明前的故事

百合花

高高的白杨树

春暖时节

静静的产院

三走严庄

同志之间

逝去的夜

剪辑错了的故事

草原上的小路

家务事

儿女情

一支古老的歌

知识链接

当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常青树”

★ 风格隽永，魅力永远 

★ 统编语文教材中学阶段自主阅读图书

★ 版本完善，编校精良，注释详尽

茹志鹃的小说含蓄内敛而韵味悠长。她的前期作品如《百合花》，以清新、俊逸著称，而后期的作品，如茅盾所说，呈现为一种静夜箫声般的风格。茹志鹃不仅擅长用景物描写烘托感情，也善于利用自然意象，无论是百合花、白杨树，还是《一支古老的歌》中一再出现的松花江，都具有一种古典的美感。在情感上，她也表现得温柔敦厚，不会对人物做太严厉的批评，故事也大多用给人以光明和希望的结局收尾。当个人被时代裹挟着，集体与个人发生冲突时，她总是愿意深入到个体的内心，替他找出问题所在，给人物一个合适的位置。这并不是一种妥协，而是出于她内在的柔情和风骨。因此读她的小说，常常会被她的诗情所吸引。

把茹志鹃的小说集列入中学生阅读书目，是十分可喜的事。往广阔时代里读，可以了解历史，了解社会；往心灵世界里读，可以了解个人的处境，理解人性。就人生和文学两方面来看，她的小说都是极好的典范。

茹志鹃（1925-1998），曾用笔名阿如、初旭，是当代著名作家。她祖籍浙江杭州，生于上海，幼年跟随祖母寄居于两地的亲属家。祖母去世后，她又辗转于基督教会办的孤儿院、妇女补习学校、圣经学校，初中毕业于武康县中学。1943年，她随兄参加新四军，先为苏中公学学员，随后为部队文工团工作。1955年她从南京军区转业到上海，先后从事编辑和专业创作工作。这些经历也反映在她的作品中。

茹志鹃的重要作品集有《关大妈》（1955）、《百合花》（1958）、《高高的白杨树》（1959）、《静静的产院》（1962）、《草原上的小路》（1982），以及《漫谈我的创作经历》（1983）、《母女漫游美利坚》（1986）。茹志鹃去世后，王安忆整理出版了她的自传体小说《她从那条路上来》（2005）以及《茹志鹃日记（1947-1965）》（2006）。

百合花

一九四六年的中秋。

这天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我们文工团创作室的几个同志，就由主攻团的团长分派到各个战斗连去帮助工作。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吧！团长对我抓了半天后脑勺，后才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

包扎所就包扎所吧！反正不叫我进保险箱就行。我背上背包，跟通讯员走了。

早上下过一阵小雨，现在虽放了晴，路上还是滑得很，两边地里的秋庄稼，却给雨水冲洗得青翠水绿，珠烁晶莹。空气里也带有一股清鲜湿润的香味。要不是敌人的冷炮，在间歇地盲目地轰响着，我真以为我们是去赶集的呢！

通讯员撒开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一开始他就把我落下几丈远。我的脚烂了，路又滑，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他。我想喊他等等我，却又怕他笑我胆小害怕；不叫他，我又真怕一个人摸不到那个包扎所。我开始对这个通讯员生起气来。

嗳！说也怪，他背后好像长了眼睛似的，倒自动在路边站下了。但脸还是朝着前面，没看我一眼。等我紧走慢赶地快要走近他时，他又噔噔噔地自个儿向前走了，一下又把我甩下几丈远。我实在没力气赶了，索性一个人在后面慢慢晃。不过这一次还好，他没让我落得太远，但也不让我走近，总和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我走快，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摇摇摆摆。奇怪的是，我从没见他回头看我一次，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

刚才在团部我没注意看他，现在从背后看去，只看到他是高挑挑的个子，块头不大，但从他那副厚实实的肩膀看来，是个挺棒的小伙儿，他穿了一身洗淡了的黄军装，绑腿直打到膝盖上。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

没有赶上他，但双脚胀痛得像火烧似的。我向他提出了休息一会儿后，自己便在做田界的石头上坐了下来。他也在远远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把枪横搁在腿上，背向着我，好像没我这个人似的。凭经验，我晓得这一定又因为我是个女同志的缘故。女同志下连队，就有这些困难。我着恼地带着一种反抗情绪走过去，面对着他坐下来。这时，我看见他那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顶多有十八岁。他见我挨他坐下，立即张皇起来，好像他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局促不安，掉过脸去不好，不掉过去又不行，想站起来又不好意思。我拼命忍住笑，随便地问他是哪里人。他没回答，脸涨得像个关公，讷讷半晌，才说清自己是天目山人。原来他还是我的同乡呢！

“在家时你干什么？”

“帮人拖毛竹。”

我朝他宽宽的两肩望了一下，立即在我眼前出现了一片绿雾似的竹海，海中间，一条窄窄的石级山道，盘旋而上。一个肩膀宽宽的小伙儿，肩上垫了一块老蓝布，扛了几枝青竹，竹梢长长地拖在他后面，刮打得石级哗哗作响……这是我多么熟悉的故乡生活啊！我立刻对这位同乡越加亲热起来。我又问：

“你多大了？”

“十九。”

“参加革命几年了？”

“一年。”

“你怎么参加革命的？”我问到这里自己觉得这不像是谈话，倒有些像审讯。不过我还是禁不住地要问。

“大军北撤时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投降后，共产党为了全国人民实现和平的愿望，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并忍痛撤出江南。但时隔不久，国民党竟背信撕毁“双十协定”，又向我中原、苏中等解放区大举进攻。我自己跟来的。”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娘，爹，弟弟妹妹，还有一个姑姑也住在我家里。”

“你还没娶媳妇吧？”

“……”他飞红了脸，更加忸怩起来，两只手不停地数摸着腰带上的扣眼。半晌他才低下了头，憨憨地笑了一下，摇了摇头。我还想问他有没有对象，但看到他这样子，只得把嘴里的话，又咽了下去。

两人闷坐了一会儿，他开始抬头看看天，又掉过来扫了我一眼，意思是在催我动身。

当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我看见他摘了帽子，偷偷地在用毛巾拭汗。这是我的不是，人家走路都没出一滴汗，为了我跟他说话，却害他出了这一头大汗，这都怪我了。

......

名人推荐（专业书评）：

《百合花》可以说是在结构上细致严密，同时也是富于节奏感的。它的人物描写，也有特点；人物的形象是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愈近愈看得清，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我以为这是我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使我满意，也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

——————茅盾

茹志鹃是以一个新中国的新妇女的观点，来观察、研究、分析解放前后的中国妇女的。她抓住了故事里强烈而鲜明的革命性和战斗性，也不放过她观察里的每一个动人的细腻和深刻的细节，而这每一个动人的细腻和深刻的细节，特别是关于妇女的，从一个女读者看来，仿佛是只有女作家才能写得如此深入，如此动人！……在年轻作家的队伍里，出了一个茹志鹃，作为一个女读者，我的喜欢和感激是很大的。

——————冰心

文学写作却是一项奇特的劳动，非同于物质生产，不仅为共同的需要主宰，还相当程度地依赖于个体的经验、感情、认识。在我母亲，无论身世、遭际、性格、气质，都决定她是一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是，她的写作几乎从开始起，就要处理一种紧张关系——个体与集体如何兼容并蓄，两相关照，而这胶着状态，后却也形成惟她独有的——以“风格”论似有不足，说是“世界观”又太重大，或者是心境吧！而且我以为，父亲的遭际一定间离了母亲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使她在宏大历史中偏于一隅，不得不自我面对，因而在史诗性的战争题材中，攫取了纤细的人和事，写成得茅盾先生称赞，日后几十年里收录为中学生语文教本的短篇小说《百合花》。母亲的名字“茹志鹃”也被文学爱好者熟知，更重要的是，母亲在受鼓舞之下，开始成形自己的风格。然而，又一个悖论产生了，那就是她安身立命于写作的却正是遭怀疑，甚至生出固定的词组：“家务事”“儿女情”。上世纪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的发轫阶段，母亲专以这种批评为题目写作两篇小说：《家务事》和《儿女情》，是为自己平反，也是替“家务事，儿女情”正名。但其实，即便在那个严格规范私人情感的日子，母亲以及她的同辈人依然透露出专属他们自身拥有的表情，除去字里行间不经意的渗漏，亦有完整的篇幅，穿越主流落脚边缘，独立于时代的忽略之中。

————王安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