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大藏经研究论集(大藏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上下)(精)/上海师范大学敦煌学学术丛书方广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9787559835369 大藏经文集普通大众

                                                                                      自序

一、 我的大藏经研究
大藏经是基本网罗历代汉译佛典并以之为核心的，按照一定的结构规范组织，并具有一定外在标志的汉文佛教典籍及相关文献的丛书。它由中国佛教信众首创。初称“众经”“一切经”“经藏”“藏经”。从现有资料来看，迟到唐贞元年间，“大藏经”一词已经产生。为了便于研究，我们可以从若干不同的角度对大藏经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期。我主张按照中国书籍形态的变化，把大藏经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写本时期、刻本时期、现代印刷本时期、数字化时期。参见方广锠《关于汉文大藏经的几个问题（代导言）》，载《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
我的大藏经研究，滥觞于1982年随童玮先生在云南省图书馆发现《元代官刻大藏经》（以下简称《元官藏》）。1984年起，按照任继愈先生的安排专攻敦煌遗书，开始进入写本大藏经的研究领域。同年，按照任继愈先生的安排参与《中华大藏经》的编纂，由此进入编纂大藏经的实际工作。此后由于各种因缘，写了若干关于刻本藏经的文章，并发现了中国后一部此处所谓“后一部”，仅就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不排除随着新资料的出现及对大藏经研究进一步的深入，还会有新的发现。木刻藏经——《毗陵藏》。由于人类社会已经进入数字化时代，今后大藏经的发展方向也必然走向数字化，故对数字化时期的大藏经开展若干研究，以期更好地把握大藏经目前的编纂工作与它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从2011年起，组织团队进行“汉文佛教文献数据总库”的开发与建设，企图具体落实自己关于数字化佛教文献整理的思路。
所以，可以说我对大藏经的研究涵盖了从写本时期到数字化时期，亦即涵盖了大藏经至今为止的发展全过程。这是我研究大藏经的优势之所在，同时也是我的局限之所在。因为自己涉猎了大藏经发展的全过程，所以能够从大藏经发展的全局考察一些具体的问题，并对这一实证性的学问作一些理论性的思考。但大藏经研究本身博大精深，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能够见到的资料毕竟有限，研究的条件毕竟有限，所以我对大藏经的研究成果呈散点状：对有些问题的研究相对深入一些，对有些问题的研究自己觉得还可以再深入，对有些问题的研究则几乎没有怎么涉及。这也是我一直想写一本完整的《大藏经史》，却始终没有动笔的原因。
大藏经研究要靠真正掌握在手的、靠得住的资料来说话。这些年，随着考古工作的发展与国际交流的加强，新资料不断出现，自己收集到的资料也不断丰富。我一直认为，就大藏经研究而言，我们这一代比前辈学者幸运得多，因为我们看到了许多他们当年没能看到的资料。但由于自己的精力陷在敦煌遗书的调查、编目、整理和研究的泥淖中未能自拔，故对新发现的一些大藏经资料往往是始于见猎心喜，终于望洋兴叹。虽则如此，在各方的鞭策下，还是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关于写本、刻本、现代印刷本乃至数字化时代大藏经的文章。
我对写本藏经的研究成果体现在1991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八—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以及它的次增订本（2002年3月由中国台湾佛光出版社出版的《八—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亦即“法藏文库”本）、第二次增订本（2006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中。虽然经过两次增订，实际依然没有能够把“写本大藏经史”写完整。有关情况，我在次增订本、第二次增订本的序跋中均有交代。如果有可能，我还会对该书做第三次增订，更希望能够有时间与精力把“写本大藏经史”写完整。否则，只有留待后贤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了。那时，我的那些序跋也许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研究课题，拓展他们的资料线索与研究思路。
至于刻本藏经，我在《佛教典籍百问》（今日中国出版社，1989年11月）一书中介绍过各藏的概况。其中大部分藏经的介绍乃汇总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有些则根据我掌握的新资料加以斟酌损益，只有少数几种藏经有我自己的心得。后来中国佛教协会拟编辑出版《中国佛教》（五），将当年吕澄等先生撰写的关于诸大藏经的条目初稿交给我修订定稿。我按照自己掌握的新数据与当时对有关数据的认识，对原稿做了增删改写，又新写了一批条目。该书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4年6月正式出版，出版时一些条目采用了我的修订稿或新写稿，也有一些条目没有吸收我的修改意见。中国佛教协会主持《中国佛教》（五）的王新先生工作作风非常严谨，每条条目下面均有作者署名，以示文责自负。应该说明，中国佛教协会编纂的《中国佛教》原属周恩来总理交待的任务，系为斯里兰卡的《佛教大百科全书》撰写的词条。既然是工具书，立论自然以平稳为上，《中国佛教》（五）也不例外。因此，我负责定稿的大藏经条目，尽量采用学术界比较认同的观点，尽量不提或少提争议性问题。即使提出，也以客观介绍为限。此外，我为《文献学辞典》《佛教大词典》等一些工具书撰写过一批关于大藏经的条目，撰写时，也大体秉承上述原则。
对刻本藏经，童玮先生带领我，在金良年先生的协助下，发现了前此不为人们所知的《元官藏》。后来我又独立发现了中国后一部木刻藏经——《毗陵藏》。由于上述机缘，我得以对这两部藏经有所研究。此外，实际进行过研究的是《开宝藏》、辽藏、杨仁山及他主持的金陵刻经处等。但由于种种原因，虽然对《开宝藏》的研究已经写了近十万字的初稿，但研究尚未收尾，将来恐怕要作为专著发表。此外，我对高丽藏写过若干文字。至于《崇宁藏》等宋藏，以及宋以下各种藏经，虽然收集了不少资料，也有若干心得，乃至新观点，但一直没有时间动手写作。
对现代印刷本时期的大藏经，我主要对近百年来为流行的《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有所考察与评论。
由于实际参加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的编纂，我便留下了一些文字。此外，如前所述，当代社会已经跨入数字化的门坎，这对大藏经编纂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与机遇。在数字化时代，传统的大藏经将如何发展？对此，我正在持续地观察与思考，同时把自己的思考付诸探索与实践，由此也留下一些文字。
如前所述，我对大藏经研究这一实证性的学问作了一点理论性的思考，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一书的前言及《论大藏经的三种功能形态》《略谈汉文大藏经的编藏理路及其演变》等论文中，本书收入了后两篇论文。
二、 关于本书
本书收入了我关于大藏经研究的单篇论文三十六篇，其中三十五篇曾经发表，一篇为首次发表。内容包括我对刻本时期、现代印刷本时期、数字化时期等三个时期大藏经的研究，对大藏经编纂工作的总结、设想以及对大藏经的一些理论性思考。但不包括已经发表的关于写本藏经的单篇论文，因为那些论文或已经汇入《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或计划汇入将来的第三次增订本。也不包括我在《佛教典籍百问》《中国佛教》（五）中有关大藏经的文字及为《文献学辞典》《佛教大词典》等工具书撰写的有关条目。但本书收入《写本大藏经的编纂、种类与系统》一文，因为该文所述虽为写本大藏经的系统等问题，但写本藏经的系统其后直接影响到后代刻本藏经系统的形成，且文中也采用了若干刻本藏经的资料。此外，曾在日本发表过一篇介绍性的文章，内容为综述中国汉文大藏经的研究成果，与已经收入本书的有关文章重复，且叙述中有一些错误，故没有收入本书。有一些文章，如《金陵刻经处与方册本藏经》（载《法音》，1998年第5期）涉及不少书籍装帧方面的专门知识，似不宜收入本书；《同修大藏，再造辉煌》（载《21世纪的宗教展望论文集》，关天师天心慈善基金会，1996年）乃应景之作，其主要内容后来表述在其他论文中，此次也就不再收入。又如《佛典电子化发展迅速》（载《人民政协报》，1997年4月10日第三版）属于一般性介绍，在当时虽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到今天已经过时，故也没有收入。又，某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本《佛教小百科·典籍》，作者署名为“方广锠著”，但该书含有未经我同意而擅自修改的内容，所以我不承认它是我的著作，也从来不把它列入我的论著目录。
在此想说明如下几点：
（一） 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鲁迅先生曾说他是‘不悔少作’，那当然由于他的文章都是千锤百炼，以至字字如金。我则深感写文章也是一种‘遗憾的艺术’。常常是文章刚写完时，自己觉得在文章中提出了或解决了一个或几个问题，既轻松，又自得。但后来就觉得不满意，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及新数据的发现，不满意的程度越来越深，有时甚至觉得无地自容。所以我总不放过可能的修改机会，以免谬种害人。”方广锠：《〈敦煌学佛教学论丛〉后记》，载《随缘做去，直道行之》，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11月，第166—167页。曾有一位先生这样说：能够发现自己以前的错误，说明自己在这个研究领域中还在继续前进，是一件好事，应该高兴。我以为，对研究者个人而言，此话的确有理，但自己论著中的错误毕竟误导了读者，我经常为此懊恼。不管怎样，错误毕竟是错误，无可回避，不应掩饰，而应加以订正，免得谬种害人。
收入本书的文章，凡属已经发表过的，一律交代原始出处。凡属原文中的错别字，以及对标点、引文、注释等需要重新加以规范的一些技术性问题，直接予以修订，不加说明。凡属术语统一，诸如将“光电化”“光电版”统一为“数字化”、“经板”统一为“经版”之类，亦不加说明。凡属行文修饰而内容无实质性改动者，仅以“行文有修订”之类的语言统一交代，不一一说明。凡属在数据、观点等方面有实质性改动者，则均在论文后所附的“附记”中说明所修订的内容。有时对原文的数据与观点虽无改动，但有些问题觉得需要进一步说明或交代的，也写在“附记”中。
我想这样处理既可以达到“存真”以尊重历史的目的，又不至于谬种害人。且有些问题写在“附记”中，可顺便对自己的学术研究道路做一个回顾与总结。这样的做法是否合适，交由读者评论。
有些专用名称，如“《中华大藏经》”亦可简称为“《中华藏》”，本书乃结集诸论文而成，故一概尊重原文表述，不强求统一。又，如《中华大藏经》原计划分为上、中、下三编，后决定分为正、续两编，本书诸文写于不同时期，对此的表述也不相同。此次一律尊重原文，以示存真。此外，《中华大藏经》作为国家项目，既有任继愈先生主持的“汉文部分”，还有其他先生主持的“藏文部分”。本书所谓“《中华大藏经》”，一律仅指其“汉文部分”。类似问题，大抵如是，不一一说明。
本书所引佛教典籍，凡属CBETA（《中华电子佛典集成》）（2016）收入者，均据CBETA（2016）核校原文，并依据CBETA（2016）格式标引出处，但将佛典卷次改为中文数字，将半角标点符号改为全角。
（二） 原计划将所有的文章全部修订一遍，同时为每篇文章写一篇“附记”。但从接受任务到如今，已经一年有余。同一丛书的其他诸书早已送交出版社，而我的“大藏经研究论集”却迟迟未能交稿。因原定这套丛书将一次性推出，故出版社不断催稿。虽自觉有些文章还应该再修改，但也只好就此中止。对此深以为憾，希望将来有时间再作修订。
（三） 由于是单篇论文的汇集，每篇文章均要顾及本身的整体性，虽然已经对有些文章做了必要的删节，但从总体来看，诸文所引数据乃至文章行文、观点依然有重复之处。
（四） 收入本书的三十六篇文章，大体按照其内容编排次序。但分类从来是一种方便法门，所以上述文章的次序的编排仅就某篇文章的大致内容而言，肯定有不甚妥切之处。此外，任何人对任何研究对象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我对大藏经的认识也不例外。但上述分类却打乱了这一认识过程。故特另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将收入本书的三十六篇论文再行编目，作为附录附在书末。
上述诸种不足之处，望识者鉴之。
僧佑谓：“秉牍凝翰，志存信史。三复九思，事取实录。”《出三藏记集》卷一，CBETA（2016）， T55， no.2145， p.1， b13~14。收入本书的论文，无非是我对大藏经问题“三复九思”之后的一孔之见。对这些问题，我还要继续思考，亦望海内方家不吝赐教。
三、 感言
我从三十岁进入学术领域，现已年近古稀，回望来路，感慨万千。
我在大藏经研究领域能够做一点工作，首先要感谢的自然是任继愈先生。我的博士论文《八至十世纪的中国汉文写本大藏经》在他的指导下完成。此外，他还安排我参加《中华大藏经》的编纂。1986年初，他要求我从底本制备到终定稿，整顿、理顺《中华大藏经》编纂工作的每一个流程，制定相关规范。为此，我把铺盖搬到朝阳门南小街《中华大藏经》工作现场，仅周末回家。从年初到年中，整整花费了半年的时间，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梳理《中华大藏经》的全部工作流程，制定每个流程的工作规范。当初的工作乃至生活，的确阻力重重，困难重重，但今天却成为我人生的重要经历与知识财富。我想，如果不是曾对各种各样的佛教原始数据进行过实际的整理，并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参与大藏经编纂的具体事务，根据编纂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工作规范，那么，我对大藏经的理解一定不会像今天这样真切。至于任先生为我创造种种条件，搭建平台，让我能从事敦煌遗书的调查与研究，我已经在多篇文章中谈到，这里不再赘述。在人生的道路上能够遇到任先生，是我的幸运。至今，我依然走在任先生指引的道路上，按照他生前的规划在工作。
其次要感谢童玮先生。童玮先生曾长期在中国佛教协会图书馆工作，对大藏经，特别对大藏经在全国各地、各寺院的保存情况相当熟悉。后来他到中国社科院南亚所工作，我们成为同事，成为忘年交。《元官藏》的发现，主要归功于他。是他向我提到云南省图书馆的这部身份不明的藏经，带领我去考察，做出判定。我走上大藏经研究的道路，他可说是初的领路人。《中国大百科全书·佛教卷》中的大藏经条目，全部由他执笔，由此可知当时他在我国大藏经研究领域的地位——虽然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提到他。他还按照任继愈先生的布置，编纂了《中华大藏经》的个工作目录。曾有人言辞苛刻地批评这个目录的不足，但我想，任何事物在初创时都会有种种不足。无论如何，这个目录为《中华大藏经》的启动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童玮先生的名字似乎慢慢被人淡忘，即使偶尔被人提起，往往也是批评他误定“万历藏”等。其实，学术研究本来就是在不断犯错误的过程中前进，我也犯过类似的错误。有错误，无疑应该批评，但批评应该是建设性的。无论如何，童玮先生在大藏经研究与编纂方面的功绩将会永远留存。
再次要感谢周绍良先生。我的许多大藏经知识、佛教文献知识都从他那里学来；遇到问题，经常向他请教。他是我学术道路上的又一位导师。
大藏经研究需要实证，需要调查。感谢在中国、日本各地调查及工作中给我以各种方便的图书馆界、文博界、学界、教界的蓝吉富、姚长寿、惠敏、杜正民、李际宁、陈先行、郭立暄、吕建福、萧永明、殷勤等先生及根通、照诚、普仁、普法、达照等法师及其他诸位先生们、女士们。感谢日本牧田谛亮、竺沙雅章、绪方香州、落合俊典、赤尾荣庆、梶浦晋、松永知海、野泽佳美等诸位先生给我的各种帮助。也感谢韩国释宗林、柳富铉先生给予的种种帮助与方便。各界人士的帮助，使我感恩，给我力量，催我奋进。希望我的研究工作没有辜负他们。
在中国，大藏经研究基本上是一个很小众的研究领域。在日本，大藏经研究则远比中国兴旺发达。日本京都大藏会即将迎来百年纪念，就是一个证明。近些年，大藏经研究开始在北美兴起，一批年轻学者正在辛勤开拓。希望佛教大藏经的研究不断前进，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本书收入的几篇早期论文没有电子版底稿，由侯冲教授找到原发表杂志，请人录入。特向侯冲教授及参与录入的同学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