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西北法律文化资源(第3辑2019)编者:杜睿哲|责编:牛洁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暨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七十周年之际，2019年5月25日，由中国法律史学会东方法律文化分会主办，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和司法惯例与诉讼法治现代化青年学术创新团队承办的“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法律形式和法律体系”学术研讨会于西安顺利召开，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的三十余名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研讨会以“中华法文化”为中心，就我国古代法律的形式、内容、思想、价值等方面进行了深人交流，大会围绕“中国古代法律形式和法律体系”和“传统法律文明专题研究”两大主题．分为四个阶段组织探讨。现将本次会议报告论文主旨综述如下。  一、中国古代法律形式和法律体系  杨一凡《明代典例法律体系的完善与事例的作用》，首先对“明代法律”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分别就“明代的法律体系”和“明会典”发表了学术观点。在对前者的论述中，杨一凡通过分析前明各朝法律体系发展的基本情况．指出了明朝法律体系变革的现实性和必要性，并对就传统的“律例法律体系”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明代的法律体系的变革，始终坚持了“典为纲．例为目”的基本原则，其大致囊概了“大经之法、常经之法、权宜之法和其他法律”四个层次。针对“明会典性质”的辨析，杨一凡认为，明会典脱胎于明朝特殊的法律形式和体系，它既非“官修典志史书”，亦非单纯的“行政法典”。上述二论颇似盲人摸象，是对会典局部分析形成之论断；无论是从会典的编撰动因。或是其典文构成，都足以驳斥此论；在编撰的动机上，会典具有现实的法律意义，退而求其次，即使会典中夹杂有大量的“旧法”，但这些法律并非隔年皇历，仍有较强的现实适用性，因此，将其定性为“典志史书”显然有失偏颇；从内容上说，会典包罗万象，并不限于对“诸司职掌”等行政事务的单纯规制，因此，粗视其为“行政法典”，又恰如管中窥豹，未识其本质。职是之故，明会典应当是现实可行的综合性法典，亦属明朝法律体系的集大成者。李雪梅《汉(张景碑)公文结构与定名》，是汉代法律公文研究之新硕果。碑文是研究我国古代法律重要的证据和媒介，出土于河南南阳的《张景碑》，客观上为我们研究汉朝的法律制度提供了重要的佐证。李雪梅从“告示”的角度出发，见微知著，系统地阐明了汉代公文的书写格式和传达程序。她认为，从内容上看，该文告具有严格的书写格式与书写用语，等级分明，形式严整；从文告的传送形式上看，汉朝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较为规范化和体系化的传送流程，保障了中央王朝政行令通。该文不仅向大众阐述了“透过碑文读法律”的切实可行性，也深刻揭示了汉朝法律文书的相关问题．对于日后汉律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尤陈俊《中国法律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及反思》，旨在修正现今法律社会史研究之歧途，重新定位法律社会史的研究路径。该文认为，20世纪末以来，尽管法律社会学似有“止水重波”之势，但究其本质，却与瞿同祖式的法律社会学相去甚远。一方面，现阶段之法律社会史学多以历史学或社会学的角度解释法律现象，却忽视了其“法律”的固有属性；另一方面，现阶段研究多流于表面，且受国外学界的影响颇深，不能客观准确地揭示相关问题。目前我国法律社会学的研究主要存在两大问题：即“特定法律文献对法史研究视野的限制”和“学术焦点对史料利用便利性的盲求”。为辨析此论．针对“如何开展法律社会学研究”的问题，作者以明清诉讼中的“健诉之风”为例，向大众作出展示，进而指出，在新时代法律社会学的研究中，我们应当珍惜瞿同祖先生的宝贵思想遗产。尤其是对“整体主义”的继承和把握，亦应重视学术研究的时效性和前瞻性，积极做到理论研究的“推陈出新”和“与时俱进”。陈新宇《帝制中国的法源与适用论纲》，将“比(附)”作为研究重点，藉由实证研究及历史考证等多重路径，揭示了古代中华法文化的渊源和性质。该文认为，“比”这一法律形式，早在秦汉之际就不绝于史，主要用于解决“定罪量刑”与“官爵对应”的问题。其所援引对象明显具有灵活性和广泛性；汉朝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比”除了基础的动词用法外，还兼具“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