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流道场:摩尼教的地方化与闽地民间宗教

绪论

第一节选题缘起

新宗教的传入，往往发生于边陲之地、交通要道，民族杂居、风俗各异是因为区别对立而显示文化认同需要的前提条件。民众宗教的兴盛往往与滨海地域密切相关，如传统的天师道，已由陈寅恪着重指出，“凡东西晋南北朝奉天师道之世家，旧史记载可得而考者，大抵与滨海地域有关。故青徐数州，吴会诸郡，实为天师道之传教区”，“地域风习影响于思想信仰者至深且巨”，“临近滨海，为道教徒众所居之地”，“溯其信仰之流传多起于滨海地域，颇疑接受外来之影响。海滨为不同文化接触最先之地”。 陈先生的见解虽然专为道教而发，而且是仅就滨海地域与宗教发生发展的关系立论，但至今仍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如果说，摩尼教最初入华经由陆地丝绸之路，那么后期以明教相号召南下闽地，则仍是在宗教与滨海地域尤其容易发展的旧辙之上。本书意欲探讨如下问题：作为一种外来宗教的摩尼教是如何进入闽地的宗教生活的？它在闽地获得进一步发展的传统文化水土条件为何？在这个过程中，摩尼教又与闽地民间宗教发生了怎样的关系？本书最基本的目的是对摩尼教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情况作一个详细的描述与考证，从种种细节中论证它在保障自身独特性的同时如何充分地方化，并对反映闽地宗教生活的文本《祷雨疏》做深入地辨析，以便对其呈现出来的事实作出功能性的解释，并借此展示闽地的宗教生活秩序。基于这样的研究目的，本书将从众多的历史和地方志的材料中发掘详细而客观的证据，并从反映摩尼教与闽地宗教文化关系的民间文书《祷雨疏》本身出发，对祈雨活动背后的宗教组织作细致深入的考察，将之放在闽地宗教生活中进行探讨。

摩尼教（又称明教）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外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印记最深、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外来宗教。二宗三际，与中国周秦以来的阴阳二元论有貌合之处，所以易于为中国信众接受、容纳。 武则天曾借助摩尼教为其建立武周的女主统治做舆论准备。唐武宗灭法，摩尼教首当其冲，受损最重。正是以这次禁断为契机，有“宗教变色龙”之称 的摩尼教开始了它在中华大地上的“出埃及”大迁徙，从北向南，摩尼教向经济发达但距离政权中心偏远的东南沿海地域转移。在教义理论方面，它实行了本质性的中国化，将基本教理归纳为“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八个字，虽有摩尼教原典的内核，但是大大地简化了，其思路有似于佛教史华化过程中的疑伪经制造。摩尼教适应中原主流文化的另一努力是致力于与道教关系的协调，其一大成功是在宋代《明使摩尼经》被皇帝批准编入《道藏》。宋代大儒朱熹晚年受人构陷，一个重要的指控是他参与“吃菜事魔”。谈及摩尼教，今天的普通中国人会自然而然地想起《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教主张无忌，虽然他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波斯人摩尼（Māni，216/7-277年） 创立的一种宗教，在宗教类型学上一般被看作晚期诺斯替教（也称为灵智派）的一个变种，从宗教教义内涵上看，则是以波斯本土的琐罗亚斯德教（中国史籍称祆教、火祆教）为基础，接纳了诺斯替教、基督教、佛教的一些因素，形成了自身以“二宗（明、暗两界）三际（初际、中际、后际）”为核心教义的信仰体系。 摩尼创教之时抱有一个宏愿，就是用他的新宗教囊括以往各种宗教的精华以此迈越之。摩尼本人就曾身体力行，游历了波斯帝国及周边的无数邦国，四处传播他的新宗教，还派遣弟子去建立罗马、北非和中亚教团。 创教之初，摩尼曾得到波斯萨珊王朝君主的垂青，摩尼也对其著述进行过有组织的翻译工作，并派弟子向北非、罗马、印度以及中亚传教，但终因为主流国教琐罗亚斯德教的排挤，特别是身兼波斯王朝宰相之职的大祭司计多（Kirdir）的戮力构陷，摩尼教在三世纪后半期被定为异端，摩尼本身被凌迟处决，信徒逃难于四方，这在客观上实际推动了摩尼创立一个世界宗教的本意。

作为在其本土早已归于消歇的世界性宗教（the world religion），摩尼教经中亚向中国传播，其入华时间，一般公认为唐延载元年即694年，“波斯国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来朝”。 另据记载，在此之前已有摩尼教“慕阇当高宗朝行教中国”。 唐高宗李治在位时间为649至683年。所以两说时间相差并不大。近年有外国学者根据北朝来华粟特人墓葬材料特别是墓棺浮雕的画像学分析，推测摩尼教最迟在北周晚期（公元六世纪七十年代顷）已经随着操伊朗语的西胡（主体是粟特人）进入北中国丝路北道一线。 以新疆吐鲁番盆地为中心的地区，曾是“摩尼教最后的乐园”。 但在中原地区，732年禁令、843年会昌灭法，使得摩尼教在中原帝国的发展遭受重创，但也因此启动了它向南传，在流亡中再生，并经由走向民间的策略，借助所到之处的信仰传统，以偶像化、神道化的方式获得立足之地。 对环境的不断适应——无论出自主动调整还是被动迎合，都保证了摩尼教在中国得以存续下去，不绝如缕。甚至到晚清时代，中国南方的历本中还可以见到摩尼教星期纪日法（“密日历”），福建傀儡戏中到晚近时期还有明教因素的影子。

摩尼教是一个早已消亡了的宗教。有关它的记录，最初是零星散见于基督教文献，其内容是从基督教的立场对摩尼教的挞伐，如圣奥古斯丁本人曾一度追随同时代的摩尼，他后来归宗基督教，对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进行了批判，称为他作为希波主教一生中进行过的四次大教理辩论中的重要一起。琐罗亚斯德教记载、伊斯兰史料对曾在中亚、西亚、近东有广泛传播的摩尼教遗存有一些出自各自视角的记录，但摩尼教的原典却是在该教沉湮了近一千年后，在新疆（吐鲁番摩尼教寺院遗址、摩尼教绘画、多语种摩尼教写本文献）、敦煌（摩尼教写本“三经”文献等）以及埃及（科普特语摩尼教纸草写本）被发现，特别令人振奋的是2008年霞浦文献的发现，这是中国民间有识之士与学界合作实现的、被学界和媒体称为“明教的新发现”。闽地历来是人文发达地区、宗教繁盛之地，佛教有“泉南佛国”之称，道教活动亦十分活跃，宋元时期闽地刊印的《政和万寿道藏》和泉州清源山老君像的雕刻就可见一斑。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和外来商旅的到来，景教曾在此地极一时之盛。此外伊斯兰教、印度教也是多种族多民族共处大家庭中的成员。所以以泉州为代表的福建地区宗教文明多样性被地称为“世界宗教博物馆”，恰如其分，实至名归。位于闽东的霞浦，福建宁德属县，地处福州通往浙南宁波的交通要冲，印证了宋代以来史料对这一地区明教繁盛的记载。闽地的海外交通贸易，至迟在五代时期就见于正史记载，宋代起是以泉州为中心的商贸勃兴时期，泉州以刺桐（Zayton）之名进入世界著名商港之列。 外国商贾的往来、定居，给闽地人口成分带来了国际化的变化。 中央政府设立市舶使专门负责管理涉外贸易事务，地方还为安置外人建设了蕃坊，以方便他们生活。生活方式除了物质文化性质的习俗，还有精神生活的因素，宗教无疑是特别是来自近东、中亚地区商贾的一大“文化行李箱”（cultural luggage）。

这些一手资料的重见天日，为世界宗教史补写摩尼教史、复原各教较力、冲突提供了关键性的资料基础，也是对外来宗教经由丝绸之路东传，在空间路线上，勾勒出丝绸之路中国段——新疆、河西走廊、华东、福建这一条绵延万里的“宗教之路”，在时间系列联缀出上起公元七世纪的唐代、下抵十九世纪的清代这一绵延千年以上的光明之教的“主题与变奏”，意义非凡。

汉文摩尼教在宗教史上已经属于“旁系传承”（secondary tradition），新近面世的霞浦文书以其科仪书的外表，涵括丰富而比较明确的摩尼教内容，既为学界提供了珍贵的新材料，同时也意味为新的挑战。新材料带来新问题，新问题激活旧材料。目前，学界多专力于在霞浦文书中寻找、甄别原始摩尼教的段落、文句、神名、概念术语，为霞浦文书含有摩尼教因素做出了贡献，功不可没。 

本书研究的宗旨，是在一个对霞浦《祷雨疏》进行较完整深入的文献学研究基础之上，探讨摩尼教地方化／华化过程的具体情节。就霞浦文献整体而言，定性问题仍然是一个尚未摆上议事日程的大问题：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霞浦文书是明教文献？对这个问题做肯定回答，现有的研究成果基本持支持态度，虽然没有直接正面明确地说出来。其实，我们可以发现，现在为学者甄别为摩尼教性质的部分，的确具备这样定性的要件，但如果整体考察霞浦文献，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些段落其实只是部分，也可以说是具有摩尼教性质的引文，是被镶嵌在一个当地传统宗教系统中的新元素。在这个意义上说，对霞浦文书整体性质做判断，也许说霞浦文书包含摩尼教因素更为稳妥，也更接近事实。基于霞浦文书的科仪特征，本书着重使用比较的方法分析两者的异同，以揭示摩尼教（明教）在当地宗教文化传统当中的融入过程和方式，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追索闽地传统文献（历史记载、方志、文集以及碑志材料）中散见材料，力争立论谨慎，无征不信。“事实上，通过分析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惟一的唯物主义的办法，因而也是惟一科学的方法。” 

这里须重点说明一下为什么选择《祷雨疏》这样一个文本。首先，在霞浦文书中科仪文献种类很多，《祷雨疏》是一个相对完整并且主题集中的一个文本，这在霞浦文书中并不多见。其次，求雨行为是农业社会中的一个主要集体活动，更是面对公共生产生活危机的一种宗教仪式。仪式活动中，在宗教或信仰的引导下，人们完全打破了平日里的生活界限，宗教此时发挥了一种凝聚力。我们可以看到历代多种多样的祈雨活动中，儒家思想、佛教、道教无不努力发挥作用，以此进一步巩固对民众精神思想上的主导。《祷雨疏》当中也存在这样几股力量，既有地方官的儒家思想、也有佛教神明及道教仪式的加入，更引入注目的是，摩尼教的元素也在当中占有突出的一席之地。因此这成为了一个观察闽地传统文化与摩尼教关系的一个绝好的标本。

另外，本书特意安排一章的篇幅，对宋元时代官方对明教态度的记载加以清理、耙梳，意在讨论作为霞浦文书产生土壤的政治文化生态条件。朱熹与吃菜事魔问题是学术界的一个古典题目，在一些问题的判定上还存在不同意见，争论之一是有关史料是否能够归之于摩尼教。在新出霞浦文书的背景下，我们看到敬事摩尼光佛比比皆是，并没有看到吃菜的情节，这补充了民间材料对自身信仰实践的理解和自述（self-understanding and self-statement），为官方记载的妖魔化明教起到了一定的校正作用，使我们看到当时对一起宗教事件的双方陈述。实则对外来异质宗教持戒备之心，是古今中外官方的常态。而在民众方面，我们却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好奇、主动开放、吸收异质因素的态度。

在相当长的人类历史中，宗教曾是人民的鸦片，是心灵的镇痛剂。中国民众在信仰问题上，本质上属于功能—效果主义者，对于一切宗教包括正统观判定为“怪力乱神”、“淫祠”的非正统宗教及迷信小道实际都抱有姑且一试之心。正如霞浦文书表明的，大段的伊朗语音译颂神赞文段落，诘屈聱牙，在汉语汉文层面上根本无义可会；实际上，它们出现在霞浦科仪文书的意义完全不在于作为正常语句文章，而是被当作“咒”来看待。从颂到咒，这一“创造性的误解”（钱钟书语）正体现了中国人信奉有效为好原则的实践理性精神。

摩尼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宗教，研究难度大，新出的霞浦文书内容又非常庞杂，董理非易。本书努力参考国内外学者的有关著述，特别注意材料处理的方法论问题的同时，对这一宗教学研究个案进行理论性的把握时努力采取客观的、历史主义的态度，复原明教与闽地主流孔孟文化与民间固有宗教互动的实相。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一、霞浦文书的发现

近年出自霞浦民间法师的一批包含摩尼教内容的科仪写本被称作“霞浦文书” 。这批写本因其中的摩尼教内容而受瞩目，但并不都属于摩尼教文献。其实与霞浦文书一同为公众所知的还有霞浦上万村的明代三佛塔石像、龙首寺（乐山堂）遗址、姑婆宫、林瞪墓及霞浦盐田乡北洋村的飞路塔，以上这些遗存在2008年霞浦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初步认定可能是摩尼教遗存，然在进一步的考证后，目前仅确认飞路塔一处为摩尼教遗迹，并在2013年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飞路塔是一单层造像塔，塔前左右刻有“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八字，确为摩尼教偈颂。 

......

可以说，通过与敦煌摩尼教经典对勘、摩尼教神祇溯源、音写文字的词源探究，基于霞浦文书的摩尼教研究取得了全新的进展。但仍存在诸多问题，至少艰深晦涩的外来语词就造成一种裹足不前的态势。大多数作品主要出自三位作者之手，并相较于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中国摩尼教史研究多位国际学者的积极推动的局面，霞浦文书的研究目前仅有四名国外学者发表了相关文章。这种现象事出有因，那就是霞浦文书迄今没有正式公开刊布其图版，少数学者由收藏者及其关系人得到照片，才得以展开研究。同时受制于此的还有对文书中民间宗教内容的研究。因为就文书的主要用途——法事活动而言，我们很难确定其宗教属性。为了达到避祸趋吉、解厄度亡等目的，这些科仪文书在包含摩尼教因素的同时也吸收了多种宗教成分。学者对这些成分多以佛教、道教、民间宗教等说一概而论，对文书中丰富芜杂的宗教内容的解读及厘清着力甚少。因此，我们十分期待霞浦文书的全面整理、甄别及编目归类，在此基础上进行文书的释读及考证，才有可能产生划时代的成果。

第三节 解题与架构

本书写作使用的《祷雨疏奏申牒状式》（简称《祷雨疏》）册子本存72页，全文约17230字，694行。

题中摩尼教的地方化，指的是摩尼教在入华后，经历了译经、传播、遭到禁断的历程，转而向东南地区转移，走向民间，以原始摩尼教中固有的开放基因，借助佛教、道教有用于自身存活、发展的因素，找出社会需要，发展出一套既葆有自身基本特点特征，又不显得异端进而遭致官方迫害的新面貌。闽地宋元明时期政治状况平静，经济发达，文化水平较高，佛教、道教发展状况良好，门派林立，信众众多。这些有利条件为明教在闽地的立足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发展出了“清净光明大力智慧”这样简明扼要、易于记诵的文本语言风格。霞浦文书是明教在闽地地方化的典型文本标本，其摩尼教的原初性特别体现在音译赞颂（“咒”）的准确与系统性上，其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为敦煌三经所不及；地方特征则体现在闽地传教有相当成形的教团组织“明门”、“明教门”，有祖师、法师，并有很长的信众名录登记（《明门初传请本师》）。地方化的最大体现在于神祇系统，佛、道、明三家众神比肩而立，而往往以摩尼光佛居于主尊地位。

题中的闽地民间宗教，指的是流传活跃于闽地一带的多种民间宗教，以法师行法术进行解厄驱邪度亡等法事，这些宗教既吸收宋元以来的道教法术传统，又融合了佛教科仪形式，还保留了原始巫术的特征，因其浓厚的法术特征，学界统称为“法教”。因地域、所奉神明不同而产生了多样复杂的民间宗教，如闾山教、法主教、夫人教、瑜伽教、徐甲教、梨园教等等。因其道坛众多，科仪仪式上又互相借鉴融合，对其分类建立在对民间道坛科仪的细致解读上，解读则须以数量庞大的科仪文献为依据。叶明生、劳格文已在这方面做出了贡献，他们整理出版了闽地两个道坛的科仪文献，这些科仪文献作为地区性相对容易确定的宗教史料是本书在论述摩尼教与闽地民间宗教关系的重要材料。

二、架构
本书共四章，是立足于对霞浦文书《祷雨疏》的文献学研究，并结合明教（摩尼教）唐代以后在中国的衍变，探讨摩尼教地方化的具体过程，把握明教与闽地宗教之间的互动关系。霞浦文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明教历经唐、宋、元几个世纪的发展与传播，已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因此本书的前两章重在爬梳明教在中国的发展与衍变，并论述其在地方化进程中表现出来的诸多特征，后两章则以祈雨这一古老的宗教活动为中心，借此观察明教与闽地民间宗教的互动。

第一章《从天山到泉南的摩尼教》论述明教从北到南几个世纪的衍变。第一节集中分析“明教”这一称谓的使用，以多条史料强调“明教”是一个译名，但并非摩尼教在宋代寻求发展而改变教名的结果，而是早在唐代就开始使用的教名。第二节则是说明摩尼教虽然唐代已开始传教，但真正形成汉人教团组织则是在宋代。宋代的“明教会”史料就涉及到了教团组织的男女信众及其与地位相应的着装。“明教斋”史料则详及明教的宗教场所、宗教仪式及明教徒所使用的经典及画像。宋代明教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壮大也由福建晋江草庵出土的“明教会”碗证实了。同时霞浦地区的族谱材料及霞浦文书也表明闽地存在着一个“明教门”（明门）。第三节中，笔者对四个确定无疑的明教寺院进行分析，从对寺院的记述中考察明教的寺院模式。虽然寺院选址偏僻清幽，但并不意味着明教的传教人群发生了从上层人群到下层人群的改变。第三节还论及明教的十六字偈颂，这一偈颂是对摩尼教教义的凝练，分别在福建四个地方发现了偈颂铭文，充分证明摩尼教教义以汉化形态表现后得到广泛流传。综合第二、三节则可以看出摩尼教在保持自身独特性的同时也考虑如何世俗化、大众化。

第二章《华夷之间的摩尼教》是在第一章明教在闽地及其附近地域发展的基础上集中论述其地方化的进程。第一节在以往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再次对摩尼教与吃菜事魔的关系进行探讨，以此说明在面对民间与官方的不同对待时，摩尼教进行调整与适应，逐渐加入到民间宗教当中。该节首先考证了“吃菜事魔”一词的形成和使用时期，并说明极有可能是因为明教徒对外强调素食之戒律才被归入“吃菜事魔”，此外还重点分析朱熹被人诬陷为“吃菜事魔”这一事件，借此阐明摩尼教等民间宗教其时所处的一种政治气氛和文化背景。第二节则从明清时期民间宗教发展脉络出发，从中寻找摩尼教作为外来宗教融入当地的时代背景及客观条件。第三节笔者从祷雨作为巫术的一支这一角度，探求摩尼教在祈雨之事上的有关理论与实践记录，从摩尼教咒语材料入手，揭示数术在其地方化进程中的作用。福建晋江水尾宫的祭祀活动和霞浦文书中的咒语则为摩尼教融入民众生活提供了鲜活的材料。

第三章《祷雨活动中的明流》不同于前两章单向、偏重概貌性地考察摩尼教衍变的角度，该章以霞浦文书《祷雨疏》为中心，分析该册文书的结构与内容，讨论摩尼教内容在文本当中的比例和作用，以此为依据判定摩尼教与闽地民间宗教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一节中笔者对《祷雨疏》的内容进行分类，并对其中的文书术语进行说明，根据文书中的三个地名判断文书年代。第二节归纳祈雨人员的成员构成及分工，讨论光明正教在祈雨当中所起的主导作用，论述龙井祈雨之流程，说明《祷雨疏》对地方祈雨传统的继承。第三节论述文疏所反映出的祷雨神谱。《祷雨疏》在尊崇道教规制的同时，又援引摩尼教的神名，并结合佛教神祇及民间祠神，构建出了一个等级森严、职能分明的神谱。这个神谱也是“光明正教”可作为一个教派立足于民间的重要依据。第四节综述历代的祈雨制度与祈雨文的格式内容的流变，同时分析与《祷雨疏》时代相近的《全元文》中的祈雨文，明晰祈雨文的基本体例与主题思想，以此为基础进行《祷雨疏》祈雨文的源流探析。

第四章《闽地多元化宗教生活中的摩尼教》从闽地宗教生活记录出发，寻绎多地多种文献中的“摩尼光佛”之记载，以此展开讨论。第一节在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上对闽地宗教的“杂诸道法之辞”进行梳理，分析摩尼教中的“摩尼光佛”在闽地万神殿中的特殊地位。将霞浦文书与闽地其它宗教的科仪文献进行对比，论述它们在多个方面上的一致性，着重分析法事制度的名称、教名、法名、特殊人员称谓等涉及教派组织形式的术语，进行宗教文化制度疑点的梳理、解释，以此探究“明教门”的基本架构与形成方式。第二节则重点论述闽地其它宗教是如何看待“明门”，又将“摩尼光佛”放在万神殿的何种位置上。首先分析闽东瑜伽教中的“明门祖师”，结合历史上的两教渊源探讨两者至今仍存在的紧密关系。其次论及屏南降龙村傀儡戏班的摩尼教成分，这可以说是继霞浦文书后闽东的又一次涉及摩尼教内容的民间文书的新发现。第三节则从摩尼教中的护法神出发，中古波斯语原典中的神名出现在闽地民间宗教文书中，又因摩尼教的传播遁入地方祠庙中，种种至今仍存的信仰表明这一宗教在中国的发展史仍有许多探求的空间。

本书的探求目标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摩尼教自身的努力。摩尼教在唐代进入中国，命运可谓一波三折，但到会昌灭法被禁止，后来也没有跟随佛教一起被宣布恢复名誉。它能够在此后几百年在“明教”的名义下，作为潜流继续流行在中国民间，本身就表明它已成为众多民间的一门一派。恐怕也正是着眼于此，马西沙先生在他的《中国民间宗教史》专门辟出章节，给予明教以中国民间宗教大家庭中的一席之地。另一方面是中国信仰体系的哪些派系主动向摩尼教开放包容。它们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吸收为我有用的外来宗教，取舍之间如何抉择，何者照单全收，何者加以改造，改造的方略如何，所采取手段有怎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和地方人文传统与民众信仰体系的小气候。

本书以摩尼教的地方化为指南性问题，立足历代史籍、文集和地方志材料尤其是新出霞浦文书，勾勒摩尼教进入中国后的发展轨迹与衍变历程，以批评意识考查学界主流针对霞浦文书的定性说法，复原东南沿海的明教会与明教门，特别以“吃菜事魔”、摩尼教名相在其波斯故乡的原貌与闽地的变种这两个典型事例上分析地方化的特征。为了进一步深入考察摩尼教与地方民众信仰的关系，本书选择了既具有悠久的官方主流传统、又为历代庶民所信从奉行的祈雨活动为切入点，集中展开对未刊霞浦文书中《祷雨疏》的全面分析，力图从文献解读的层面入手，揭示出祷雨活动中明教的作用，从实证上找出摩尼教地方化的时空线索，在摩尼教与地方宗教的互动中把握“光明正教”在传统官民、僧俗二元对立中的新角色，揭示霞浦文书中体现的既有经典摩尼教的内核，又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以适应闽地物质和文化生活既有条件为融入方略而创生出的一种融合了民间宗教的标志着中国再创造的新明教。

尤小羽，福建泉州人。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博士后研究员，曾就读于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访学于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研究方向为中外关系史、宗教史、历史文献学和丝绸之路研究。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员。

绪论
第一节选题缘起
第二节学术史回顾
第三节解题与架构
第一章从天山到泉南的摩尼教
第一节明教在中国的发展与衍变
第二节东南沿海的明教会与明教门
第三节浮图之宇——明教的神圣空间

第二章华夷之间的摩尼教
第一节摩尼教与“吃菜事魔”
第二节摩尼教与明清民间宗教
第三节摩尼教符咒从波斯到阿拉伯和中国福建的流传

第三章祷雨活动中的明流
第一节霞浦文书《祷雨疏》
第二节明流与官•佛•道
第三节祷雨神谱
第四节祈雨文的源流探析

本书首次刊布私人收藏的《祷雨疏》，并对其展开全面分析，以此考察摩尼教的地方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