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多重性格的时代/新编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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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天有//高寿仙 著作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ISBN9787508670027
出版时间2017-10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72元
货号1201552498
上书时间2024-12-31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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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944年生，祖籍山西省临汾县，2012年12月病逝于北京。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获硕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北京满学会副会长、《明清论丛》主编。著有《晚明东林党议》、《明代国家机构研究》、《中国古代官制》、《明朝十六帝》（主编）、《中国历史透视》（主编）、《元明清史》（主编，国家21世纪教材）、《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明代卷》（主编）等，主持点校《国朝典故》、《逆臣录》，发表论文40余篇。
目录
自序
前言
第一篇 明朝的开创期（1368-1441）
导言
第一章 朱元璋其人与明朝的建立
第一节 从和尚到农民军领袖
第二节 攻灭群雄
第三节 统一中国
第四节 朱元璋成功的原因
第二章 开国制度与政治整肃
第一节 职官制度
第二节 卫所制度
第三节 礼制与法制
第四节 学校与科举制度
第五节 户籍与赋役制度
第六节 胡蓝之狱
第七节 整肃吏治
第三章 从创业到守成的转变
第一节 建文改制与削藩
第二节 靖难之役
第三节 永乐政局
第四节 仁宣致治
第五节 正统初元
第四章 边疆经营与对外交往
第一节 边疆经营
第二节 对外交往
第三节 郑和下西洋
第五章 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第一节 生产关系的调整
第二节 荒田的垦辟
第三节 水利的兴修
第四节 手工业的进步
第五节 商业的初兴
第六章 专制统治下的社会与文化
第一节 循礼守俭的生活风尚
第二节 理学统治的强化
第三节 《永乐大典》的编纂
第四节 平淡无奇的诗文
第五节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
第二篇 明朝的腐化期（1442-1521）
导言
第七章 土木之变与保卫京师
第八章 天顺与成化年间的政治变乱
第九章 从弘治中兴到正德乱局
第十章 经济与社会的变动
第十一章 思想文化的转折变化
第三篇 明朝的整顿期（1521-1582）
导言
第十二章 嘉靖初政与大礼纷争
第十三章 世宗失道与隆万改革
第十四章 “北虏南倭”问题及其解决
第十五章 社会经济的新发展
第十六章 思想文化的新样貌
第四篇 明朝的衰敝期（1582-1644）
导言
第十七章 神宗贪怠与东林党议
第十八章 边疆与民族问题的新挑战
第十九章 天启崇祯年间的政治乱象
第二十章 内外威胁与明朝灭亡
第二十一章 社会与文化的多元发展
附录
大事年表
帝系表
注释
参考书目
内容摘要
明朝以多元的面相和复杂的谜团著称，多少人穷经皓首，就是为了体认和理解这个朝代的多重性格。
在明朝之前，是中国传统王朝社会近一千六百年的周流演变，在明朝之后，是帝制中国缓慢转型，逐步融入现代世界的曲折历程。明朝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中，既有各种传统发展的很好，又有社会转型带来的种种变化，相互交错，扑朔迷离，形成了明朝历史多重性格的特点。
我们可以看到，坚实的经济后盾催生了郑和下西洋这样的惊世之举，中央帝国的子民因海洋探索和泰西教士东来而开始具备世界眼光。然而，皇族腐败，宦官专权，差役繁多，社会矛盾带来了更多的问题，也触发了靠前次全国新兴市民阶层反对矿监税使的风潮。在明朝走向灭亡之际，思想界却焕发出新的光彩。
安靖如何变为乱局，经济如何由低落到繁荣，生活风尚如何由简朴入奢靡，对外交往如何由海禁锁国到探索世界，思想文化怎样由划一到多元……面对众多谜题，王天有、高寿仙著的《明史(多重性格的时代)(精)》取用宏观视角，俯瞰明朝的方方面面，甄别史料，考察帝王将相、士绅百姓如何面对那多元而动荡的时代。我们能看到，在这充满张力的转型时代，居高位者如何创业守成，士人怎样面对礼仪教化与严刑峻法，上上下下如何面对外患和动荡，文化又怎样在这商业繁荣的时代孕育醇化――而正是这些构成了多元的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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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内容
前 言
明王朝是从1368 年至1644 年，即从14 世纪中期至17 世纪中期的一个统一王朝。这时，中国传统王朝社会历经近一千六百年的周流演变，进入了它的后期。明初种种传统发展的很好和中后期社会转型带来的新气象，相互交错，扑朔迷离，使明朝的历史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多面性格，以致人物的评价、事件的厘清、历史发展的态势，都很难用简单的否定或肯定来标志。
清朝修纂《明史》，自顺治迄乾隆，历四朝，凡九十五年，是中国历目前设馆修史时间很久的一次。原因很多，其中有一点也是不争的事实，那就是明朝史事颇有不同于前代的内容，加上后世对明朝朝政的抑扬、人物的臧否多意见不一，所以无论在大局或细节上，均需详细的斟酌与探讨。尽管如此，清修《明史》依然错误百出，贻人口实。近代以来，一些所谓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往往借助于明朝史事进行说教，使明朝历史更被层层云雾围绕，陷入迷蒙。可见撰写一部明朝历史具有相当的难度。好在斗转星移，世人企盼已久的思想解放的霞光正光照大地，明史研究的新材料、新成果不断涌现，这为撰写《明史》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所以笔者不揣学识浅薄，敷衍成文，愿以此就教于学林。
谈到明朝历史，首先要谈王朝的核心皇帝。在明朝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中，共有十六位皇帝，他们是：明太祖朱元璋、明惠帝（建文帝）朱允炆、明太宗（成祖）朱棣、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明英宗朱祁镇、明代宗（景帝）朱祁钰、明宪宗朱见深、明孝宗朱祐樘、明武宗朱厚照、明世宗朱厚熜、明穆宗朱载垕、明神宗朱翊钧、明光宗朱常洛、明熹宗朱由校、明思宗（庄烈帝）朱由检。这十六位皇帝中，有雄才大略、开基创业的一代英主；也有稳定时局，或从某一方面对巩固明朝基业有所作为的守成之君；然而更多的是平庸之辈，甚至不乏极其腐朽的皇帝。但是明朝毕竟维系了二百七十六年，其间无权臣专政，无后宫外戚之患，更无武臣跋扈、地方割据，王朝的一统局面基本稳固。清代一些史家在研讨明朝历史时，对有的皇帝长期不上朝而王朝权力照旧运作，感到“诚不可解也”，其实这一切都依赖于皇权支配下的政制。为此，本书写作中在注意皇权运作的同时，也给予这种政制较多的关注。这是明朝政治上的一个特点。
历史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东西。明朝历史变化之大，是明前各王朝无法比拟的。这种变化有政治方面的，有经济方面的，也有社会思潮方面的；推动变化的主因有的源于自上而下的力量，有的源于下层涌动。上下合力，变化加快；上下背反，曲折迂回。总的来说，明朝政治的变化滞后于经济的变化，社会思潮的灵敏性比政治家对改革的认知更是先知先觉。明朝的帝王，几乎无一例外，在他们即位时颁布的《登极诏》中表示了“除旧布新”或“革故鼎新”的愿望，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终明之世都没有出现。经济上则不同，明朝创立之初，统治者通过复兴农村经济，建立了牢固的自然经济体系。它既保证了明朝前期经济的稳态发展，又为随之而来的商品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16 世纪以后，明朝商品经济发展程度有了显著的提高，民营作坊增多，靠前外市场繁荣，商业资本活跃，以白银为本位的货币在市场上更广泛行用，这一切都昭示着明朝中后期的社会变迁，中国近代化之路开始起步。明朝的社会思潮前后期有很大变化，前期被官方肯定的传统思想支配着整个社会思潮的动向；中后期传统思想的异化，民间文化的勃发，以及晚明异质文化的传入，中西文化交流在知识精英的推动下有了少见的进展，社会思潮出现了多元化的走向，在排斥与接受的碰撞中，新思想的火花时有迸发，明代文化更是异彩纷呈，婀娜多姿。故而经济转型与社会新思潮是本书写作中另两个关注较多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也是明朝历目前极具特色的问题。
15 世纪是足以让明朝和世界引为自豪与振奋的一个世纪。在这个世纪中，人类从东西两个方向发起了对海洋的挑战，郑和下西洋始于世纪之初，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完成于世纪之末，此后世界文明开始了从区域发展向整体发展的转换，中国与世界密不可分。研究明史必须要有世界的眼光。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传统对外关系，即朝贡关系的继承与发展，国与国关系的基调是和平的，贸易的原则是平等的。但是郑和下西洋也有局限性，即明初开放有且只有于官方层面，对私人海外贸易活动则实行“海禁”。这种局面一直到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允准私人远贩东、西二洋，才有了根本的转变。从此明朝基本抛弃了不现实的朝贡体制，把对外贸易落向中外民间层面。用当时世界的眼光看，明朝总体上是开放的，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明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不可低估。这也是明朝历目前的重要问题。
明史分期是撰写明朝历史不可回避的问题，见仁见智，可以有两分法、三分法、四分法，或更多的分法。两分法大多以成化、弘治或正德为界分明朝为前后期。三分法则以正统十四年（1441）和万历中期为界分明朝为前、中、后三期。这两种分法时限过大，不易反映明朝繁杂的社会变化。顾炎武是四分法，他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引《歙县风土论》分明朝为春、夏、秋、冬四期：弘治以前，“诈伪未萌，讦争未起，纷华未染，靡汰未臻”，“此正冬至以后春分以前之时也”；到正德末嘉靖初，则“商贾既多，土田不重”，“诈争起矣，纷华染矣”，“此正春分以后夏至以前之时也”；至于嘉靖末隆庆间，“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此正夏至以后秋分以前之时也”；及万历中，“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以至“戈矛则连兵矣，波流则襄陵矣，丘壑则陆沉矣”，“此正秋分以后冬至以前之时也”。顾氏的分期是源于两分法，只是根据弘治以后社会变化加快的现实在分期上更细化了。以上这些分期法都富有启发性，然而却不全面。许师大龄先生在为笔者所著《晚明东林党议》一书写的序中也分明朝历史为四期，立论较为全面，本书基本采用，细节上略有调整。具体如下：
靠前期为开创期，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到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这一时期，明朝完成了国土的开发，首都的迁移，省区的划分，中央辅政形式从宰相制到内阁制的转变，各种制度和法规的建设，从而一个统一的和比较安定的政治局面出现了。经济上从鼓励农民归耕，到奖励垦荒，劝课农桑，大量自耕农的存在和无粮白地（即不纳税的土地）的出现，为此时农村经济发展增添了活力。《明史？食货志》云：“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这一评论并非虚妄之言。正是有了经济做后盾，才可能有郑和下西洋这样的惊世伟业。此外，思想控制比前代加强，程朱理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并为有明一代的主流文化。
第二期为腐化期，从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至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这一时期，皇族腐化趋向日益严重，在经济上皇族地主大肆侵田占土，皇庄不断发展，在政治上出现了宦官专权的局面。皇族地主腐化于前，缙绅地主紧随其后。加上国家赋税庞杂，差役繁多，新添有金花银、均徭、加派等名目，社会矛盾激化。土木之变反映出国家军事实力的下降，对边区的管辖削弱。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深，前有南宫复辟、曹石之变，后有朱宸濠叛乱。此时思想领域也发生变化，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趋于保守，在学术上丧失了创新精神，心学随之兴起。
第三期为整顿期，从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至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这一时期，商品货币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社会转型加快，各种制度和风俗也都有了相应的变化。当时北方少数民族鞑靼首领俺答汗日益强大，不时率兵南下骚扰，在东南沿海，倭寇也不断入侵，所谓“南倭北虏”的局面逐渐形成。统治集团内部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首先是整顿边防，嘉靖末击败倭寇，隆庆时俺答封贡。其次是整顿赋役，从局部到普遍施行“一条鞭法”。再次是整顿工商业，征收轮班银，准贩东、西二洋，设水饷、陆饷、加征饷、船引银。明朝是当时世界白银行用的优选市场。这些整顿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还有整顿吏治，至张居正当政时较有成效。
第四期为衰敝期，从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至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这一时期商品货币经济继续发展，社会转型与王朝的腐败俱加快了速度。在农村，大土地所有制恶性发展，农民起事、佃农抗租、奴婢索契以及各种秘密结社活动，已形成一股股的潜流。在城镇，商人罢市、手工业工人齐行叫歇，也并非罕见，特别是万历中期发生在全国的新兴市民阶层反对矿监税使的风潮，在以往的历目前是不曾有过的。万历“三大征”虽然令明神宗陶醉，但是王朝的躯体已被掏空，皇族的腐败犹如一个大染缸，再也培育不出中兴之主。东林党议是统治者已无法维持正常统治的标志，明朝的灭亡不可避免。但是思想界在这“天崩地坼”的时代焕发出勃然生机，与传统相违的新思想不断涌现。西学东渐与晚明几大科学家的贡献，在中国历目前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明朝对我国东北地区的开发远迈汉唐，同时也为满族的兴起培育了土壤。努尔哈赤年长明神宗朱翊钧四岁，早死神宗一年有余，可以说二人是同时代的人。未来王朝的更迭，从二人的对比中似可见端倪，故史家有“明亡实亡于神宗”的慨叹。但是明朝在民心上并未输给后金（清），历史告诉我们史事并非总是按照“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轨迹运行。这在以后的南明史中会得到印证。李自成为明朝画上了句号，国家权力却被清朝所接替。明朝留下的优选遗产，就是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任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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