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7

序………………………………………………………………任平

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当代启示

任平   ……………………………………………………………… 

一  范式专题

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范式的特点

  曹典顺  ………………………………………………………………

中国马克思本体论哲学建构的历程和趋势

——一个专题史的考察

冯建华 ………………………………………………………………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辨析

  张丽霞  ………………………………………………………………

反思的问题学：新时代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双重呼唤

——“反思的问题学”研究范式2017年研究综述

  孟献丽  ………………………………………………………………

2017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述评

覃世艳 ………………………………………………………………

论作为部门哲学研究范式的城市哲学的现实根基

卞伟伟  曹典顺  ………………………………………………………

阐释与建构：部门哲学研究范式的发展与创新

——基于2017年政治哲学研究成果为重点的分析

于桂凤   ………………………………………………………………

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场逻辑

孙  琳   ………………………………………………………………

二  专家评论

中国道路的哲学理念

丰子义   ………………………………………………………………

真理与实践：40 年前后围绕着分配正义原则的思考

魏小萍   ………………………………………………………………

三  学术视点

什么样的人才能走出现代性的困境

——本雅明对于现代性问题的思考

王晓升   ………………………………………………………………

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恩格斯问题”

孙乐强   ………………………………………………………………

回到《资本论》与发展《资本论》

马丽娟   ……………………………………………………………… 

四  发展理论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路径的反思与前瞻

吴昕炜   ………………………………………………………………

城市正义重建与社会正义研究范式的转换

尹才祥   ………………………………………………………………

五  中国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家文化建设

陈延斌、张  琳   ………………………………………………………

唯物史观形成发展的四次转向及其对中国道路的启示

吕鸣章   ………………………………………………………………

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境界

2018在时光中闪亮出场，我们已经站在了改革开放壮阔大潮狂飙突进40年的新时代历史方位之上。“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活的灵魂，不仅成为开启中国道路的历史起点、引领中国道路前行的思想先导、贯穿中国道路始终的内在精神，而且以前所未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大繁荣与大发展的辉煌成就及与时俱进的创新逻辑，成为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中国道路与哲学表达两大出场史之间紧密的自我相关、自我缠绕、相互映照和相互推动，哲学的时代化和时代的哲学化,呈现出双向本质性地同步、同态、同构地高度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和在场性得到充分的显现。今天，在新时代中国道路的新起点上，借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7》卷出版撰写序言的契机，写上几句话，我们隆重纪念真理标准大讨论40周年，再一次在关键的时间节点上深描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学术史前沿图景，充分揭示这一繁荣发展作为中国道路出场史哲学表达的深刻关联，认真总结哲学发展与中国道路探索之间的相互作用、共生共长的演化规律，对于更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对于中国道路探索的重大引领作用，深刻理解中国道路开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重大推动作用，更高地举起我们思想中的时代旗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作出中国原创性贡献，都具有重大而积极的意义。以深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学术史前沿图景、分析与研判其发展趋势和规律为己任的“江苏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研究中心”，已经连续第6年推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是多年来研究的继续，更是对孜孜以求的主题考察的拓展和深化。那么，我们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40年中国道路的关系呢？站在新时代历史方位上，我们又怎样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境界呢？一、开启中国道路的思想先导：实践观的哲学变革与深化发展

?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石，也是哲学引导社会变革的先导观念。在170多年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从实践观出发发动哲学革命，创立新世界观，宣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80多年前，同志用《实践论》来批判党内教条主义，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路径。40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再一次成为撬动历史大门、开启中国道路的思想先导。“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大讨论不仅以犀利的思想之矛破除了“两个凡是”的僵化教条，恢复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从而为开启中国道路打开思想解放的大门；更在哲学领域内部引发了对实践标准、实践观以及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的深化讨论，形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次哲学研究和争论的高潮，也同样成为哲学界打破前苏联教科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僵化教条的理解、推动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丰富多样的理论创新的共同历史起点。这一推动，沿着以下五个方面渐次展开。

，极大地深化了关于实践标准的地位、内涵、结构和功能的研究，从认识论和唯物史观双重视野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道路前置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围绕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与逻辑标准、实践客观性与目的性、实践要素与结构、实践类别与领域、实践检验真理的复杂过程等系列重要哲学问题，学者们在《光明日报》、《哲学研究》、《学术月刊》等各大报刊杂志发表了近千余篇论文，展开了研究、争论的热潮。实践标准的客观性得到进一步深度阐释，但是实践的目的性和自觉性以及在实践标准内部的支配地位和自觉地位得到学者的进一步深度体认。此外，在实践结构研究中，“主体-客体”对应范畴终于问世，作为新的理解框架，极大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域。科学哲学对于实践检验复杂性的研究成果，也被系统地纳入学术视野，使学者对于实践标准的性和相对性关系、对于“真理是一个过程”的辩证法思想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实践与认识更是社会的，是通过社会关系而展开的过程。因而，社会认识论、广义认识论也应运而生，促使学界更加关注实践检验和真理获得对于社会关系的依赖性。总之，这一学术热潮的出场，正是呼唤社会变革、开辟中国道路这一重大问题上政治论争的哲学表达。坚定为实践标准的权威辩护，同时辩证地和整体地理解实践标准检验的性和相对性关系，更深刻地理解实践检验的社会关系维度，成为这一大讨论中学术板块的主流话语。实践标准的大讨论，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当代继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继续，更是确立实践观权威、为以感性活动探索新时代中国道路开辟可能性空间的开端。

第二，随着有关实践标准中真理与价值关系研究的展开，学界开启了价值观、价值哲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等新领域，在根基处规约了中国道路探索的为民维度。对中国道路探索的认识不仅存在着真理性问题，更存在着出发点和归宿点问题，即为了谁、服务谁的立场问题、价值问题。实践标准也不仅为了检验真理，同时也为了检验价值。真理回答主观认识是否与客观符合的问题，价值反映认识是否有用、对谁有用的问题，两者既有区别，更有联系。越是真理性的认识，越与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我们强调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选择一条有利于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道路。人民是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主体，也是衡量价值的标准尺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观上的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性，随着实践观的深化讨论而逐步明朗起来。进而，关于价值和价值论、价值哲学的研究风起云涌，出现了一大批学者。这一新领域的开拓，不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鲜明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较为充分地显现出来，而且带动了而后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的研究，进而带动了文化哲学、伦理学等部门哲学的繁荣和发展。

第三，深化了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首要和基础性的地位，引发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创新理解，特别是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大讨论。学者们结合马克思文本文献学考订发现：从主体出发变革世界的实践观出发，马克思认为真理是在实践中成为对象性（Gegenst.ndeliche）的才是有意义的。离开实践中的对象性关系谈真理性，纯粹是经院哲学问题。因而，实践不仅仅是认识论的之的和首要的基本观点，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的和首要的基本观点。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无非是从感性活动的对象性实践来展开的理论这一意义上说，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也从一定意义上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性的认识。由此，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延伸至关于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解，就成为强烈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度进展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尽管在今天看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和体系的种种新理解、新概括未必完善准确，但是当时对于推动解放思想、打破前苏联教条、走自己的路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第四，深化了部门哲学和应用哲学的研究。走自己的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前无古人的事业，需要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和创新。改革领域是拓展的，从经济体制走向全面深化改革；发展领域更是整体的，从经济领域走向政治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和生态领域，终成为建设的“五位一体”，表明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是具体的、全面的。因而，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指导不仅停留在一般原理和方法层面，更要在崇尚实践观点的思维路向指引下深度创造分门别类的部门哲学。哲学源于生活，先有问题中的哲学，才有哲学中的问题。因此，以反思的问题学视域开创以问题为中心的部门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价值哲学、社会哲学、发展哲学、文化哲学、军事哲学等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蓬勃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部门实践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更能贴近实践、贴近生活、贴近大众的需要，更能具体地解答和指导中国道路实践探索中的重要问题，也因此更能在实践前沿上时间表达中国道路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丰富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部门哲学、应用哲学不仅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成果，而且成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百花园中争奇斗艳的葩丛。打破传统苏联教科书学院派的体系化哲学的教条，在部门中带着强烈的指向时代实践意识，呼喊“哲学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哲学，”“改革的哲学”和“哲学的改革”，“建设的哲学”和“哲学的建设”等充满时代实践气息的口号，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体系建构的壁垒，进一步走向反思的问题学。

第五，由时代化的实践观研究深化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走到一个新阶段，聚焦中国道路、中国现代化的哲学研究呈现前所未有的崭新气象，基于本土实践经验的哲学研究成果的滋养，使哲学研究理念得到进一步升华，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生、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坚实的哲学支撑。

二、对话与创新：开放大潮语境中的话语方式转换

走改革开放道路必然要自主打开国门，造就越来越开放的环境，这不仅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更是大力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蓬勃发展的关键一招。从开放之初被动仓促应战到主动批判地吸纳国外优秀思想成果、推动理论的时代化创新，再到满怀自信地为走向世界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中国原创性贡献，40年来的开放史就是一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强国史、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史。40年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阶段在开放之初。以上个世纪“异化与人道主义”之争为标志，国门初开、大量西方思潮、特别是西方“马克思学”思潮大量涌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准备不足，与之打了一场被动的遭遇战。围绕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和“人道主义”思想究竟是否代表本真的马克思，中国学者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之间发生了开放以来的场大对话、大论辩。虽然终取得了初步胜利，但是论辩也全面暴露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弱项：一是仓促上阵、被动应战，西方长期形成的学术积累话语优势明显，大大高于处于长期学术封闭状态的中国；二是中国学者严重缺乏原典文本文献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术研究积累，更缺乏对西方思潮的深度了解。然而，论辩与对话大大刺激和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取得长足进展。上个世纪80年代初，围绕对话需要，黄楠森、陈先达、庄福龄、靳辉明、孙伯鍨、刘嵘、叶汝贤、余源培等一大批学者出版了相关著作，在中国开创了这一学科。二是对原典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开始起步，以MAGA2为中心的研究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并形成了以张一兵为代表的南京大学团队。三是全面深化对话，以复旦大学团队为代表，不仅将与西方思潮对话作为“马克思走向当代”、创新理论的基本路径，更推动了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的蓬勃发展。

第二个阶段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前10年。20年间，中国学界翻译出版了西方几乎所有著名的学术著作，评价了西方几乎所有的当代思潮，用“请进来”、“走出去”方式开展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迅速填平了中国以往在封闭岁月对西方学术造成的信息鸿沟。这一时代的中国中青年学者全面阅读着、咀嚼着、审视着西方学术著作，榨取其中的合理精华。但是，这一时段学术风气也有偏颇，就是一部分学者过度依赖西方学术话语，言必称西方，“以西解马，以西解中”，看似具备世界学术素养，实质缺乏理论自信，让自己的头脑成为西方学术的跑马场。

第三个阶段为本世纪第二个十年。随着中国大国地位的提升，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世界负责任的大国， 理论自信地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中国原创贡献的时代使命就必然摆在中国学者面前。与从“世界走向中国”到“中国走向世界”进程的根本转折相呼应，中国理论自主创新、走向世界的崇高使命必然要求中国学者要在学术上发生学术话语方式的根本转变，坚持四个自信，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学术原则，做原创学术，而不能再照抄照搬西方学术话语。因此，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国外学术之间的开放性对话立足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历史起点，进入一个新境界。

三、 方法论自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

中国道路的出场史是从感性探索到理性自觉的转换史。同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创新史也经历着从理论自发探索到方法论自觉的过程，主要表现为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40年来，先后有教科书改革、原理研究与体系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文本文献学解读、对话、反思的问题学、部门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学等9种范式依次出场，成为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主要路径和主要方法，因此也造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学派。深描上述研究范式的历史成因、基本特征和主要功能等等，笔者已经在其他地方做过较为系统的阐释。这里主要需要补充的是，从出场学视域看，上述范式创新和转换的出场如何高度体现为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

范式是学术共同体共同遵循的研究规范和准则，也是其共同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一种研究范式向另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或者说，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的出场，都绝非偶然，而是满足时代呼唤的理论创新的需要。在深层次上，都是中国道路探索的需要。中国道路进程成为上述范式不断出场的深层根据。

以直言、断语和统一体系为特征的教科书话语方式一直成为普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方式。教科书改革的动力来自于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道路探索的实践推动。前无古人的创新经验需要转化为哲学，因而就与相对稳定的教科书体系相冲突，因而需要与时俱进地不断修改和改革。因此，教科书改革本质上就是对时代化内容不断发展的与教科书话语体系稳定形式之间矛盾的解决形式，或者说是在相对中追求的探索形式。然而，对时代化内容创新理解的多样化和教科书大一统话语体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达到无可解决的时候，原理研究与体系创新范式就必然产生。以个体化、多样性的专著、论文方式来替代统一的教科书话语体系，为更创新、自由地表达学术见解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空间。

原理研究和体系创新范式虽然能够更自主地容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理解，但是在话语方式上依然带有浓厚的教科书痕迹，成为其摹状品。静态的逻辑体系阐释依然不能满足中国道路开拓所具有的时代性、历时态思维的需要。因此，强调变革、发展的精神转化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历史性思考的强烈冲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应运而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历史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与中国道路的时代性维度、与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造精神高度契合。而要深化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必须要有“回到马克思”态度对其原典文本文献作时代性解读，因而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应运而生。而解读原典的时代指向是为了让马克思走入当代，因而在与西方思潮展开对话语境中激活马克思的思想精神，让马克思重新出场和在场就成为势所必然。批判地吸收外来思想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保持自我更新生命活力的基本途径之一。

考察思想出场的逻辑和历史，需要穿透思想而抵达真正决定思想出场的现实基础。哲学是把握现实的逻辑。聚焦中国道路实践探索，以问题为中心的“反思的问题学”范式始终成为中国学者主要遵循的圭臬。发展问题、民主政治、社会转型、文明对话、生态建设、价值秉持、现代化问题等等都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需要解答的问题。然而，反思重大时代问题绝不是杂乱无章、散漫无机的，而是可以在各个相对系统的学术领域之中加以考察的。因此，部门哲学就是对中国道路探索中的分门别类特殊问题的学科性解答的哲学产物。中国大地产生的部门哲学具有中国问题、中国立场和中国风格，因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维产物。

将中国道路的出场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与时俱进创新史纳入一个研究范式，完整把握两者的出场逻辑及其相互关联，就必然选择出场学。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出场的根据和形态的出场学，就是以深度揭示作为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学术史的恰当方式。

党的十九大郑重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当代指引中国道路继续前行的指导思想。新时代中国道路必将继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进程。

四、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历经40年改革开放大潮涌动的洗礼，造就中华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发生、发展到逐步成熟，贯穿着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实践唯物主义精神，真正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文明的活的灵魂。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境界，这是我们共同的宗旨。本期依然如故，分为五个栏目：范式专题、学术视点、发展理论、中国道路和专家评论。

范式专题则一如既往地由范式中心的各位特邀专家对改革开放以来所逐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各个范式的年度进展进行评述。这些专题报告从各个切口入手，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各个路径和领域的前沿图景进行深描，对其创新成果加以评介，对其基本走向加以研判，对所存在问题加以分析，以便汇总成为一幅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图景的画面。当然，上述专家都是中青年学者，但是，因为术业专攻之故，经营有年的他们在各自熟悉的领域其专业性和熟悉程度国内外几乎无人能及。他们已经成长为一批世界仅见的一流评论专家，依靠他们，本刊在所专治主题领域也才能真正独步于天下。

“学术视点”邀请了三位学者，分别是马丽娟、孙乐强和王晓升。所论及的主题也各不相同，分别关切如何看待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从后现代的边缘人立场如何看待现代性矛盾。马丽娟和孙乐强分别从两个角度论述关于如何选择《资本论》文献学理解的立场问题。马丽娟强调既要在原则上强调回到《资本论》、又要根据时代变化在具体结论上走出《资本论》的某些具体过时或仅限于西欧的结论。而孙乐强则针对西方MEGA2编辑《资本论》所采取的“历史考订版”方法带来的“解构主义倾向”、以及造就的“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领域的对立”论展开分析，终得出自己的主张：“不能因为强调哲学的政治导向和党性原则，就对原始文本做随意的调整、修改和删减；同样，也决不能因为强调文本的原始状态和‘本真性’，就有意无意地消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更不能依据学园版MEGA的编辑原则，来彻底否定《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的合法性，由此制造马克思恩格斯在整个《资本论》问题上的彻底对立。实际上，文献考证只是一个基础工作，或者说只是思想史研究的一种预备方法，即校勘文字、确定文本的创作编年等，进而为思想史研究提供有效支撑，但它本身并不能代替思想史研究；换言之，它既可以服务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也可以用来解构马克思主义。”王晓升则从解读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入手，着重分析本雅明把人根据与现代性社会的疏远关系而分为三类人，来谈论何种人能够走出现代性困境的问题。本雅明认为类人是对于现代社会秩序持一种敌意的人。这类人就是他所说的波西米亚人。第二类人是流浪者，这类人不是把自己融入到社会秩序中，而是对社会秩序保持一定的距离，试图观察社会并更好地理解社会。他们类似于犬儒主义者。第三种人就是大众，是顺从现代社会秩序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