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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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钮文新 著
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ISBN9787513052054
出版时间2018-0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49元
货号1201631724
上书时间2024-09-18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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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钮文新，1985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1987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90年开始专业财经新闻报道，是新中国首代专业财经记者。钮文新在专业财经新闻领域从《中华工商时报》记者到《财经时报》总编辑，任职过所有财经新闻业务岗位。1996年到2000年，在中央电视台经济部工作期间，作为总编导、总撰稿制作完成大型电视专题片《走进国债》《金融风暴》和《资本市场》。钮文新看问题一贯坚持“靠前视野、系统论证”的特点，所以他总能对靠前经济问题提出自己独立的判断。1997年在制作《金融风暴》系列片时，钮文新在中国抢先发售提出：“和平时期，一个国家安全并非军事安全，而是经济安全，而经济安全的核心是国家的金融安全。”该观点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国务院、人大常委会分别致电中央电视台，甚至上门向钮文新索要电视片脚本。经过多年的研究，2009年，他更是大胆地否定自己，提出：鉴于特殊的经济结构，中国根本不具备效仿美国发展轨迹的历史条件，所以金融必须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源，而且对中国而言，更需要关注实体经济的风险，而金融风险则是实体经济风险的衍生品。20多年的财经新闻工作中，钮文新几乎访遍了中外品牌经济学者和经济官员，撰写文章上千万字。2003年，他开始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以及靠前多家财经电视台担任财经评论员，他的评论风格视野宽阔、理论扎实、朴实无华、语言清晰、观点鲜明、逻辑细腻、敏感透彻、独到独立。如今，钮文新除在证券资讯频道担任总编辑兼首席新闻评论员以外，还为《中国经济周刊》、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等多家财经媒体撰写专栏文章，并兼任国家发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中国外汇研究院副院长，中央财经大学、防灾减灾学院客座教授等；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钮文新担任当年国家社科基金重要科研课题——《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总撰稿，不仅要参与研究，而且负责撰写全部研究报告；同时，他的许多意见和建议获得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目录
章 世界正步入“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
第二章 一路狂奔的中国金融
第三章 可怕的“隐性绞肉机”
第四章 “三元悖论”能解发展困局？
第五章 把握全球经济新格局
第六章 探寻中国通胀的真相
第七章 拨开经济谜团，走出认知误区
第八章 探求中国特色金融之路
内容摘要
《大变盘（探求中国特色金融之路）》中，作者钮文新不过多纠缠于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通过分析中国加入WTO以来的几次政策变化的利弊得失，揭示中国必须面对的靠前经济环境与变化，靠前经济竞争的残酷性，以此探求中国金融存在的问题、金融改革的优选目标，很终给出了中国特色金融之路。
精彩内容
多年的数学训练让我养成了一个习惯：遇到需要解释的经济学问题，不是简单地照搬教科书上的固有结论，而必须是重新观察条件，然后运用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重新推理，从而获得更接近正确的结论。当然，也是因为长期的数学训练，让我能够忍受超长逻辑线条和更加综合的分析推理，而且乐此不疲。或许，正因这一习惯，让我看问题的方法和所得结论总显得有些“各色”，甚至有些“孤独”。不过，20多年的实践证明，采用从现实条件出发“长逻辑与关联性”的经济实证分析，让我更具发现和判断未来的优势。尤其当我需要面对大量股票市场投资者的时候，这样的分析显得更加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更早地发现问题，更切实地判断政策的利弊结果，更有效地做出防范风险和发现机会的准备。同时，这样的分析方法也可以让我们更早地关注政策转变，预判政策变化带来的效果。正如英国女经济学家琼·罗宾逊所说的那样：学习经济学的目的不是找一大堆答案来回答经济问题，而是学会别被经济学家欺骗！鉴于罗宾逊是“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代表人，所以她所不屑的恐怕是当今“主流经济学派”。这类经济学家往往把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当成“伟大、永恒且圣经般的真理”，他们不允许否定、不允许出格，无视事实地坚持僵化的教条，好像经济学不是科学而是宗教。我坚决反对这样的学风，主张“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理论研究，坚持唯物辩证的方法论。经济学家真的会“欺骗”吗？我看倒也未必是存心“欺骗”。原因是，这些年的经济学研究太像数学研究，动不动就要建立个数学模型，建立个数学方程或函数关系。我是学数学的，也未必看得懂所有模型，但至少知道一个道理，建立数学方程或函数模型必须基于大量限定性条件，而且超过三维的、直观的数学模型根本不存在。更何况，经济学的所谓数学模型大都是二维模型，太简单了。用这样的模型去解释千变万化的现实经济社会，岂不是可笑至极？现实经济社会应当考虑的自变量太多太多，根本无法采用数学模型加以解释，而能够解释的，也只是其局部，并以假设大量条件不变为前提。所以，我们会经常发现，经典经济学往往解释不了或是错误地解释了“整体经济”问题，因而给人以“欺骗”的感觉。比如，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这是一个十分简单，被深信不疑，并被政策制定者经常运用的经济学命题。但当这个命题面对现实经济社会的给定条件时，它还一定正确吗？我的回答是：不一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它只是一个“伪命题”。实际上，“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这一命题成立需要极其严苛的前提条件，如它要求“市场充分竞争、信息充分对称、参与者充分理性，同时，从法律角度看，参与主体的市场地位必须平等，交易过程充分公平、公开，而且具有充分的效率”等。这会让人自然地联想到“充分市场假说”（也称有效市场假说）。20世纪初，法国数学家路易斯·巴舍利耶在分析股票收益率时提出了这一“假说”，成为其奠基人；1965年，美国金融学界的著名思想家尤金·法玛同样在研究金融证券市场走势规律的时候，明确提出了“有效市场假说”。他说：在一个证券市场中，如果价格完全反映了所有可以获得的信息，这个市场就是一个有效市场。实际上，日后所有对金融市场的技术分析理论都是基于这个“假说”，但事实告诉我们，有了大量的技术分析理论，我们并不能充分了解、预测市场走势，尤其在一个“庄家”横行的金融市场中，技术分析理论往往是他们操作价格、误导市场的重要武器。金融市场如此，商品市场同样如此。某种商品的价格变化一定反映真实的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吗？有人说，短期不好说，但长期一定是这样。那我们每天都要使用的日常消费品，较过去30年价格上涨数倍，这是因为供不应求所致？事实显然不是这样，中国一般消费品产能过剩、供过于求，那为什么价格还会不停地上涨？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在当今世界里，充分自由竞争的市场根本就不存在，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是“寡头垄断”的市场。信息充分透明、对称根本谈不上，谁的经济实力大、谁的权力资源多，谁就掌握更多的信息；市场参与者从来都不会充分理性，这几乎不符合“贪婪与恐惧并存”的人性特征，而实际上是“羊群效应”周而复始。由此可见，“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这个命题成立的前提并不存在，那这个命题还能成立吗？还能在多大程度上成立？所以，从逻辑学角度看，“供求关系决定价格”无异于伪命题。举一个例子。2006年，在供不应求的喧嚣声中，国际石油价格冲上147美元/桶，而当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在美国国会介入油价调查后发表声明指出：仅OPEC当年富余产能为每日200万桶；索罗斯等国际金融豪客也被请到美国国会作证，证实了国际油价其实是金融操纵的结果。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因为许多问题太过复杂，故而已经没有了简单的答案，尤其是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让我们看到，对于中国而言，原本认为简单的问题，已经变得十分复杂。2009年3月6日，中国央行行长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很难用过去的经验、过去的分析框架来对待这次金融危机。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每天要应付很多新问题。过去有一些常规经济发展中常用的各种数学模型、计量经济模型等，在这个阶段有可能都不太好用了。主要是新的东西多，超出传统的思维方式，也超出传统的经验分析方法。”说的确实是实际情况，但在我看来，也许不是新问题太多，而是我们过去对问题的认知太简单。那些被经典教科书所推崇的经验模型，不只是在金融危机期间失效，在未来可能永远不再适用，而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重新进行“条件判断”，依据基本原理，重新寻找结论。著名的投资家·费雪很早就发出过这样的感慨：看看过去的书，有时候很有意思，当时的真理，随着历史的变迁已经被冲刷得没了颜色。既然如此，机械而教条地使用这些经济学理论去制定经济政策，那才是真正的灾难。多年的经济研究让我发现，许多貌似正确的理论，其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经济陷阱，而中国照抄照搬的结果必定是落入陷阱。正是因为看到“灾难性的问题”可能摧毁中国经济，所以才着急，才迫不及待要写这本书。说说您现在看到的这本书吧。从1988年到现在，从记者到总编辑再到专职经济新闻评论员，28年的新闻生涯告诉我，每一篇报道和每一次分析都必须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这不仅仅是对读者、对投资者负责，更是对自己国家的经济利益负责。尤其是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之后，经济报道与经济评论背后的利益关系日趋复杂，而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中国的财经媒体人必须懂得中国的经济利益所在，必须学会准确地识别各种经济舆论背后的国际与集团利益。否则，我们的舆论就会不知不觉地落入他人的利益圈套，甚至迫使中国经济政策走向扭曲，变成输出中国国民利益的工具。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实实在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写这本书，并不想过多地缠绕于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想通过自己的研究发现，分析中国加入WTO以来的几次政策变化的利弊得失，揭示中国必须面对的国际经济环境与变化、国际经济竞争的残酷性，并从中找到中国经济的前方可能存在的陷阱和“自以为是”的解决方案。记得在当选后的次“”记者见面会上讲过这样一番话：我经常会见美国的政治家，他们和我谈话，很坦率地说，我是为美国利益而来。我跟他们说，我是为中国利益工作。这番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国际经济竞争，各国往往只强调自己的利益。有没有“双赢”的可能？有的，但前提是合作。就是说，只有合作才可能“双赢”，没有合作，那一定是“零和游戏”。中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一贯主张合作，并在合作中寻求共赢，这也是主张“新型大国关系”存在的基础。但很遗憾，你想和人家合作，人家是不是愿意与你合作？尤其是“老大当惯的国家”。历史地看，倚强凌弱才是它们的惯性思维，而这个惯性思维很难转变。我们不能指望别人开恩，指望别人的施舍去苟且偷生。我们需要谈判的筹码，需要具有中国特色、异于常规、讲求中国利益的“经济战略”，更需要一套完整的、在最坏条件下一样可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技术战术。这本书抛砖引玉，希望能有更多人和我一起来思考这样的问题，让我们共同的祖国突破困局，日益强大。特别需要声明的是：有些人一看到国家之间利益分析和中国对策的观点，就立即对之冠以“阴谋论”的抨击，似乎大国崛起可以无谋而成，而有谋、要谋、说谋者均为小人。但在我看来，中国要屹立于世界之林，必须谋，阳谋也好，阴谋也罢，面对“利益至上”的国际经济竞争，无谋必败。尤其在许多改革开放的问题上，国家利益的维护更是不可回避的重要前提。年轻的时候当记者，职业之便可以让我接触一流的经济学家，我会把他们当成老师。但我毕竟非经济学科班出身，尽管也研读过大量教科书和经济学专著，但都属于自学。所以，我深知自己对经济问题不可能了解得那样全面、精确而深刻，肯定会有许多片面之处。但我相信，更为全面的认知需要更多有识之士相互启发、相互补充、相互验证。所以，就算有错误之处，我也要说出来，哪怕被人否定。因为否定的过程一定是走向更加完善、更加明了清晰的过程，只要我们都本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愿中国的经济前景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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