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地域社会变迁中的广东乡村妇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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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正刚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94517
出版时间2016-09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128元
货号1201392847
上书时间2024-07-02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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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正刚，1965年生，安徽定远人，历史学博士。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所长，中国古代史学科学术带头人。先后就读于安徽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分别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93年7月至l994年10月，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工作。1994年11月至今，在暨南大学工作，l997年破格晋升教授。广东省高校“千百十工程”首批培养对象。曾受聘为四川客家研究中心顾问、中山大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客家学专业学术顾问、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主持完成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多项省部级社科项目，出版专著10多部，发表论文近百篇。
目录
上册
第一章明以前岭南乡村妇女的强势形象
一龙母传说时期的岭南社会
二岭南妇女的剽悍形象
三好巫环境下的岭南女性
四“妇人强男子弱”的性别结构
五士大夫建构岭南女性正统形象
第二章明代珠三角地区诉讼中的女性研究：以案牍为例
一女性对父家、夫家的财产继承
二妇女拥有对继嗣的选择权
三女性在各种纷争中的行为
四诉讼案件反映的女性贞节观
五珠三角重商风气下的好讼
第三章清代乡村妇女的权利与地位：以契约文书为例
一珠三角地区寡妇在契约文书中的角色
二潮汕地区寡妇在契约文书中的权利与地位
三客家山区女性在买卖契约中的角色
四妻子在田地买卖契约中的角色
五混合型家庭女性参与的土地买卖
第四章明清仕宦形塑的女性形象：基于地方志考察
一女性姓名权与婚姻之关系
二未婚女守节与行孝及其影响
三孀妇守节的两难选择
四寡妇改嫁流行及其背后的利益之争
五乡村妇女的日常生活
六乡村女性的读书识字
下册
第五章明清家族建构的女性形象：以族谱为中心
一女性婚姻的地域圈考察
二族谱所反映的女性智勇双全形象
三族谱对女性婚嫁态度不一
四倡导女性节烈以寻求社会资源
五对女性读书识字的赞许
六太婆崇拜凸显女性在家族的地位
第六章清代乡村妇女生活实态之考察：以档案为例
一妇女田野樵薪之劳作
二女性结伙犯罪之考察
三妇女在田地等纠纷中的暴力现象
四妇女在家庭矛盾中的泼辣形象
五乡村妇女的婚外情及其贞节观
六乡村妇女参与商业贸易
第七章明清庙会中的女性：以碑刻为例
一女性祭拜神灵的习俗
二南汉至明代女性捐施寺庙
三清前期女性捐施庙宇的多样化
四开埠后女性助金的活跃
五港澳及海外华人女性的助金
第八章晚清乡村妇女的职业取向
一珠三角地区缫丝厂中的女工
二城市家政服务业中的女佣
三女佣市场和团体的出现
四走出国门“打洋工”的女性
五新式职业女性观念的变化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内容摘要
本书是靠前部相对系统、完整而深入地研究广东传统社会妇女史的学术专著。书中运用大量的案牍、契约文书、地方志、档案、族谱、碑刻、笔记文集、报刊等历史文献，以妇女史和乡村社会史相结合的学术视野，将妇女置于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发展、贸易靠前化、文化传统的国家化、士大夫化等大背景中，揭示她们的生存状态、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等演变，为理解和认识明清区域社会变迁提供了新视角。
精彩内容
前 言 一 本书的缘起 广东地处南海边疆，背靠五岭，面向大海，既有山区丘陵和平原，又有广袤的海洋及海岛，早在秦汉时已成为中原大一统王朝疆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然而，直到唐宋时期，尽管广东早已被王朝纳入国家版图，并设立政区进行管理，但地处边疆的广东社会一直被中原士人视为“荒蛮烟瘴”的化外区域，士人对此的记录彰显了广东地域传统的鲜明特色。广东在中原士人的印象中以“烟瘴荒蛮”的自然环境和“妇人强男子弱”的社会环境而著称，尽管自两晋以来，北方战乱造成中原士人和民众源源不断地南下，但广东始终给人以“另类”的荒蛮印象。宋代以后，随着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发的加快，儒家文化也逐渐在广东各地得以推广，明代广东士人集团成长起来，他们试图以改变广东的另类形象为己任，不断推行儒家教化。儒家文化开始向社会各个角落渗透，广东在观念和行动上逐渐与王朝保持一致，从乡村到城市都达到了儒家文化所要求的预期目标，至少表面上达到了这个目标。明清时期，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广东因有着漫长海岸线以及王朝政策倾斜的原因，成为中外商人聚集和货物交易最为繁盛的区域，清前期的广州更成为优选贸易交流的中心地。广东因商业化氛围的浓厚，又被人视为“腥膻逐利”的渊薮。外来士大夫到达广东后，仍以猎奇或别样的目光审视并记录这里的一切，凸显了广东地域文化的独特性。 在儒家文化向广东社会渗透的过程中，广东本地士大夫起到了重要作用。明代以后，他们通过科举入仕获取功名，不论是在朝还是在野，都将自己所接受的儒家理念向本土民众推广，并试图改造广东原生态却不合“正统”观念的风土人情，推动着广东在文化认同上向王朝看齐。而女性作为社会大众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宋明以来士大夫们推行教化的最重要对象。她们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对礼教认同与接受的程度，是判断地域社会与王朝整合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也是我们分析岭南社会如何与中原王朝逐渐整合的关键要素之一。 至少自汉代以来，传统社会就一直在强化男女在家庭与社会中所扮演角色的不同，多数男性士大夫不遗余力地将女性边缘化，唐代以后王朝推行科举考试选拔官僚，更是将女性排除在外，因而男性成为操纵和形塑地方文化的代表者。在男性士大夫的喧哗声中，女性的声音被掩盖，甚至处于失声状态。除了极个别的女性外，由男性士大夫书写的历史总是在有意或无意之间将与男性共同创造人类历史的女性加以忽略。应该说，男性士大夫们刻意而强势地推行的儒家文化，逐渐被女性所接受，如广东在明代之前流行的“妇人强男子弱”的社会性别结构，在明清官私文献中逐渐走向贞静柔顺、三从四德的理想模式。宋明以后，随着儒学和礼教在广东的日益渗透，女性被赋予了更多符合王朝意识形态的社会期望，除了对父母及公婆行“孝”外，“节”“烈”也成为更多女性的生活选择。由于绝大多数女性不能读书识字，因而她们无法用文字来表达她们的生活体验，即使有少数女性可以书写，其内容也多是闺阁情愫，她们无法像男性士人一样拥有书写历史的主动权。 实际上，就广东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女性始终是家庭和社会不可或缺的主力，她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有时甚至比男性的角色更为突出。因而，即使在男性士人书写的各类历史文献中，也无法抹杀女性创造历史的印迹。在由男性士人书写的历史文献中，由于广东女性生活在山区、平原、濒海地区乃至海岛等不同的地理环境区域，女性在不同区域所扮演的角色也有不同，她们对儒家礼教的接受程度也并非整齐划一。但总体来看，她们既有对儒家礼教不同程度的接受，又有对广东传统习俗的顽强延续，因而我们在阅读男性士人书写的女性形象时，通过对书写者的心态和目的进行细致的考量，依然能辨析出广东女性在历史进程中的作为，尽管这一形象有时会很模糊，但毕竟能反映女性与男性共同创造历史的某些面相。 明清时期，广东经历了宋元以来士大夫的不断形塑，官府对广东控制进一步加强，行政区划和乡村社会组织逐渐得以完善。尽管中间有明中叶黄萧养事变以及明末社会动乱、清初迁海等重大社会变动，但每次事变之后，经过官绅的重新整合，广东社会都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呈现新的变化趋势，如广东的宗族和民间信仰与王朝国家的整合度得以加强。尤其到了清前期，由于王朝规定广州一口通商，广东成为国内外商品交流的重要集散地，并日益融入优选贸易的体系中，广东社会的商业化倾向十分明显，广东沿海与内陆山区在开发之中的联系与交流不断增强，生活在其地域内的不同族群及外来移民之间互动频繁，不仅使得相互之间的身份变更加速，而且不同风俗也相互影响，渐渐演变为广东本土特色。在此过程中，乡村妇女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明代以后，随着王朝控制的加强以及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广东受到了中外文化的影响，乡村妇女在旧传统与新因素之间，既有对旧传统的坚持，又有对新因素的吸纳。在历代士人书写的正史和地方志等官方文献中的女性形象渐渐向王朝要求的规范看齐，但民间文献中的碑刻和契约又反映了女性争取权利、参与社会活动的“另类”形象，暴露了乡村女性坚守旧传统的面相。其实，广东社会文化结构的变迁过程是由王朝派遣到广东任职的中原士人和广东本地精英以及生活在广东的男人和女人们共同完成的。对于广大民众而言，外来官员和地方精英均是王朝国家的代言人，他们一方面努力向乡村社会推行儒家教化，将王朝的观念普及到民众之中；另一方面又将在本地民间社会流行的根深蒂固却不符合官方话语的习俗，通过重新包装加以整合，使之符合王朝国家要求的形象，从而使地方习俗得以延续和存活，并继续在民众生活中生长。地方精英对国家与区域的双重身份使他们成为国家与区域间的桥梁，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女性对儒家文化也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吸纳，由士大夫书写的地方志与族谱文献显示，明清广东女性读书识字的人数有所增加，女性也开始书写自己的社会体验，而她们的书写又明显按照儒家的要求来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 海内外学者对华南区域史的研究一直兴趣不减，已有的研究成果更多关注制度层面，如以里甲、祭祀仪式、宗族等为研究对象，试图阐述华南地区与中原王朝在政治与文化方面的整合过程；也有少数学者以性别为研究对象来观察女性在岭南与中原整合的过程中的反应与体验。但有关广东女性史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对珠三角地区自梳女的研究，对广东女性的整体性研究却不多见。与方兴未艾的各种岭南文化研究相比，广东女性史研究处于一种较冷清的状态，即使有少量成果也不成系统。女性作为广东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之一，她们在社会变革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她们对自身形象与价值追求的改变颇能体现她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因此从女性史的层面来观察明清广东社会变迁无疑是一个好角度。诚如叶汉明所说：“将妇女写进历史，就意味着历史的传统定义要改变。”本书以明清广东妇女在社会经济变迁中的地位变化为主题，研究女性在乡村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围绕女性活动而形成的习俗传统，这些习俗传统对王朝教化不时应变，既有接纳融通又有变通保留。明清广东妇女在社会巨变中的表现颇具代表性，她们在私人生活空间和公共活动场所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呈现了妇女在社会变迁中的能动作用。 二 相关研究动态 傅衣凌先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一书，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奠基之作。改革开放以后，傅衣凌先生主编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杂志引导着学术界向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方向迈进，并逐步形成了以福建厦门大学和广东中山大学为中心的两个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重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更多关注区域的、民间的社会历史研究，关心普通百姓的历史，试图以区域发展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细致而多层面地展示普通人的生活体验，一方面可从区域历史中发现不同于国家或民族历史的某种独特性，另一方面期望从区域研究中发现一套取代基于国家文化霸权的话语系统，以建立新的历史研究范式和历史解释体系，其目的是为了回应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王朝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 科大卫、刘志伟、陈春声等近些年来一直致力于华南区域史的研究，在有关制度、宗族、地方信仰、乡村社会等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展示了国家的制度和礼仪在华南社会推行与表达的历史过程。刘志伟透过研究明清里甲赋役制度在广东的实行及演变，考察了王朝制度与现实的社会变迁、经济发展、文化演变等过程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关系。科大卫则以国家和宗族为中心分析了王朝在整合华南地域社会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国家法典条文与民间礼仪习俗交织互动的进程，华南与王朝之间的正统纽带不仅建立于里甲与祀典之上，也建立在宗族这套语言之上。宗族不仅是一种血缘、亲属制度，更是一种用礼与法的语言来表达的秩序和规范。士大夫们既运用这种规范应对朝廷的各项赋役制度，也运用其改造地方风俗，借此表达有利于获取更多资源的文化与身份认同，地方社会由此得以归入国家礼教程序中。贺喜则以广东西南部地区不同族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通过大一统的礼仪与文化推广，构建了以冼夫人和雷神为中心的信仰祭祀模式，表达这一区域对王朝国家的认同，从而形成自己的地域文化。程美宝把广东地域文化放在晚清中国国家观念变化过程中进行考察，当时的士大夫们在国家意识和地方关怀的二重奏中，着重从历史叙述、种族血统、学术传承、方言写作、地方民俗等方面书写地域文化，并以此来表达他们心目中的国家观念，在国家认同与地方认同之间建立起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研究关注的问题是王朝制度与区域社会的互动所引起的区域社会变化，实际上关注的是乡土社会的变迁。20世纪以来，人们对乡村社会的关注，并不限于学术界，中国革命也基本上是从农村开始的，、陈翰笙、李景汉以及日本满铁株式会社开创了中国乡村社会实地调查的先河，以费孝通、林耀华为代表的学人通过田野调查撰写了被海内外学界奉为经典的中国乡村社会史研究论著。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黄宗智等致力于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考察，其代表作后被冠以“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丛书”出版；大陆学者秦晖等推动了多学科整合的“农民学”研究；以陈春声、科大卫等为代表的一批华南学者，发展了傅衣凌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与问题意识，重视田野调查的现场体验与文献考辨、国家制度与乡村传统的结合，取得了一批重要学术成果。但如何在乡村社会史研究中更多地关注妇女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特别是妇女在乡村社会变迁中既被动又主动地吸收并创造新的文化传统等问题，仍是乡村社会史研究可以继续发展的重要领域。因此，研究乡村社会妇女史，无论从方法还是问题意识上都必须回应关于乡村社会研究的诸多研究成果。 学界对中国妇女史的研究，滥觞于20世纪初的一批男性学者，他们采用传统史学方法研究女性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或注重对制度的考量，或注重对女性生活、婚姻、缠足等问题的研究，侧重于揭示妇女从属性社会地位的形成过程与演变。这些研究虽沿袭了传统的学术手法,但都是在观照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对妇女问题的思考，他们对中国女性历史的反思也是当时社会掀起人性解放的反映。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妇女史研究除关注极少数女英雄外，几乎处于沉寂状态，但也有不朽著作问世，史学大师陈寅恪以诗文证史，呈现了柳如是、陈端生等女性的生平与精神世界，尤其通过前者勾勒出明清之交的大变局。 改革开放以来，在海外妇女史研究蔚然成风的背景下，中国妇女史研究也呈复兴趋势，研究理念和思路也开始与靠前学界接轨，海内外学人共同推动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发展，以美国高彦颐（Dorothy Ko），中国大陆李小江、台湾地区李贞德、香港叶汉明等为代表的一批女性学者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力图对男性视角与男性书写所产生的规范历史予以新的解释，讨论了宋明以降直至20世纪的中国妇女在文化、医学、技术、婚姻等相关领域的活动，丰富了学术界对历史时期妇女社会生活的认识，对中国妇女史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乡村妇女也逐渐进入了学界视野。一些男性学者也介入妇女史研究，他们更多关注妇女与社会、家庭等问题，利用的材料也以档案为主，出版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既有的研究成果为明清妇女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也给笔者提供了许多有益启示，鉴于传统中国所呈现出的基于地域、人群、时代等的复杂差异，以全国或某一朝代作为研究对象可能已不再是推动妇女史研究走向深入的主要方向，特别是当研究者的视角从学界有较多研究成果的才女、官宦及其眷属等相对上层的妇女或与上层社会有较多接触并受其熏染的妇女转向学界关注较少的普通乡村妇女时，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取向就必须予以重视，因为上层妇女较易受到正统儒家规范与文人风格的影响而相对具有一致性，而不同地域的乡村妇女则更多受到地域传统文化和习俗的影响。 与此同时，学术界对妇女的研究由过去关注制度史和杰出妇女的研究，转向社会史、断代史、专门史和妇女运动史的研究,丰富了传统史学的研究领域。至于从妇女角度切入的单篇论文则更多，据统计，仅1996年至1997年关于中国古代妇女史的论文就有80余篇，这些研究涉及经济、政治、婚姻、教育、生活、伦理道德等层面,研究的切入点也更加细致,不仅范围广泛,而且方法也日趋多元,口述、考古、金文和文献综合运用，丰富了我们对历史上妇女生存状况的了解。在中外学者的女性史研究中，明清女性节烈问题仍是重要领域，学人不但关注明清节妇、贞女现象的形成与发展轨迹，而且涉及国家和社会对其的反应，尤其关注这一现象的文化意义。随着区域社会史研究在大陆的开展，区域妇女史研究也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有关江南、云南、台湾地区等地的妇女史研究论著陆续出现，引起了学术界对不同地理环境下妇女生活经验的认识。这些成果或从社会经济，或从文化、法律的视角，对明清时期区域社会妇女生活的某一侧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真正把妇女置于地域社会发展脉络中去较全面考察乡村妇女史研究的成果并不太多。以广东而论，尽管早在20世纪初已有学者关注岭南女性史研究，1928年至1933年，中山大学民俗学工作者以《民俗》周刊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与冼夫人、龙母、金花夫人等相关的调查笔记，讨论了女性从人变成神灵的历程，拓宽了女性史研究的路径，有名女学者冼玉清广泛搜集历史上的广东女性作品完成了《广东女子艺文考》一书；但这些研究取向在新中国建立后却一度中断。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外来“打工妹”涌入广东，学界在关注当代女工问题的同时，又开始关注广东历史上的女性。明清广东妇女史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领域，马建钊、乔健等主编的《华南婚姻制度与妇女地位》一书虽然重点讨论的仍是婚姻制度，但观照重心已转变为华南地区基层社会的女性地位。不过，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仍多集中于广东特殊婚俗“自梳女”“不落家”等研究，如李宁利从文化学角度深入剖析“自梳”现象，揭示了自梳女群体与常人不同的人生体验。美国人类学者珍妮丝·F.斯托卡德（Janice F. Stockard）通过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大量访谈，试图重建华南婚俗模式和妇女的经济策略。萧凤霞则将珠江三角洲地区特殊的女性婚姻状态与地域文化联系在一起重新思考，认为自梳女、不落家等婚姻形态不是经济因素使然，而是由华南地域文化所造成。刘志伟通过广州乡村祭祀女性祖先的研究，阐述了宋明时期中原传统文化对广东士人塑造女性形象的影响。可见，研究广东妇女史的学者不断将学术眼光下移，开始关注基层社会的女性群体研究，试图将女性的生活经验放入广东社会变迁的大环境中加以考察。 近年来，笔者指导的研究生完成了多篇对历史上广东女性研究的学位论文，讨论历史上广东女性的生存状态、社会地位及民间信仰中的崇拜等问题。如黄建华和郭文宇的着眼点在广东仕宦和民间社会共同制造的女性神祇祭拜，前者以金花夫人信仰为中心，考察宋元以来在珠三角社会逐步被纳入王朝正统观念的脉络时，金花夫人经历了由女巫到少女的形象变化、祭祀空间由公领域转向私领域再到公私领域并存等复杂变化，金花夫人最终转变为符合儒家正统化的形象；后者则以增城何仙姑为例，从唐宋何仙姑在佛道之间形象的不断变化入手，挖掘广东士人认同王朝正统，不断将何仙姑改造为正统神明的过程。魏霞则通过对清前期广东女性经济角色、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的分析，关注广东女性在经济、家庭及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展现她们对推动社会与经济发展起到的作用。罗彧以海南女性为中心研究妇女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海南女性在社会经济中的独特地位是大陆移民与土著居民互化融合的结果，在向中国传统大文化看齐的同时保留了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韩健则把重点放在清代广东女性的经济权益上，通过妇女在日常生活中对财产的支配和争取，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管窥了广东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地位。夏坤则从社会史的视角，观照了在晚清社会变革过程中，广州女佣独特的社会角色和生活模式。乔玉红以明清顺德才女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她们的写作文本，探讨其生存状态，认为明清广东女性也以自己的书写表达对家庭、社会乃至国家的看法；后来又在此基础上从岭南社会变迁的大背景讨论了女性儒家化的过程，并因此获得博士学位。从某种意义上说，本课题正是在指导上述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从多个视角展示明清广东妇女在区域社会变迁中的角色演变之走向。 明清历史文献的书写包括碑刻、墓志铭等资料，多出自男性士人之手，这些书写几乎都有统一的范式，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必须要考虑男性的言行及其背后所表达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纯粹地追求单一的妇女史研究是不科学的，也就是说，妇女史研究必须同时观照男性，观照由男性控制下的王朝对女性设置的种种规则，强调不要人为地将男女两性对立起来进行研究，也即要求从事所谓的性别史学研究，而从妇女史到性别史的转变经历了一个较长久的历程。1988年美国妇女史学家琼·斯科特发表《性别：历史分析中一个有效范畴》一文，将性别作为分析范畴引入历史研究。她说：“女性世界是男性世界的一部分，它产生于男性世界，由男性世界所创造。”她主张以“性别”作为“妇女”的代名词，表明与妇女相关的信息亦与男子相关，对妇女的研究意味着对男子的研究。近年来，大陆学界女性史研究以李小江、杜芳琴等一批女性学人最为活跃，她们建立研究机构，开展学术论坛，摸索中国本土女性史研究的理论模式，对历代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进行探讨。李小江曾说：“妇女研究是世界性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直接结果，是20世纪妇女角色变迁所导致的社会结构变化的产物。妇女走上社会后，改变了人类生存方式的传统结构，诱发了诸多社会问题，促使人们对妇女的历史处境、现实生活乃至对整个文明史进行反思。”但中国的性别史研究仍存在着许多问题，如缺乏完整的研究体例，多以零打碎敲的方式进行研究，将妇女史分割得支离破碎。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性别史时既要挖掘新材料，又要以新的理论方法，将女性放在整体社会的大背景之下，与男性相互参照，多视角地进行解读。 相对于学界研究广东社会经济史来说，对历史上广东妇女研究的力度有待加强，深度有待深入，广东妇女在历史上的生存状态和体验仍有待我们去发掘新资料，运用新方法加以研究。妇女在广东乡村地域社会变迁中的形象到底是怎样的？她们在明清时期新旧环境交替中是如何扮演角色的？广东性别文化与其他区域相比有无自己的特性？广东妇女在宋明以后儒家文化逐步渗透的背景下如何面对本土传统习俗文化？本书拟通过对明清时期广东乡村社会变迁中的妇女进行研究，不仅尽可能地搞清楚广东地方性别文化的传统，还要试图揭示王朝与地方之间互动对地方传统习俗的改变。在地方社会与王朝国家的互动中，女性始终在场，她们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广东社会对王朝认同的另类体验。从中我们或许能更好地理解广东社会与王朝国家融合的过程。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明代之前，岭南一方面因为地理环境而形成的炎热潮湿等气候原因，另一方面因社会存在诸如“妇人强男子弱”等的独特习俗，向被中原士大夫视为另类，“荒蛮烟瘴”成为岭南落后的代名词。随着中原王朝对岭南地区控制的逐步加强，礼教观念也渐渐渗透到岭南社会，作为社会成员的女性在这一变迁过程中逐步从早期的异类走向儒家教化的“节烈”“闺媛”形象。其实，广东女性形象的转变只是主流合拍，本土习俗始终以各种面貌存在着。 本书是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地域社会变迁中的广东乡村妇女研究”的结项研究成果，主要是以乡村社会史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探讨妇女在明清广东经济、社会变迁诸因素与传统影响之下的角色演变及其与乡村发展的关系。本书时间尽管限定在明清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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