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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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纳日碧力戈,龙宇晓 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88554
出版时间2016-06
四部分类子部>艺术>书画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88元
货号1201328276
上书时间2024-07-02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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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纳日碧力戈，男，1957年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蒙古族。全国民族学人类学领域首位“长江学者”，贵州省省属高校“候鸟型”高层次人才计划人才。现任贵州师范学院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云南大学、贵州大学博士生导师。原美国明尼苏达州卡尔顿学院珍尼-拉菲尔·伯恩斯坦亚洲研究及人类学讲座教授。贵州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讲座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著有《语言人类学》《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姓名论》《西南地区多民族和谐共生关系研究论文集》《人类学理论的新格局》《人类学关键词》等。
龙宇晓，男，字基成，1966年出生于贵州天柱，侗族。贵州师范学院教授，贵州师范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富布莱特学者(J.W.Fulbright Scholar)，美国明尼苏达州康科迪亚大学苗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贵州省苗学会副会长。1987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历史学系本科。1990年于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获法学硕士学位后，曾长期在贵州民族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从事研究工作，主要侧重侗苗瑶等族本土社会分类系统、农林生态知识史、民间法理的研究。曾发表论文《择取生命的符码》《中国苗族亲子联名制度初探》等多篇。
目录
卷首语
山地世界的差序格局与文化亲昵
山地人文研究特别专稿
日本的山
山地文化多样性传承与创新
民族现象的符号学解析（下）
南方山地民族习惯法中的罚则变迁研究――以湘黔桂边区的侗族为例
非遗保护视野下的乡民艺术展演与传承――以鲁中山区五音戏为例
山地生物多样性资源认知与利用
苗族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念与实践――九摆苗寨实地调查报告
布依语食用野菜名称初探
黔东南苗族物质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山地文献遗产与社会记忆
《山经》神灵体系的构成与信仰记忆的博弈
作为一种制度名物的侗族地名与社会记忆――多学科视角下的侗语地名研究
贵州“瑶传道教”濒危经籍抢救与研究刍论
山地民族开发史
木商与明清清水江流域苗侗民族地区教育史（下）
从坝区到山地：土卡河村傣族的生计变迁与文化模式
山地民族研究动态
百余年来日本对中外苗族的研究谱系――一个学术文献史的初步梳理与评析
中国学界海外瑶族研究的发展动向
“山地研究行动”（MRI）：下一步做些什么
在关键符号中探寻中国各民族间的“重叠共识”――“中国各民族关键符号研究”首期工作坊综述
本刊征稿启事
内容摘要
《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是全国靠前家以“山地民族研究”为核心主题的学术集刊，秉持“学术为本，追求很好”的学术理念，突出“本土化，靠前化，跨学科”的办刊特色，确立“贵州经验，中国实践，面向世界”的学术定位，旨在为广大学界同仁提供一个发表学术成果、交流学术思想的平台，以期推动中国山地民族经验走向世界，推动中国的学术真正融入世界学术主流。
精彩内容
卷首语 山地世界的差序格局与文化亲昵 纳日碧力戈 龙宇晓 山地民族的万象生态是人与周围环境长期互动形成的动态关系体系，多种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互动、互构、互融，复杂多变的地理空间、差异纷繁的社会人群和多元共生的民族文化，共同构成万象共生的宏大景观。山地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一样，具有碎片化、多面相和神秘性的特征。这些山地文化生态特征可以帮助我们探讨多样化的认知图式、丰富的分类体系和流动的族群关系，观察和分析当地人灵活多变的生活态度和临场策略。我们在研究人类生活世界的时候，会直面无处不在的多样性或差异性，需要对其深入考察，加以浓描，给予解释。我们认为，单一理论很难应对这样一个充满多样性、流动性和关联性的山地文化生态系统，需要借助杂糅的解释模型，例如“差序格局”与“文化亲昵”交融的中和理论。 1947年，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首次提出“差序格局”概念，时至今日，它已经成为研究和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关键术语之一，得到人类学、民族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领域的广泛使用。这里的“差”当指人际亲疏关系上的“差”——“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根据我们的理解，“差序”之“序”应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亲疏秩序，“差序格局”是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立体描述，它既包含以自我为中心横向展开的、富有弹性的人际亲疏关系，也包含纵向的、刚性的等级差别。在“差序格局”中，特定个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地位与角色被直观形象地展现出来。实际上，某一区域或民族的文化，犹如社会中个体或者那块投入水中的石子一般，亦处于“差序格局”中。当然，需要指出，在差序格局中除了“本我中心”还有“他我中心”，除了“由此及彼”，还有“由彼及此”：横向是多中心的，纵向是可逆的——既可以从个体的自我一圈圈推出去，也可以从共同的祖先一圈圈推进来。这种可逆方向上的推出推进，就促成了万物共生、互构互建的生态关系。 阐释山地民族文化生态体系，首先需要注意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上的阶序格局，关注“山上—山下”、“高地—河谷”等位置关系。在斯科特（James C.Scott）所说的“佐米亚”（Zomia）地带，历史、政治、战争等因素造就了不同族群居住空间上的阶序性。那些势力弱小的民族为了抗拒或脱离低地政府的控制，纷纷逃遁到山地之上，成了“高地人”或“高坡人”。他们与山下河谷地带的族群（多为汉族或较为富庶的少数民族）在话语表述中形成了“对立”的关系。山下的人认为山上的人贫穷落后，性子耿烈，不好惹，而山上的人则认为山下的人圆滑、精明、势利等。除此之外，族群之间在地理空间上的“对立”关系往往通过特定场域中的象征性仪式行为表达出来。在云南玉溪市元江县咪哩乡，每逢火把节，居住在山上的哈尼族人会把鬼驱赶到山下去，说：“去下面吃吧，下面的稻米一年熟两季。”而住在山下的傣族人驱鬼的时候又会往山上赶，说：“去上面找吃的，上面有核桃、桃子。”可见，哈尼族与傣族的空间差序在节日中得以凸显。 然而，世代相处的山上人与山下人的这种“对立”关系多存在于想象之中，在现实生活中却并非如此“对立”。正如孔多米纳斯（George Condominas）等人的民族志研究所表明的，这样的“山上—山下”、“高地—河谷”、“高地对低地”（highland vs.lowland）二元对立话语不过是差异生产中的韦伯式理想类型（Weberian ideal type）,而在现实生活中，实际的情形可能更类似于利奇(Edmund Leach)在《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中所描述的“钟摆”关系，两者中间的界缘是变动的、富于弹性的。譬如，云南红河地区低地的傣族和高地上的哈尼族（阿卡人）之间结成的“牛田亲家”关系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民族志案例：在夏季，山下的傣族把牛寄养到山上的哈尼族家里，到了秋天，傣族收割水稻时，山上的哈尼族就会下来同他们一起干活并带回一些粮食。这一案例告诉我们,差序格局并不就意味着对立，社会生活中一些心照不宣、不言自明的文化亲昵（cultural intimacy）可以使高山和坝子的族群成立互助的伙伴关系。 “文化亲昵”概念由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迈克尔·赫茨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提出。他认为：“‘文化亲昵’是某一群体所认识到的某一特定文化身份的诸多方面，这些特质的外在表现让人难堪，却是某群体内部赖以维持其共同的社会性和亲昵性的基础。对权力运作的谙熟使得这些被剥夺了权力的‘底层民众’不但深信自己在藐视权力时表现出来的创造性，而且也深刻领会了权力的‘恐吓’效应。”这一概念的提出对我们重新认知地方性社会的知识生产与表述策略颇具指导意义。它告诉我们，所谓地方社会的“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其实是一种特定的文化身份的建构与认同，其中“当地人”发挥着积极的主观能动性，表现出极大的创造性；“当地人”在与大传统、外部文化的磋商、博弈中不断呈现与展演自我，这一过程暗含着一套知识书写和历史表述的技巧与策略，即维柯所说的“诗性逻辑”（poetic logics）。在云南省大姚县昙华乡等山区，住在山上的彝族人可耕土地十分有限，生活比较艰辛，而山下的汉族则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对此，一位老毕摩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汉族人跑得慢，所以住在山下；彝族人跑得快，所以住在山上。”这种略带调侃或自欺性质的寓言式解释（allegorical explanations）着实耐人寻味，它向我们表明，当时间的车轮把历史恩怨碾压殆尽，不同的族群需要在现代国家的架构之下共建和谐关系时，“当事人”就会采用新的话语策略来解释眼前已然定格的差序格局。这样的文化亲昵的生产和再生产，被哈佛人类学家迈克尔·赫茨菲尔德赋予了一个浪漫的名字——“社会诗性”（so poetics）。的确，如同诗人在遣词造句中操纵韵律和音响，利用象似和隐喻取得特殊效果，当代国家机器借助话语策略、意义操控和象似性，利用文化亲昵感建构国民共同体意识。在这篇宏大的“社会诗作”中，被主流社会妖魔化的族群特征和区域差异被赋予新的身份和意义，作为“文化遗产”登堂入室，变成国民表达“乡愁”（nostalgia）的标记。因此，我们的山地民族研究，既要关注族群之间的差序格局，更要关注文化亲昵性，两者之间其实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差序格局与文化亲昵的概念对于揭示中国山地民族社会文化的特点至关重要。一方面，正是因为各种差序的存在，不同族群或区域的山地文化才呈现出“多样性”、“碎片化”、“神秘感”的特征；另一方面，差序格局中所隐含的文化亲昵又让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化充满了魅力和趣味，为它们提供更大更灵活的互动协商空间。对于任何山地民族的任何文化事象，我们只有把它放置在特定的历史语境和文化情境当中，结合当地人的知识体系与话语逻辑，才能准确地加以解读。正如樱井龙彦在其《日本的山神》一文中所认为的，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以及民俗持有者职业的不同造就了种类繁多、内容庞杂的民俗文化。山有高低不同、种类多样，所以山神的概念与形象也就不是一成不变、千篇一律的了。他通过日本稻作区域流行的“打植祭”活动考察了山神与田神互相转变的信仰现象，指出地方民众对其生存的空间格局有自己的划分和认知，大致分为村落、原野、山丘、深山、高山等有明显差序特征的五类。其中，山丘介于平地与高山之间，是近在咫尺的生活空间。生活在平地的农民的活动范围遍及山丘，而栖居在深山的山民为了开拓土地和寻找食物也会从山上下来，到山丘地带活动。农民与山民的这种生活交集反映在信仰中，便是山神与田神的互相转变。樱井教授的研究关注到区域内山地的差异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文化上的差别，可谓是对山地生境“差序格局”的有力阐释。推而广之，诸如民族、国家、文明、社会等概念在不同的山地民族那里亦有不同的认知和解读，不可一概而论。 从词义学上看，差序格局这个概念的中心词毕竟是格局二字，而格局的实质就是关系的结构。如果只看到和描述多样性与差异，而不去深入探究具有差序的各种因子如何互动、协商从而形成什么样的关系格局，就不可能达成对生活世界的真正认知和理解。差序的本质毕竟要体现在互动过程中。因此，我们的山地民族研究，不仅要在微观层面上关注人、物、观念在社区层面的差序格局中如何流动和组合，也应该关注宏观层面上的“中央与地方”、“中心与边缘”的互动关系。中央政权对边疆山地民族的治理基于“家天下”与“大一统”的统治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正是这种汉王朝中心观的真实写照。山地民族与中央政权的互动博弈写就了一部边疆民族的历史。作为过程的差序格局涉及结构（structure）与能动性（agency）、规范（norms）与变通(nuances)、国家层面上的共性与地域或族群个性等框架内容，它们之间的同体互构过程维持了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的长期永续存在。这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民族文化多样性与国家共同体之间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地同体互构；正是由于拥有了多样态的礼俗互动及其所形成的结构化（和再结构化）的活力，并且有着多民族边陲与中土社会之间的长期持续互动，才有可能形成中国这样一个疆域上比较辽阔、文化上博大精深、社会结构上相对稳定、时间上长期存续的超级共同体。这样的研究有助于超越费正清（John Fairbanks）“冲击—回应”模式之类的外因决定论，也有助于反思斯科特的“逃遁”模式对解释中国山地社会或边陲社会的局限性以及造成其理论局限的认识论方面的原因。 总之，山地给人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千百年来的族群迁徙、政权更替、观念变迁等诸多原因的综合作用，使山地民族的文化生态系统早已超越了地理的界限和单一族群文化的场域，形成了复杂多样而富有弹性（resilient）的关系。山地民族正是在各种场域和关系的网络中，主动灵活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与能动性，在内外各种力量的互动、博弈中，调适自己的文化，建构民族的身份，不断创新自己的文化生态系统。对于中国山地民族研究来说，基于多样性的差序格局和基于关系网的文化亲昵感，可以彼此交融，互相补充，形成具有较强解释力的中和理论，促进本领域的总体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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