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中华文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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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洪波//兰军|总主编:冯天瑜//姚伟钧
出版社长春
ISBN9787544546850
出版时间2016-12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58元
货号1201473836
上书时间2024-07-01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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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邓洪波、兰军著的这本《中华文化元素：书院》以中国书院为考察对象，介绍书院精神与物质构成的文化内涵，以及体现着中华文化精英累积起来的生存智慧和生活艺术。通过蕴藏中华元素的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彰显可亲可敬的中国风格，奉献给异域受众，增进国际传播，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作者简介
兰军，山东蒙阴人，1987年生，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史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书院历史与文化，发表相关论文近十篇。
邓洪波，湖南岳阳人，1961年生，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湖南省书院研究会副会长，湖南大学中国书院研究中心主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代表作有《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中国书院史》《中国书院学规集成》等。
姚伟钧，1953年生，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中心教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统工艺评委，中国烹饪协会专家委员会顾问，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成员，武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饮食研究》杂志社编委会主任。
冯天瑜，1942年生，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明清文化散论》、《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辛亥武昌首义史》、《张之洞评传》、《“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新语探源》、《“封建”考论》、《中国文化生成史》等。
目录
第一章 唐五代书院
第一节 唐代民间书院
第二节 官办丽正、集贤书院
第三节 五代十国时期书院
第二章 北宋书院
第一节 北宋前期书院
第二节 北宋后期书院
第三节 北宋“天下四大书院”
第三章 南宋书院
第一节 南宋理学家与书院
第二节 南宋书院制度的确立
第三节 “南宋四大书院”的贡献
第四章 元代书院
第一节 元代的书院政策
第二节 元代书院的推广与官学化
第三节 西湖书院
第五章 明代书院
第一节 明代前期书院的生存状态
第二节 明代书院的再兴
第三节 明代书院向平民的开放
第四节 明代科举与书院讲会
第五节 明末书院挫折中的进取
第六章 清代书院
第一节 清初的书院政策
第二节 清代书院的普及发展
第三节 省会书院
第四节 清代书院与学术的共鸣
第五节 书院的改革与改制
第七章 走向世界的书院
第一节 走向“东国”朝鲜
第二节 走向东洋、西洋与南洋
第三节 教会书院
结语
附录
参考文献
后记
内容摘要
《中华文化元素》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华文化元素的大型普及类丛书，共14册，吸收了最新研究成果，将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结合，采取“即器即道”的撰写方法，试图通过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元素，昭显中国文化的特质、流变和前行方向。图文并茂、四色印刷、装帧精美，读可悦目、思可悦心、藏可上架。本书是其中的《书院》分册，由邓洪波、兰军著。
精彩内容
20世纪的开年，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兴，英、法、德、俄、美、意、日、奥八国联军入侵，占领北京，朝廷逃往西安。为了自保，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被迫宣布变法，要求文武百官、驻外使臣各提建议，再行“新政”。
光绪二十七年（1901）五月，权重一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图6—13】，联名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其中第一折《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主张建立包括文武农工商矿各类各级学堂的近代学制体系。于是，清政府采用张、刘二人建议，在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1901年9月14日）正式下达书院改制上谕。
新世纪的书院改制诏令，其前既有名正言顺的借
口，其后又有《壬寅学制》（1902）、《癸卯学制》（1903）相配套，因而推行较为顺利，到清末，各省
书院基本改制成学堂，古老而传统的书院跨向近现代，接通中国文化教育发展的血脉，在改制中获得了永生。据笔者近年主持《清史·书院学校表》的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有1606所书院改为各级各类学堂【图6—14】。可以说，晚清所存书院几乎全部转型为学堂、学校，古代与近代的对接是整体性的，书院既是中国近现代教育的起点，也是其基点，从书院到学堂
，实则成了近代学制最坚实的基础，中国教育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逐步发展完善，从而形成今日这样的样式。
书院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改书院为学堂和改造传统书院、创建新型书院并列为晚清书院改革的三个方案。传统书院改造、新型书院创建的成功实践表明，书院有实现自身从形式到内容的实厨性转变的能力，也即书院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在名称不变的情况下，实现从古代到近现代的转型。虽然历史的现实并非三个方案齐头并进，最终是改制取代改造、新创，书院被强令改为学堂乃至学校，但我们主张要慎言书院改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认为它更多的是晚清社会这一特殊背景下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政治选择，属于救亡图存的非常之举，未必定然符合教育发展的规律。考其理由，大致有如下三点。
第一，书院是在超高速的发展之中，被强令改制的，属于非正常“死亡”，与惯常的衰败而亡的想象截然不同。统计数据显示，同治、光绪两朝47年时间（1862－1908），书院以新增1233所的神速发展，约占清代新建书院总数的1／4。这在清代书院260余年历史中属于奇迹，更是中国书院近1300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呈现的是浩然盛大之势，并无半点衰竭濒死之迹。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书院改制令，犹如一把利刃，活活斩杀了生龙活虎的大发展中的书院，人为地制造了中国制度史上罕见的落幕于辉煌的悲剧。如此被改制，被死亡，实属非常之举，难称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第二，追随时代步伐，努力适应社会日益增长并急剧变化的文化教育需求，引入新学、西学作为研究与教学的内容，快速改变、改造、改革自身，是晚清40年书院发展的主旋律，也是其超高速发展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书院改革的实践表明，依凭传统的经世致用旗帜，适应时代前进的步伐，书院完全有能力调整自己的教学内容、管理制度，能够从古代走向近现代。
第三，改书院为学堂并不是书院改革的唯一选择。其他改造旧书院、创建新型书院等两种选择，如前所述，都有防止变为科举附庸，引入西学、新学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知识，甚至实施民主管理机制等成功的范例。由此可知，书院并不是天生与新学、西学为敌，凡一切有用之学皆书院分内之事，书院与学堂之间的关系也并非你死我活、不共戴天、非此即彼，两者在传授新知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教育需求上有很多共同点，殊途同归，完全可以并行共存。书院与学堂的差异并非不可逾越，通过人为的干预与调节，能够实现两者之间的彼此变通与切换。也就是说，书院可以在名称不变的情况下，实现其实质内容从古代到近现代的转变，书院改学堂并非不可避免，也即书院改制并非历史发展的必然。
P21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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