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造与重造：新文学的话语与形式(微光：青年批评家集丛(第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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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路杨
出版社上海文艺
ISBN9787532186235
出版时间202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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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62元
货号32090436
上书时间2024-06-30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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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路杨，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博雅博士后，现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为助理教授、研究员。德国图宾根大学访问学者，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研究领域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并有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获评第十一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第十二届丁玲文学奖（文学评论类新锐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优秀论文奖、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等。
目录
第一编 积习与新路
“积习”及其反讽：鲁迅的言说方式之一种
“小说之名”与“后来所谓小说者”
“硬译”：语言的自新与翻译的政治
第二编 抒情与史诗
“反浪漫的罗曼司”：新文坛风尚中的沈从文
“新的综合”：沈从文战时写作的形式理想与实践
“抒情”与“事功”：从王德威“革命有情”说谈起
第三编 都市及其景观
借镜威廉斯：现代性叙事与中国城乡
从梦珂到“神女”：都市空间中的穿行与放逐
上海的声景：现代作家的都市听觉实践
第四编 传统及其形变
形式与表意的悖谬：想象萧红与她的时代
英雄的位置：“革命中国”的想象与重写
寓“独语”于“闲话”：李娟与现代散文的传统
自叙传经验的反复：“90后”作家的90年代想象
后记
内容摘要
新文学自发端起，就长久裹挟在新与旧、城与乡、现代与传统、抒情与史诗、文学与政治等一系列具有辩证性的历史构造当中，也在现当代中国纷纭的话语实践和形式的自反与重造中，呈现为开阔而复杂的光谱。本著的核心议题正在于将这些“构造”重新语境化与问题化，通过一系列个案研究，辨析与探询贯穿新文学的诸多具体构造如何内在于现代性命题本身，又如何构成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系列基本结构，并尤其关注新文学家及其后来者如何在话语、观念与形式的“重造”中，重新为新文学开辟出自我批判的位置，激活新的历史能量。
精彩内容
“反浪漫的罗曼司”：新文坛风尚中的沈从文1926年11月，沈从文发表了一篇奇特的恋爱小说《松子君》。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新文坛，恋爱小说并不鲜见，书写都市青年恋爱故事的“罗曼司”甚至是当时最受文学青年欢迎的文学读物与竞相书写的小说题材。但无论是与沈从文自己在其创作初期的诸多芜杂混乱的文体试验相比，还是与新文坛上风行的其他恋爱小说相对照，《松子君》仍然显示出一种独异的面貌。这篇小说在形式上的实验性和多重意义间的缝隙造成了文本的丰富与驳杂，但也由此为与沈从文同时代的批评者造成了某种无所适从的批评困境。其叙事的冗赘、结构的嵌套、意义之间的彼此拆解以至于主题上的模糊与“无聊”，显然不见容于彼时文学批评的价值评判体系。1930年代的批评家贺玉波就曾指出，沈从文以《松子君》为代表的一类作品简直连“极普通的小说原理”也不符合，“是连人物，故事，景物，都不曾描写到的，所以，使我们看了觉得非常空虚”，并由此完全取消了《松子君》的文学价值：“退一步说，我们也只能把它看作一些琐碎的杂记，决不能看作文学作品读的！”贺玉波的批评或许未免极端，然而与沈从文在1930年代创作的那些风格逐渐稳定，艺术日臻圆熟的作品相比，《松子君》的确算不得好小说。但值得玩味的是，《松子君》在彼时造成批评困境的那种奇突、驳杂乃至不堪重负，却可能恰恰为今天我们重新进入这一文本，尤其是进入1920年代新文坛的小说风尚，提供了某种契机与多方解读的可能。事实上，无论是对于沈从文个人早期创作生涯中作家主体意识的演变、读者意识的萌生的认识，还是对于1920年代新文学的生产机制与消费机制的考察，《松子君》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不可多得的入口。在这里，我们尝试围绕《松子君》展开“三种读法”，由此进入1920年代新文坛风尚中的沈从文。
一、从自叙传到“别人的情史”小说《松子君》讲述的是“我”的一位作家朋友松子君将自己的一段苦恼的恋爱经历以转嫁他人的方式讲述/书写了出来，却以一种恶作剧式的方式使“我”认为这是对于另一位朋友周君恋爱经历的真实记录，直到“我”得以单独向周君当面问及此事时才真相大白。作为小说的主体叙事，其戏剧性的来源正在于小说结尾对于这一恶作剧的拆穿与松子君身份的反转——松子君由此忽然从讲故事的人变成了故事中的人，却使得整个恶作剧也变得“寂寞”起来。然而在恶作剧的穿帮之外，在元小说的意义上，《松子君》其实仍然可以被读成一个关于“穿帮”的故事，它以叙事套盒的方式对于沈从文早期自叙传作品序列的自我指涉，所触及到的正是对于小说叙事本身的虚构性的揭示。
作为一个明显的“嵌套”结构，《松子君》的表层叙事（即“我”与松子君的交往过程）中嵌套着另一重叙事行为，即松子君讲述/书写“T君（即周君）的故事”。读入这个内部套层，我们首先会发现，虽然这里的人物身份已不同于沈从文此前作品中那个在困窘中挣扎的文学青年形象，而是被一些衣食自足的小知识分子所取代，但故事内核却在实际上仍保有了沈从文此前自叙传作品中的某种经验结构，即一种欲把握都市女性而不得的挫败体验。虽然在这里T君也对那位姨奶奶有过短暂的占有，但他的遭遇与那类文学青年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所面对的两性关系之中永远存在一种权力关系，女性永远占据着上风，而这背后所隐喻的恐怕仍然是现代都市的价值体系、伦理准则以及文化秩序对一个外来者与边缘人的排斥与欺压。T君在这里虽被设定为一个国文系三年级的大学生，却仍然在两性关系中被塑造成一个“怯汉”形象，所遭遇到的是挑逗、引诱、玩弄与抛弃等一系列弱势乃至挫败的体验。这在沈从文的早期创作中显然是一个较为稳定的隐喻，城市曾经给予他的想象和许诺与现实给予他的打击和持续的困顿之间的落差显然与这里的恋爱故事构成了一种同构的欺骗性关系。
然而同是对这种两性关系的挫败经验的书写，我们也可以将《松子君》和沈从文早期其他一些自叙传作品进行一个对比。 首先，此时的经验主体对于性的渴求及其背后那种欲进入都市文化秩序而不得的焦虑，已不再体现为一个封闭空间之中的孤独想象甚至窥淫。在沈从文创作于1925年的《用A字记录下来的事》《重君》等小说中，经验主体与其欲望对象之间的关系往往耽于幻想而少切实的举动，因而其作为都市与外来者关系的隐喻还大多停留在一个心理剧的层面，因而其中高不可攀的女性形象也大多是作为一种高度物化的、被凝视的欲望客体而存在，她们与主人公之间往往缺少富于动作性的实际交锋，而仅在经验主体的心理体验中给予其深切的自卑。而及至1926年创作的《一个晚会》《松子君》，以及1927年创作的《老实人》等小说中，这些女性形象则开始有所动作，或是表现出拒绝与嘲讽，或是引诱、玩弄甚至背叛和抛弃，都与主体发生了较为直接而切实的交锋，边缘人与都市之间的错位与冲突开始被外化为戏剧动作，表现为一种自我戏剧化的叙事方式。在这重转化中，此前自叙传书写中的那种焦灼感实则已经以“戏剧化叙事”的方式得到了一种拉开距离的旁观、有意识的超越与不期然的开解。在这样的变化中，此前的那个“模样阴郁的从文”恰恰是以讲“别人的情史”的方式得以将一个焦虑不堪重负的主体超度为了这个在六月炎天里淡定惫懒、从容玩笑的“松子君”。而对沈从文而言，从前那个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以第一人称进行直陈式书写的主人公也得以被对象化为一个人物或角色，主体得以从叙事人中被两次剥离出来成为一个被观照的他者——“我”不再直接承担叙事行为本身。叙事主体也开始由一个封闭空间中的独白形象转向一种相对开阔的空间之中的、对话式的互动形象之中，获得一种讲故事的平静语气；而T君故事展开的形式也已由此前那种紧张焦灼的破碎面貌转变为一个较为从容紧密的状态——我们得到的是一个故事或一出戏剧，而不再是一堆情绪的碎片。在这样一种自我经验戏剧化的叙事方式之中，那个焦灼的写作主体终于得到了某种弃绝与超越。
如前所述，基于T君故事与沈从文自叙传作品在经验结构上的同构性，我们其实可以将松子君的叙事行为视为是对这一创作序列的一个自我指涉——虽然他们采取的方式已经有所不同。但更重要的是，在最外层的叙事中，这就成为了一个关于“穿帮”的故事：小说最终戳穿了松子君捏造故事的恶作剧，正是主动暴露了叙事行为的虚构本质。而在某种程度上，沈从文也正是由此显影了其自叙传写作中对一种焦灼感和痛苦经验的想象性夸大和虚构成分，它直接消解掉了自叙传书写所指向的那种真实性。因而如果说沈从文此前那些充满性幻想的自叙传作品是使人信以为真的魔术，那么《松子君》就是这一魔术的“穿帮”或“揭秘”，而作家正是借此将写作/叙事行为进行了一个对象化、客体化的处理。也就是说，沈从文已经逐渐可以拉开一定距离去审视写作主体的创作行为，自觉于其写作本身的虚构性与制作性的存在，并且已经能够以形式实验的方式组织这一问题，而不再简单地将文学创作仅视为一种自我经验的自动记录或想象的自由蔓延；他所完成的是一个写作者从一种自发的、无意识的个人经验的记录到自觉意识到“小说”创作行为的过程，而这种形式实验的尝试也昭示出沈从文已从最初为了生计而写的某种被动状态迈上了自觉思考小说艺术与技巧的探索之途。而正是伴随着这种作家自觉意识的萌生与发展，沈从文一步步获得了从自叙传的焦虑体验中超脱出来并最终在以文学为志业的作家立场上站立起来的可能，虽然此时还远没有达成一种稳定的状态。
由此我们大概可以理解贺玉波在处理《松子君》时的困境，即这样一篇无聊的小说在不塑造人物、不讲述故事甚至不描写景物时，那它还能够讲述些什么？而事实上，这恰恰是《松子君》作为元小说的意味所在。在这一点上，《松子君》与沈从文其他使用叙事套盒的小说（如《老实人》）乃至1920年代很多热衷于以嵌套的方式结构小说的作家们的作品都不同，因为其内部嵌套的故事并不是其叙事的真正目的所在。也就是说，《松子君》的全部目的并不是为了讲述一个周君或T君的恋爱故事，甚至也不是为了讲述一个松子君如何捉弄“我”的故事，而是要讲一个现代作家“如何讲故事”的故事。它的意义内核之一就在于展现一个故事被叙述、被虚构的过程，并以“穿帮”的方式揭示这种制作与编织，对于沈从文而言，这意味着其作家意识的自觉与主体身份的确认。然而更为有趣的是，这个“松子君如何讲故事”的故事同时还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职业作家的叙事行为得以发生的环境、动力与具体方式，而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存在就变成了一件颇具意味的事情，而这正是我们在第二种读法中将要谈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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