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延礼文集(全13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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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延礼|责编:徐文凯|整理:郭延礼//李开军
出版社人民文学
ISBN9787020175529
出版时间2023-03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1680元
货号31739060
上书时间2024-06-29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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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四册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
绪论
什么是翻译呢？翻译就是伴随着社会交际和文化交往而开始的两个种族（或语种）间的交流活动。翻译并不仅仅是两种表意符号的对应转换，它还是两种文化的对话和交流。
翻译（Translation）古代称“译”，开始专指北方的翻译人员。《礼记·王制》说：“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孔颖达疏：“通传北方语官谓之曰译者。译，陈也，谓陈说外内之言。”古代的翻译人员除北方称“译”外，还有称“寄”“象”“狄鞮”者。上面孔颖达所说的译“谓陈说外内之言”，也涉及翻译的本义。他所说的“外内之言”，大约即指周代边境外的夷、蛮、戎、狄等部落的语言和境内华族的语言。唐代的大经学家、语言学家贾公彦进一步诠释为：“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周礼·秋官·序官》贾公彦疏。这便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翻译乃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这一见解出现在一千多年之前，很值得我们珍视。
翻译是不同民族、语种间进行思想文化交流的中介手段和转换形式，它“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话语），在保持内容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巴尔胡达罗夫著，蔡毅等译：《语言与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页。。简言之，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信息，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
人类社会生存着不同民族（种族、部族），也产生了不同语言，他们需要相互交往，表达彼此的思想和情感。使用两种不同语言的人们，既然要相互沟通，就必须有个中介手段，这就是翻译。
我国的翻译历史极其久远。夏商周以来，在这些王朝的疆域内外聚居着许多不同的部落和民族。据《左传》记载，在周朝疆域内就有山戎、犬戎、白狄、赤狄、戎蛮子等十多个部族，所谓西戎、北狄、南蛮、东夷。这些异族在语言和饮食文化方面与居住在中原的华族不同。《左传·襄公十四年》曾记载戎族酋长戎子驹支的话：“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族）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在周朝边境外还有更多的异族。华族要与他们交往，既然“言语不达”，就必须有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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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简介郭延礼先生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专家，在中西文化交流与近代翻译文学方面也颇多研究成果。本书共13卷，基本囊括了他此前出版过的所有重要著作和论文，包括《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二十世纪第一个二十年中国女性文学研究》《龚自珍传》《龚自珍年谱》《龚自珍诗文选》《秋瑾传》《秋瑾年谱》《秋瑾诗文选》《秋瑾文学论稿》《近代六十家诗选》《中国前现代文学的转型》《中国文学的变革：从古典走向近代》《自西徂东：先哲的文化之旅》《文学经典的翻译与解读》《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等著作。
作者简介
郭延礼，1937年2月生，1959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导师。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山东省近代文学学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近代文学、中西文化交流与近代翻译文学。主要著述有《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西学与中国近代文学》等。
目录
总 目 录
第一卷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上册)
第二卷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册)
第三卷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下册)
第四卷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
第五卷 《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
第六卷 《20 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
第七卷 《龚自珍研究》
第八卷 《秋瑾研究》
第九卷 《近代六十家诗选》
第十卷 《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
第十一卷 《中国前现代文学的转型》
《中国文学的变革:由古典走向现代》
第十二卷 《20 世纪第一个二十年中国女性文学研究》
第十三卷 《自西徂东:先哲的文化之旅》
《学术随笔集》
附录 《郭延礼学术年谱》
内容摘要
郭延礼先生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专家，在中西文化交流与近代翻译文学方面也颇多研究成果。本书共13卷，基本囊括了他此前出版过的所有重要著作和论文，包括《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二十世纪第一个二十年中国女性文学研究》《龚自珍传》《龚自珍年谱》《龚自珍诗文选》《秋瑾传》《秋瑾年谱》《秋瑾诗文选》《秋瑾文学论稿》《近代六十家诗选》《中国前现代文学的转型》《中国文学的变革：从古典走向近代》《自西徂东：先哲的文化之旅》《文学经典的翻译与解读》《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等著作。
精彩内容
（第六册《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一章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创期 （1919—1949）一 概说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至1949年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创期。早在五四运动之前学术界就已有了“近代”、“近代文学”这一概念，但其时限却模糊不清。1914年，江阴学人吴芹编辑并出版了《近代名人文选》、《近代名人诗选》，从《自序》中知，其所谓“近代”大体指清末民初。1918年，沃丘仲子撰《近代名人小传》，其“近代”主要是指光绪、宣统两朝。“五四”之后，“近代”、“近代文学”这一概念，在中国文学研究中更是屡见不鲜。其所谓“近代”者，大约就是指清末（晚清）或清末民初，如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近代十大家尺牍》（1922）、陈衍的《近代诗钞》（1923）、严伟等人的《近代诗选》、钱萼孙（仲联）的《近代诗评》（1926），以及30年代汪辟疆的《论近代诗》（1932）、金兆梓的《近代文学鸟瞰》（1933）、钱歌川的《近世文学的特征》（1934）、张尔田的《近代词人逸事》（1935）、孙竹青的《近代的新体诗》（1936）、杜颖陶的《近代武侠小说的起源》（1948）等。以上论著中的“近代”、“近代文学”的上下限均不清楚，仍是一个模糊概念。但“近代文学”这一概念的出现，毕竟意味着学人们已认识到它和“古代文学”的不同。那么近代文学，究竟是指什么时期的文学呢?它的时限范围是什么?各家有各家的说法，并未形成共识。1929年，陈子展著《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上海:中华书局），他在书中说:“所谓近代究竟从何时说起?我想来想去，才决定……断自‘戊戌维新运动'时候（1898）说起”①;陈独秀曾主张“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②;郑振铎则谓“近代文学开始于明世宗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而终止于五四运动之前（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③，钱基博撰《现代中国文学史》，似又把“现代”视为“近代”。总之，在20世纪50年代前，近代文学始终未形成一个明确的科学概念。尽管如此，从“五四”到1949年，近代文学研究工作仍取得了很大成绩:论述了近代文学范围内的主要作家作品、社团流派及其文学现象，奠定了近代文学的研究基础。在这方面成绩尤为突出的是鲁迅、胡适、郑振铎、阿英、陈子展诸前辈学者。较早论述近代文学的是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此文因系纪念《申报》五十周年而作，它所论述的范围也就只能是1872—1922年的五十年，但恰恰这五十年正是中国近代文学最繁荣、最有代表性的时期。胡适写此著并无意于总结近代文学，但在客观上却为近代文学描绘了一个轮廓，如果说他为近代文学建构了一个叙述框架，似乎也不为过分。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当他站在新文学的立场上来审视这五十年文学变迁的历史时，他发现“这五十年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算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它的重要就在于这五十年“乃是新旧文学过渡时代不能免的一个阶级（按:原文作此）”①，胡适在论著中开宗明义的这几句话，正表明他并非一味“攻击”旧文学，而倒颇有点清醒的“历史主义”观点。在中国近代小说研究中，成就最突出、影响最大的是鲁迅先生。鲁迅1920年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课，写有《小说史讲义》。1923、1924年又出版了《中国小说史略》（北京:新潮社）。此书以历史进化的观点，依据许多新的第一手资料，揭示了小说演变的轨迹，所谓“从倒行里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②，此乃真正意义上的拓荒之作。《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章专门讲了“清之狭邪小说”、“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清末之谴责小说”，划分了近代主要的三种小说类型，然后考其源流，寻其脉络，择其代表作进行论述，言简意赅，独到精辟。郑振铎于近代文学也作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他不仅“用了很大的努力和用心”③编选了《晚清文选》，为近代散文研究提供了资料，而且对近代一些名家如梁启超、林纾也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写了《梁任公先生》、《林琴南先生》等长篇论文，此外，他对姚燮、近代戏曲研究亦有贡献。陈子展对近代文学研究贡献较大，他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年出版，他明确主张近代从“戊戌维新运动”开始，沿着“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新文体”、词曲、翻译文学这一主线，将三十年来（1898—1928）文学之嬗变与转化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与他稍后出版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可以互补，后书较前书的论述又有了深化。同时两书对于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所忽视的旧体诗词（如宋诗运动、同光体代表诗人、近代四大词人）也进行了论述，这样更好地展现了近代文学的全貌及其嬗变的轨迹。此外，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卢冀野的《近代中国文学讲话》、吴文祺的《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阿英的《晚清小说史》、杨世骥的《文苑谈往》、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赵景深的有关近代小说戏曲的考证、安英的《民初小说发展的过程》、范烟桥的《民国旧派小说史略》、严芙孙等人的《民国旧派小说名家小史》、以及陈衍的《近代诗钞》、钱仲联的《人境庐诗草笺注》和《文芸阁先生年谱》等论著，对近代文学研究均有贡献。其中阿英《晚清小说史》是中国第一部论述晚清小说的断代史。该书1934—1935年著，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9年后又多次重版。此著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社会条件和文化因素的角度来描述和阐释晚清小说（1875—1911）繁荣的概况和原因，作者利用主题学的分类法（实际上是按小说题材分类）将晚清小说分成十二大类，然后对每类小说代表作的思想和艺术进行了系统而公允的论述。阿英是近代文学图书和报刊的收藏家，又编有各种书目，于晚清小说异常熟悉，故资料丰富翔实，是这部小说史的特点之一。作者于晚清小说除重视创作外，对这时期的翻译小说也有论述。限于史料和当时的认识水平，书中个别史料的判断、作家生卒年、译著的原作者，乃至作品的诠释均有可以商榷之处;但此书对研究近代小说，在当时和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一部独一无二、带有引路性质的小说史著作，很有参考价值，亦被国内外视为研究中国近代小说的权威性著作，影响颇大。阿英还著有《弹词小说评考》（1931）、《女弹词小史》（1938），其中保存了许多近代女弹词家的史料，很有价值，因之也扩大了近代文学的研究范围。阿英还编辑了许多文学资料，于近代文学研究贡献甚多，将在第二章中详细论述。
此外，这时期还发表过若干有价值的研究作家作品的文章，如李玄伯的《〈儿女英雄传〉的作者文康的家世》①、孙楷第的《关于（儿女英雄传）》②、容肇祖的《〈花月痕〉的作者魏秀仁传》③、马彦祥的《皮黄剧本之变迁》④、秋宗章的《六六私乘》和《六六私乘补遗》⑤、李家瑞的《从石玉昆的〈龙图公案〉说到〈三侠五义〉》⑥、张尔田的《近代词人逸事》⑦、严敦易的《〈小蓬莱仙馆传奇〉十种》⑧、周贻白的《〈官场现形记〉引》⑨，以及胡适对《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海上花列传》、《官场现形记》等近代小说的考证 瑏瑠，这些文章均为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总的来看，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有如下特点:第一，此期所谓“近代”，尽管概念模糊，时限尚不统一，但不论是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的“五十年”（1872—192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的“清末”、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的“近代”（1898—1928）、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的“现代”，其言说重点均指近代文学史中最主要、最具特色（近代性）的主体部分。另一方面，研究者又提出了“近代文学”这一文学史概念，这说明他们已开始意识到近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不同。第二，近代文学是现代文学的胚胎和先声，在今天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在“五四”时期，胡适、郑振铎、钱基博、陈子展等人不约而同地均把近代文学与“五四”文学革命联系起来论述，这一见解足可见出以上诸家的卓识。
第三，“西学东渐”是近代文学发生新变的主要动因之一，也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中占有突出的位置。这时期近代文学研究者均重视翻译文学，鲁迅、胡适、郑振铎、茅盾、陈子展、贺麟、杨世骥、林榕等，或在自己的著作中辟专章论述近代翻译文学，或写专文探讨重要译家（如林纾、严复、伍光建、苏曼殊、周桂笙等）的译作。这种对近代翻译文学的重视，恰与1949至1979年这段时间对近代翻译文学研究的相对忽视形成反差。第四，此期的近代文学研究者多数是近代文学的接受主体，他们对近代文学十分熟悉，有些研究者又不同程度地受到过近代文学的影响①，因此他们对近代文学的认识比较深刻，又加上其中部分研究者都是著名的学者，如鲁迅、胡适、周作人、郑振铎、陈子展等人，因此其论著富有学术个性，其中亦不乏真知灼见。有些卓识至今仍为人赞同和引用，其贡献和影响是很大的。但也应当看到这时期的某些作者，由于缺乏对近代文学的深入了解，只是从个人兴趣出发，写了一些介绍性或生活轶事的文章，质量不高。例如关于苏曼殊，这时期就出现了不少随笔和杂感性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本时期有关苏曼殊生平及著译作品的评论多达263篇，占了同期作家作品研究文章的九分之一 ②，一时形成“曼殊热”（鲁迅语）。写作者为了凑热闹，文章难免良莠不齐。类似的情况，在其他作家研究中也不同程度的存在。本时期关于近代文学研究的文章在2400篇左右，从数量上看不算少，但像胡适的关于近代小说考证的文章，郑振铎写的《林琴南先生》、《梁任公先生》这类有分量的文章在本时期整个近代文学研究中还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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