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的力量(中国共产党老一代革命家人格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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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春涛主编 著
出版社济南出版社
ISBN9787548844143
出版时间2021-0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78元
货号1202331739
上书时间2024-12-04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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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春涛，现任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有《大跃进狂澜》和《庐山风云——1959年庐山会议简史》等专著，主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转折中国——1976—1982》、《共和国五十年图史》、《中国简史——从孔夫子到邓小平》（英文版）等书，发表文章百余篇。近年来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毛泽东的人格风范
第二章 周恩来的人格风范
第三章 刘少奇的人格风范
第四章 朱德的人格风范
第五章 邓小平的人格风范
第六章 陈云的人格风范
后记
内容摘要
共产党人拥有人格力量，才能无愧于自己的称号，才能赢得人民赞誉。
以毛泽东、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仅以其毕生的精力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建立了不朽功勋，同时也以其崇高的人格风范构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道德丰碑。
本书通过大量事例集中呈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六位老一代革命家所共同具有的坚定的理想信念、勇于担当的使命感、严守纪律的大局观、廉洁的公仆精神、高尚的道德情操等闪光之处，突出展现了每一位革命家的鲜明个性，深入分析了他们崇高人格风范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内在原因，刻画出一组光彩照人的革命群像。
见贤思齐，了解、学习老一代革命家的人格风范，对于新形势下广大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具有重要意义。
精彩内容
一、矢志不渝的革命信念
理想信念是人们思想观念的集中体现，它是人们的思想动机和奋斗目标，为实现目标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邓小平曾经深有体会地说：“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的，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对共产主义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始终抱有坚定的信心。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在总结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关于人类社会的美好构想，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也是包括毛泽东在内所有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纵观毛泽东早年的思想历程，他先后信仰过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在五四时期的各种思潮中曾经一度占据优势，毛泽东在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后对无政府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8年8月，毛泽东来到北京，经杨昌济先生推荐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员，接触到各种思想，但对各家学说尚无定见，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此后，在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中依然存在着浓厚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们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新善——不是日本的新善——共臻盛世。”
1919年8月中旬，由于《湘江评论》高举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旗帜，北洋军阀张敬尧派军警强行解散了湖南学生联合会，不准《湘江评论》发行。毛泽东领导学生骨干分子进行驱张活动，为争取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率领一个驱张代表团前往北京请愿。这个时期，毛泽东正由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他对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他在《湘江评沦》创刊宣言中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则宣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同时，他还认为，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改造社会，“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他还明确指出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只停留在少数人的活动上，没有实行民众的大联合。这个革命“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我们虽赞成他们的主义，却不曾活动。他们也用不着我们活动”。而十月革命的胜利则是由于“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这些观点表明，他从五四前信守的“精神上之个人主义”转向“民众的大联合”，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这已经无限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这个时期，全国政治气候比较活跃。列宁领导的苏联政府发表的废除帝俄时代同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建立中苏平等关系的宣言，突破北洋军阀政府的封锁公布出来了。共产国际派代表来中国，先后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取得联系，交换了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研究了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报刊上介绍俄国革命、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日益增多，有些进步报刊摘译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部分章节，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简要传记，还出版了一些介绍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使得毛泽东有更多的机会进一步接触马克思主义。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新文化阵营产生了分裂，围绕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在论战中，毛泽东接受了李大钊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理论上划清了改良和革命的界限。他在评论长沙发生的新娘在花轿中自杀的事情时，初步透过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他指出：“母家”和“夫家”固然有直接罪恶，但“罪恶来源仍是社会”。他认为，不用革命来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是无望的。在其他文章中，他还进一步指出：要使社会进步，绝不能企图改良其旧，必须立志创造其新。自古以来，当旧的生活、旧的思想、旧的制度已经不适合新的时代时，只有将它否定，另行创立新的思想新的制度。他认为社会基础是经济制度，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改造着手，而如此艰巨的制度改革，岂是改良主义所能奏效的？这比他在《湘江评论》时的思想前进了一大步。
1919年，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这期间阅读了许多关于俄国近况的书，他努力搜寻当时能够找到的中文版共产主义的文献，与李大钊一起讨论有关共产主义的理论和赴俄留学等方面的问题。在这个时期，有三本书对他建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有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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