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工作场所中员工的行为并非总出于自愿,有些是被迫无奈的行为,如被加班、被全勤、被捐款等,Vigoda-Gadot(2006)将其命名为强制性公民行为(简称CCB),是在中国组织中广泛存在而又被长期忽略的问题。陈明著的这本《不当督导对强制性公民行为影响机制及权变因素研究》从典型的负向领导行为――不当督导出发,探讨其与强制性公民行为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当前的实证研究主要考虑的是员工心理上的风险与威胁感知,即不当督导造成下属心理安全上的威胁,因而会迫使他们履行CCB(zhao et al.2013);但这一路径可能忽略了服从在其中的作用,即不当督导使下属感知到主管的权力与,感知到来自上司的压力,进而不得不予以服从。此外,由于东西方社会文化差异较大,儒家文化传统下的一些本土特征可能使得不当督导与CCB的表现强度及关联程度有所不同。而作为儒家文化本质特征的“关系主义”定位(黄光国,2009),员工不同的关系取向程度可能有权变作用。与之类似,员工对某一行为的工具倾向也同样可能影响关联的大小。但尚未有研究对这些本土化变量进行探讨,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检验。本书从风险规避与服从两个视角构建了“不当督导―心理安全感/上司压力―CCB”的双中介作用路径模型;探讨了关系取向与工具倾向两个本土文化变量的调节作用,具有一定的理论开拓性及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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