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青少年的大师文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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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振铎
出版社中国友谊
ISBN9787505754003
出版时间2022-02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49.8元
货号31365684
上书时间2024-10-21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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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振铎（1898—1958），字西谛，浙江温州人，著名学者。他较早地提出和着手用新的观点、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国文学史，在民间文学和小说、戏剧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
目录
第一讲 《诗经》与《楚辞》 001
第二讲 散 文 018
一、先秦的散文 018
二、汉代的历史家与哲学家 028
三、古文运动 031
四、古文运动第二幕 038
第三讲 辞 赋 043
一、辞赋时代 043
二、六朝的辞赋 049
第四讲 新乐府辞 053
第五讲 唐 诗 059
一、初唐的诗坛 059
二、开元天宝时代 066
三、杜 甫 082
四、韩愈与白居易 089
第六讲 批评文学 095
一、批评文学的发端 095
二、批评文学的复活 099
三、批评文学的进展 104
第七讲 传奇文 110
第八讲 宋 词 122
一、北宋词人 122
二、南宋词人 150
第九讲 变 文 172
第十讲 鼓子词与诸宫调 183
第十一讲 小 说 199
一、话本的产生 199
二、罗贯中 211
三、长篇小说的进展 218
第十二讲 戏 曲 226
一、戏文的起来 226
二、高 明 233
三、沈璟与汤显祖 238
第十三讲 元杂剧 251
第十四讲 散 曲 277
一、散曲作家们 277
二、散曲的进展 285
三、嘉隆后的散曲作家们 292
第十五讲 昆 腔 306
第十六讲 南杂剧 321
内容摘要
本书以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为底本，按体裁产生、发展的时间顺序编排，对中国文学知识作了系统梳理，深入浅出，既能让我们领略到中国文学的博大精深，也能使读者了解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及其丰富的内涵。在编辑的过程中，保留了其原旨以及行文风格，只是对其中的内容重新进行了梳理。
精彩内容
第一讲 《诗经》与《楚辞》最古的诗歌总集：《诗经》——风、雅、颂之分的不当——《诗经》里的情歌——农歌的重要——贵族的诗歌——《楚辞》时代——屈原和他的《离骚》——《九章》《九歌》等一
《诗经》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周平王东迁前后的古诗，除见于《诗经》者外，寥寥可数，且大都是断片；又有一部分是显然的伪作。论者以为：诗三千，孔子选其三百，为《诗经》。此语不甚可靠。不过古诗不止三百篇之数，则为无可疑的事实。
很可笑的伪歌，如《皇娥歌》及《白帝子歌》：“天清地旷浩茫茫”，“清歌流畅乐难极”之类，见于王子年《拾遗记》《诗纪》首录之。将这样近代性的七言歌，放在离今四千五百年前的时代，自然是太浅陋的作伪了。“登彼箕山兮瞻天下”的一首《箕山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击壤歌》，也都是不必辩解的伪作。“断竹，断竹，飞土逐宍”的《弹歌》，《吴越春秋》只言其为古作，《诗苑》却派定其为黄帝作，当然是太武断。“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的虞帝与皋陶诸臣的唱和歌，比较的可靠，然却未必为原作。《尚书大传》所载的《卿云歌》《八伯歌》也是不可信的。较可信的是秦汉以前诸书所载的逸诗。这些逸诗，《玉海》曾收集了一部分。后来郝懿行又辑增之，为《诗经拾遗》一书。但存者不及百篇，且多零语，其中尚有一部分，是古代的谚语。所以我们研究古代的诗篇，除了《诗经》这一部仅存的选集之外，竟没有第二部完整可靠的资料。
二《诗经》的影响，在孔子孟子的时代便已极大了。希腊的诗人及哲学家，每称举荷马之诗，以作论证；基督教徒则举《旧约》《新约》二大圣经，以为一己立身行事的准则；我们古代的政治家及文人哲士，则其所引为辩论讽谏的根据，或宣传讨论的证助者，往往为《诗经》的片言只语。此可见当时的《诗经》已具有莫大的威权。这可见《诗经》中的诗，在当时流传的如何广！
《诗经》在秦汉以后，因其地位的抬高，反而失了她的原来的巨大威权。这乃是时代的自然淘汰所结果，非人力所能勉强的。但就文学史上而论，汉以来的作家，实际上受《诗经》的风格的感化的却也不少。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东方朔的《诫子诗》，韦玄成的《自劾诗》《戒子孙诗》，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傅毅的《迪志诗》，仲长统的《述志诗》，曹植的《元会》《责躬》，乃至陶潜的《停云》《时运》《荣木》，无不显然的受有这个感化。
然而，在同时，《诗经》却遇到了不可避免的厄运：一方面她的地位被抬高了，一方面她的真价与真相却为汉儒的曲解胡说所蒙蔽了。这正如绝妙的《苏罗门歌》一样，她因为不幸而被抬举为《圣经》，而她的真价与真相，便不为人所知者好几千年！
《诗经》中所最引人迷误的是风、雅、颂的三个大分别。孔颖达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毛诗正义》关于赋比兴，我们在这里不必多说，这乃是修辞学的范围。至于风、雅、颂三者，则历来以全部《诗经》的诗，属于其范围之内。三百篇之中，属于“风”之一体者，有二南，王、豳、郑、卫等十五国风，计共一百六十篇；属于“雅”者，有《大雅》《小雅》，计共一百零五篇；属于“颂”者有《周颂》《鲁颂》《商颂》，计共四十篇。《诗大叙》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废兴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朱熹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诗经集注序》《诗大叙》之说，完全是不可通的。汉人说经，往往以若可解若不可解之文句，阐说模糊影响之意思，《诗大叙》这几句话便是一个例。我们勉强的用明白的话替他疏释一下，便是：风是属于个人的，雅是有关王政的，颂是“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朱熹之意亦不出于此，而较为明白。他只将风、雅、颂分为两类：以风为一类，说他们是“里巷歌谣之作”，以雅、颂为一类，说他们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实这些见解都是不对的。当初的分别风、雅、颂三大部的原意，已不为后人所知；而今本的《诗经》的次列又为后人所窜乱，更不能与原来之意旨相契合。盖以今本的《诗经》而论，则风、雅、颂三者之分，任用如何的巧说，皆不能将其抵牾不合之处，弥缝起来。假定我们依了朱熹之说，将“风”作为里巷歌谣，将“雅颂”作为“朝廷郊庙乐歌”，则《小雅》中的《白华》：“白华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远，俾我独兮！”与《卫风》中的《伯兮》：“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同是挚切之至的怀人之作，何以后一首便是“里巷歌谣”，前一首便是“庙堂郊祠乐歌”？又“风”“雅”之中，更有许多同类之诗，足以证明“风”与“雅”原非截然相异的二类。至于“颂”，则其性质也不十分明白。《商颂》的五篇，完全是祭祀乐歌；《周颂》的内容便已十分复杂，其中有一大部分，是祭祀乐歌，一小部分却与“雅”中的多数诗篇，未必有多大分别如《小毖》。《鲁颂》则只有《宫》可算是祭祀乐歌，其他《泮水》诸篇皆非是。又《大雅》中也有祭祀乐歌，如《云汉》之类是。更有后人主张：诗都是可歌的；其所谓“风”“雅”“颂”完全是音乐上的分别。郑樵说：“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通志·乐略》又说：“仲尼……列十五国风以明风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间，陈《周》《鲁》《商》三颂所以侑祭也。……”梁任公便依此说，主张《诗经》应分为四体，即南、风、雅、颂。“南”即十五国风中之“二南”，与“雅”皆乐府歌辞，“风”是民谣，“颂”是剧本或跳舞乐。这也是颇为牵强附会的。古代的音乐早已亡失，如何能以后人的模糊影响之追解而为之分解得清楚呢？郑樵之说，仍不外风土之音即民间歌谣，朝廷之音，及侑祭之乐的三个大分别。至于“四诗：南、风、雅、颂”之说，则尤为牵强。“南”之中有许多明明不是乐歌，如《卷耳》《行露》《柏舟》诸作，如何可以说他们是合奏乐呢？我们似不必拘泥于已窜乱了的次第而勉强去加以解释，附会，甚至误解。《诗经》的内容是十分复杂的；风、雅、颂之分，是决不能包括其全体的；何况这些分别又是充满了矛盾呢。我们且放开了旧说，而在现存的三百零五篇古诗的自身，找出他们的真实的性质与本相来！
据我个人的意见，《诗经》的内容，可归纳为三类：一、诗人的创作，像《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崧高》《烝民》等。二、民间歌谣，又可分为：（一）恋歌，像《静女》《中谷有蓷》《将仲子》等；（二）结婚歌，像《关雎》《桃夭》《鹊巢》等；（三）悼歌及颂贺歌，像《蓼莪》《麟之趾》《螽斯》等；（四）农歌，像《七月》《甫田》《大田》《行苇》《既醉》等。三、贵族乐歌，又可分为：（一）宗庙乐歌，像《下武》《文王》等；（二）颂神乐歌或祷歌，像《思文》《云汉》《访落》等；（三）宴会歌，像《庭燎》《鹿鸣》《伐木》等；（四）田猎歌，像《车攻》《吉日》等；（五）战事歌，像《常武》等。
三《诗经》中的民间歌谣，以恋歌为最多。我们很喜爱《子夜歌》《读曲歌》等等；我们也很喜爱《诗经》中的恋歌。在全部《诗经》中，恋歌可说是最晶莹的圆珠圭璧；假定有人将这些恋歌从《诗经》中都删去了，——像一部分宋儒、清儒之所主张者——则《诗经》究竟还成否一部最动人的古代诗歌选集，却是一个问题了。这些恋歌杂于许多的民歌、贵族乐歌以及诗人忧时之作中，譬若客室里挂了一盏亮晶晶的明灯，又若蛛网上缀了许多露珠，为朝阳的金光所射照一样。他们的光辉竟照得全部的《诗经》都金碧辉煌，光彩炫目起来。他们不是忧国者的悲歌，他们不是欢宴者的讴吟，他们更不是歌颂功德者的曼唱。他们乃是民间小儿女的“行歌互答”，他们乃是人间的青春期的结晶物。虽然注释家常常夺去了他们的地位，无端给他们以重厚的面幕，而他们的绝世容光却终究非面幕所能遮掩得住的。
恋歌在十五国风中最多，《小雅》中亦间有之。这些恋歌的情绪都是深挚而恳切的。其文句又都是婉曲深入，娇美可喜的。他们活绘出一幅二千五百余年前的少男少女的生活来。他们将本地的风光，本地的人物，衬托出种种的可入画的美妙画幅来。“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郑风》这是如何的一个情景。“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魏风》这又是如何的一个情景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齐风》这又是如何的一个情景！但在这里不能将这些情歌，一一的加以征引，姑说几篇最动人的。卫与郑，是诗人们所公认的“靡靡之音”的生产地。至今“郑卫之音”，尚为正人君子所痛心疾首。然《郑风》中情诗诚多，而《卫风》中则颇少，较之陈、齐似尚有不及。郑、卫并称，未免不当。《郑风》里的情歌，都写得很倩巧，很婉秀，别饶一种媚态，一种美趣。《东门之》一诗的“其室则迩，其人甚远”，“岂不尔思，子不我即”，与《青青子衿》一诗的“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写少女的有所念而羞于自即，反怨男子之不去追求的心怀，写得真是再好没有的了。“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褰裳》似是《郑风》中所特殊的一种风调。这种心理，却没有一个诗人敢于将她写出来！其他像《将仲子》《萚兮》《野有蔓草》《出其东门》及《溱洧》都写得很可赞许。
《陈风》里，情诗虽不多，却都是很好的。像《月出》与《东门之杨》，其情调的幽隽可爱，大似在朦胧的黄昏光中，听凡珴令的独奏，又如在月色皎白的夏夜，听长笛的曼奏：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月出》《齐风》里的情诗，以《子之还兮》一首为较有情致。《卢令令》一首则以音调的流转动人。齐邻于海滨，也许因是商业的中心，而遂缺失了一种清逸的气氛。这是商业国的一个特色。又齐多方士，思想多幻渺虚空，故对于人间的情爱，其讴歌，便较不注意。《秦风》中的《蒹葭》，措词宛曲秀美。“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即音调也是十分的宛曲秀美。
民间的祝贺之歌，或结婚、迎亲之曲，在《诗经》里亦颇不少。《关雎》《桃夭》《鹊巢》等都是结婚歌。《螽斯》及《麟之趾》则皆为颂贺多子多孙的祝词。
民间的农歌，在《诗经》里有许多极好的。他们将当时的农村生活，极活泼生动的表现出来，使我们在二千余年之后，还如目睹着二千余年前的农民在祭祀，在宴会，在牵引他们的牛羊，在割稻之后，快快乐乐的歌唱着；还可以看见他们在日下耕种，他们的妻去送饭；还可以看见一大群的牛羊在草地上静静的低头食草；还可以看见他们怎样地在咒恨土地所有者，怒骂他们夺去了农民的辛苦的收获；还可以看见他们互相的谈话，讥嘲，责骂。总之，在那些农歌里，我们竟不意的见到了古代的最生动的一幅耕牧图了。
这些民间的或农人们的祭祀乐歌，皆在《大雅》《小雅》中。于上举之《七月》等外，像《无羊》便是一首最美妙的牧歌。“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其描写的情境是活跃如见的。又像《甫田》那样的祷歌，更不是平庸的骈四俪六的祭神文、青词、黄表之类可比。“今适南亩，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曾孙来止，以其妇子，彼南亩，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尝其旨否。”《甫田》其形状农家生活，真是“无以复加矣”。
民间的及贵族的宴会歌曲，尽有不少佳作。有时，竟有极清隽的作品。但这些宴会歌曲，结构与意思颇多相同，当是一种乐府相传的歌曲，因应用的时与地的不同，遂致有所转变。像《郑风》的《风雨》，《小雅》的《菁菁者莪》《隰桑》《蓼莪》《裳裳者华》《弁》，以及《召南》的《草虫》等，句法皆甚相同，很可以看出是由一个来源转变而来的。而像《伐木》《小雅》，写一次宴会的情况，真是栩栩如活：“既有肥牡，以速诸舅，宁适不来，微我有咎！”乃至“坎坎鼓我，蹲蹲舞我”。都是当前之景，取之不穷，而状之则不易者。贵族或君王的田猎歌，也有几首，像《吉日》《车攻》，且都不坏。帝王及贵族的颂神乐歌，或祷歌，或宗庙乐歌，则除了歌功颂德之外，大都没有什么佳语隽言。《文王有声》《大雅》在祭神歌中是一个别格。这是祭“列祖”的歌。凡八章。先二章是祭文王的，故末皆曰：“文王烝哉！”末二章则最后皆曰：“武王烝哉！”《鲁颂》中真正的祭神歌很少。《泮水》是一首很雄伟的战胜颂歌，并不是祷神歌。《宫》乃是一首祷神歌，其格调却与《周颂》中的诸篇不同了。
《商颂》五篇，未必便是殷时所作。《诗序》说：“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但其风格离《诗经》中的诸篇并不很歧远。似当是周时所作，或至少是改作的。其中亦有很好的文句，如：“猗与那与，置我鼓，奏鼓简简，衎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鼓渊渊，嘒嘒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我们不仅如睹其形，亦且如闻其“鼓渊渊”之声矣。
四继于《诗经》时代之后的便是所谓“楚辞”的一个时代。在名为“楚辞”那一个总集之中，最重要的作家是屈原屈原及宋玉等见《史记》卷八十四。他是“楚辞”的开山祖，也是“楚辞”里的最伟大的作家。我们可以说，“楚辞”这个名辞，指的乃是“屈原及其跟从者”。
“楚辞”的名称，或以为始于刘向。然《史记·屈原列传》已言：“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汉书·朱买臣传》言：“买臣善《楚辞》。”又言：“宣帝时，有九江被公善《楚辞》。”“楚辞”之称，在汉初当已成了一个名辞。据相传的见解，谓屈原诸《骚》，皆是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谓之《楚辞》。其后虽有许多非楚人作《楚辞》，虽未必皆纪楚地，名楚物，然其作楚声则皆同。
后汉王逸著《楚辞章句》，于卷首题着：“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后汉校书郎臣王逸章句。”《楚辞》到刘向之时，始有像现在那个样子的总集，这是可信的事。惟这个王逸章句的《楚辞》，是否即为刘向的原本，却是很可疑的。据王逸的《章句》本，则名为《楚辞》的这个总集，乃包括自屈原至王逸他自己的一个时代为止的许多作品。据朱熹的《集注》本，则《楚辞》的范围更广，其时代则包括自周至宋，其作品则包括自荀况以至吕大临。本书所谓《楚辞》，指的不过屈原、宋玉几个最初的《楚辞》作家。
《楚辞》，或屈原、宋玉诸人的作品，其影响是至深且久，至巨且广的。《诗经》的影响，至秦汉已微。她的地位虽被高列于圣经之林，她在文学上的影响却已是不很深广了。但《楚辞》一开头便被当时的作者们所注意。汉代是“辞、赋的时代”；而自建安以至六朝，自唐以至清，也几乎没有一代无模拟《楚辞》的作家们。她的影响，不仅在“赋”上，在“骚”上，即在一般诗歌上也是如此。若项羽的“虞兮虞兮奈若何”，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以至刘彻的“草木黄落兮雁南归”，“罗袂兮无声，玉墀兮尘生”诸诗，固不必说，显然的是“楚风”了；即论到使韵遣辞一方面，《楚辞》对于后来的诗歌，其影响也是极大的。他们变更了健劲而不易流转的四言格式，他们变更了纯朴短促的民间歌谣，他们变更了教训式的格言诗，他们变更了拘谨素质的作风。他们大胆的倾怀的诉说出自己郁抑的情绪；从来没有人曾那末样的婉曲入微，那末样的又真挚，又美丽的倾诉过。
屈原是古代第一个有主名的大诗人。在古代的文学上，没有一个人可以与他争那第一把交椅的。《史记》中有他的一篇简传。在他自己的作品里也略略的提起过自己的生平。据《史记》，屈原名平，“原”是他的字。他自己在《离骚》里则说：“皇鉴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是正则，灵均又是他的名字。后人或以正则、灵均为“平”字“原”字的释义，或以为正则、灵均是他的小名。他是楚的同姓，约生于公元前343年周显王二十六年，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初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原是怀王很信任的人。有一个上官大夫，与屈原同列争宠，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原属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上官大夫因在怀王之前谗间他道：“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适怀王为张仪所诈，与秦战大败。秦欲与楚为欢，乃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怀王恨张仪入骨，说道：“不欲得地，愿得张仪。”张仪竟入楚。厚赂怀王左右，竟得释归。屈平自齐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后秦昭王与楚婚，欲怀王会。王欲行。屈原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固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竟客死于秦而归葬。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子兰怒屈平不已，使上官大夫短之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这是他第二次在政治上的失败。屈原既被疏被放，三年不得复见。竭智尽忠，而蔽障于谗；心烦意乱，不知所从。乃往太卜郑詹尹欲决所疑。他问詹尹道：“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詹尹却很谦抑的释策说道：“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自投汨罗以死。死时约为公元前290年即顷襄王九年的五月五日。在这一日，到处皆竞赛龙舟，投角黍于江，以吊我们的大诗人。
近来颇有人怀疑屈原的存在，以为他也许和希腊的荷马、印度的瓦尔米基一样，乃是一个箭垛式的乌有先生。荷马、瓦尔米基之果为乌有先生与否，现在仍未论定——也许永久不能论定——但我们的大诗人屈原，却与他们截然不同。荷马的《伊里亚特》《亚特赛》，瓦尔米基的《拉马耶那》（Ramayna），乃是民间传说与神话的集合体，或民间传唱已久的小史诗，小歌谣的集合体。所以那些大史诗的本身，应该可以说他们是“零片集合”而成的。荷马、瓦尔米基那样的作家，即使有之，我们也只可以说他们是“零片集合者”。屈原这个人，和屈原的这些作品，则完全与他们不同。他的作品像《离骚》《九章》之类，完全是抒写他自己的幽愤的，完全是诉说他自己的愁苦的，完全是个人的抒情哀语，而不是什么英雄时代的记载。他们是反映着屈原的明了可靠的生平的，他们是带着极浓厚的屈原个性在内的。他们乃是无可怀疑的一个大诗人的创作。
五《汉书·艺文志》里有《屈原赋》二十五篇。王逸《章句》本的《楚辞》与朱熹《集注》本的《楚辞》，所录屈原著作皆为七篇。七篇中，《九歌》有十一篇，《九章》有九篇，合计之，正为二十五篇，与《汉志》合。但王逸《章句》本，对于《大招》一篇，却又题着“屈原作，或曰景差作”。则屈原赋共有二十六篇。或以为《九歌》实止十篇，因《礼魂》一篇乃是十篇之总结。故加入《大招》，仍合于二十五篇之数。或则去《大招》而加《招魂》，仍为二十五篇。或则以《九歌》，作九篇，仍加《大招》《招魂》二篇，合为二十五篇。但无论如何，这二十五篇，决不会全是屈原所作的。其中有一部分是很可怀疑的。《远游》中有“羡韩众之得一”语。韩众是秦始皇时的方士，此已足证明《远游》之决非屈原所作的了。《卜居》《渔父》二篇，更非屈原的作品。两篇的开始，俱说：“屈原既放”，显然是第三人的记载。王逸也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此外《九歌》《天问》等篇，也都各有可疑之处。我们所公认为屈原的作品，与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者，仅《离骚》一篇及《九章》九篇而已。
《离骚》为古代最重要的诗篇之一，也是屈原所创作的最伟大的作品。“离骚”二字的解释，司马迁以为“犹离忧也”。班固以为“离，犹遭也；骚，忧也”。《离骚》全文，共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六十一字。作者的技能在那里已是发展到极点。她是秀美婉约的，她是若明若昧的。她是一幅绝美的锦幛，交织着无数绝美的丝缕；自历史上，神话上的人物，自然界的现象，以至草木禽兽，无不被捉入诗中，合组成一篇大创作。
屈原想像力是极为丰富的。《离骚》虽未必有整饬的条理，虽未必有明晰的层次，却是一句一辞，都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各自圆莹可喜，又如春园中的群花，似若散漫而实各在向春光斗妍。自“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起，始而叙述他的身世性格，继而说他自己在“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之时，不得不出来匡正。“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不料当事者并不察他的中情，“反信谗而怒”。他“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在这时，“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独有他的心却另有一番情怀。他所怕的是“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他的心境是那末样的纯洁：“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然“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因而慨然的说道：“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在这时，他已有死志。他颇想退修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然而他又不能决心退隐。女媭又申申的骂他，劝他不必独异于众。“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他却告诉她说，阽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时既不容他直道以行，便欲骋其想像“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但“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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