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中国学论丛(第一辑)

新冠肺炎疫情未去，且至今影响着人类的日常，并再次清晰地提示了如下事实：这个世界内在的联系和整体的统一性。从本体论意义上说，世界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系，在古代也可谓一种常识。且不说之神主宰一切、光照万物的时代，稍后在先哲那里也已有了相似的认知。如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之源”，德谟克利特提出了“原子学说”，老子在《道德经》中则主张“道”是万物之母，也是世界运行的基本方式。 、

不过，我们也看到，与西方不同，东方哲人没有直接追问世界的本原，而是在探问本原存在的性质，这是东西方“形而上学”上的分野，也是时至今日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哲学”的认识论起点。由此可知，在世界作为怎样的一个统一整体这个问题上，东西方产生了差别，换言之，东西方在差别中统一，在统一中差别，或许，这才是原本既存的多元而统一、统一而多元的世界。

在理念以及事实上，无论作为观念的世界还是作为物质形态的世界，即在人类世界这一整体中，中国不可或缺。而且，无论对中国自身还是对中国所在的“世界”而言，历史上作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的“中国”以及当今作为世界的政治经济体之一的“中国”，其概念的生成、相应的意义和价值等，唯有将其放入人类整体的世界中去诠释、在跨文化和文明互鉴中去理解，此为今日“中国学”之根脉，也为“中国学”之必然。因此，我们主张的“中国学”绝非仅仅是国外学者研究中国之学问（Sinology、China Studies等），即国际中国学，而终归属于某一个学科；也非仅仅是中国学者对于国外学者之汉学、中国学、中国问题研究之再研究，即国际中国学研究。我们所期待的“中国学”更是指一种在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基于对人类历史和世界现实整体的观照和理解，进而考察“中国”以怎样的方式和状态参与构建人类所在“世界”的过程及其对这一过程的多元诠释。

另一方面，我们也十分尊重如下事实：“国际中国学研究”业已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学术领域和研究方向，甚至有学者倡议将其设置为一门“学科”。这样的学术事实，既与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和文化自信的提升有关，也源于自20世纪初以来国内学术界一大批学人披荆斩棘、艰苦卓绝的努力，诚如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严绍璗先生所言，国际中国学研究是我国近四十年来人文学术领域内取得的为突出的成就之一。我们将此书命名为《国际中国学论丛》之用意，也是直接受到了以严绍璗先生为代表的学人在此领域内耕耘四十余年的学术启迪。客观而言，目前中国学术界已经建立起一门以国际学术界的中国研究为研究对象的新学科。这门学科的形成正是基于中国学者对世界各地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成果的接受、理解、把握和回应。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等科研机构出版专业丛书、成立相关机构，80年代北京大学开设相关研究方向，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90年代任继愈先生创刊《国际汉学》，阎纯德先生创刊《汉学研究》，刘梦溪先生创刊《世界汉学》等，继而引发了国际中国学（汉学）研究的持续深入，以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为代表，国内高校相继成立数十家相关研究机构和中心，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以严绍璗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基于自身学术实践还提出了“原典实证”“变异体”“发生学”等重要的学术思想和方法论，将该领域的学术研究提升为一个日臻成熟的思想理论体系。张西平先生等则强调中国近现代学术的发生与国际中国学（汉学）的关联性以及今日国际中国学（汉学）研究与国内学术推进的同构性及区别。因此，在既有的学术视域中，“国际中国学研究”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民族的多边文化研究，对“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的“再研究”，其基本的学术思维和路径就是多边文化和跨文化研究。

因此，我们所说的“国际中国学”，至少包含了三个层面和指向。

 一、国外学者研究中国之学问及其相应的思维体系，即国际中国学及其历史形态。

二、国内学者在某一个学科层面对国际中国学之再研究。

三、不囿于所谓国别之内外、学科之所限，而强调在世界之整体观照下，对“中国”参与构建“世界”过程的历史考察和现代诠释。

要之，国际中国学（研究）既作为人文学术以及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内一种世界整体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与思维，也作为一种具体的多边文化、跨文化研究的学术而存在。对于国内学术界而言，基本的使命是确立以中国历史文化为基本视点的国际文化语境考察，在“中国”和“世界”的相互观照下，在古今、东西方文本和思想的交流、相互阐发中，考察、探讨“中国”与“世界”的历史、当下和未来的多重诠释的可能，构建一种国际对话语境中多元共生的知识生产，尤其侧重和西方文明的对话以及在东亚文化内部寻求一种对“当代中国”的理解和把握，让“中国”在主体意义上成为“世界之中国”“当代之中国”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之中国”。而参与、带动国际学术界在上述问题层面的思考和对话，注定了我们必须审视、反思狭隘的、既定的学术思维以及固有的世界观念和认知，进而也要求我们秉承兼容并蓄的学术风格和理念：我们欢迎学科理念明确、学术思维严谨的论文，也欢迎具有宏观视野、不拘一格的文化散论。

本书的出版是在中国学术如何走向国际舞台、外语学科如何完成自身的学术转型等问题日渐凸显，并直接推动国内高校和学术机构变革的环境下产生的，也是在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研究日渐成熟、影响渐深的背景下产生的，但更深刻的问题在于（世界以及中国自身）如何面对中国的崛起，而人类又面临新的困境与转型：人与自然之对峙、人类群体间之分裂、人类内心之失序前所未有，危机愈深。能否以及如何面对上述情势并提供必然之应答，是当今人文学术严肃之迫问，也是思想者之责任，甚至可以说，意识到“问之所在，道之所存”乃是学者之命运，而国际中国学这一领域，在此间将是一种有益的方法论，学则内外、思应古今，且以他者观照反省自身，在互动关系中思考、建构人类世界整体发展之可能。而《国际中国学论丛》作为这一领域的后进和新生力量，也将以对今日学术之理解和追求，抱以向学术界前辈和同仁学习之态度，努力沟通中国和世界的理解与对话，为国内跨文化研究、国际中国学（汉学）研究之事业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

 编者谨识

辛丑年五月廿二日于花园桥

《国际中国学论丛》旨在介绍国际中国学（汉学）成果，推动在发生学与跨文化视域中多元文化的对话与相互理解，侧重中西文化的沟通以及在东亚文化内部寻求一种对“当代中国”的诠释，让“中国”在主体意义上成为“世界之中国”、“当代之中国”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之中国”。

王宗琥，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外国语学院院长。高等学校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俄语分委会委员，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市教学名师，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俄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和文化研究，著有专著4部，译著7部，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王广生，北京大学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外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领域为比较文学、日本中国学（汉学）史。发表论文、书评30余篇，著有《读诗札记：夏目漱石的汉诗》《宫崎市定史学方法论》《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日本的传播编年》，诗集《诗与歌：岁时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