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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艾约瑟|编者:钱乃荣|责编:陆亚平
出版社上海译文
ISBN9787532786442
出版时间2022-08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98元
货号31538697
上书时间2024-07-01
导读
Joseph Edkins (1823-1905),中文名字为艾约瑟,英国传教士、汉学家。毕业于伦敦大学,1848年被伦敦布道会派来中国,9月2日到上海,任伦敦教会驻上海代理人,先协助墨海书馆麦都思的工作。1856年麦都思离任回国后,他继任监理,主持该馆的编辑出版工作。在语言学方面,艾约瑟出版了《上海方言文法》(1853年初版,1868年二版)、《中国官话口语文法》(1857年初版,1864年二版)和一部词典《上海方言词汇集》(1869年)。
本书第一版于1853年由伦敦布道会出版,共248页;上海长老会于1868年再版,共225页。作者以其杰出的才能和语言学理论修养,对19世纪中叶开埠初10年时上海县城方言的语音、词语、语法做了最早的忠实记录和全方位研究,有不少精辟的论述和独到领先的见解。尽管它是一本语法书,然其语音、语法并重,并提供了当时丰富的语言、社会和文化背景知识。在描写和论述的基础上,艾氏还将上海话同官话、中国东南部方言尤其是上海周边地区的方言进行了一些共时性的比较。全书共有三章,第一章语音,第二章词类,第三章句法,从1至429节段连贯叙述,有两个附录,其中第二个附录谈到了吴语周边地区的语音语法相关现象。
作者对19世纪中叶开埠不久的上海的方言语音状况进行了准确全面的描写和分析。此书既用西方辅音、元音系统的分析方法记录了上海方言语音,又用汉语传统方法对上海话的韵母和声调进行了梳理归纳。
在辅音和声母方面,作者首次提出了上海方言中的所谓“浊声母”与“清不送气声母”的对立是清辅音中的“宽(broad)音”和“窄(thin)音”的区别(6节)。书中用斜体p、t、k记写单音节和多音节开头音节上的宽音声母,用正体p、t、k记写窄音声母。他还正确记出了在连读词的后音节高层调中,那些宽音才改读真浊音[b][d][g],记为b、d、g。 这在过了130年后才有学者在语音实验的语图上重新发现证实,曹剑芬(1982)做出了吴语长阴沙话的浊音声母实际是清音,在连读前字低声调中为清音和连读后字上高声调中是浊音的实验结果。后来沈钟伟、王士元(1995)进一步以具体的实验数据证明了上海话的浊塞音是“松辅音”,而与“紧辅音”(不送气清音)相对立,正式公布在1995年香港《吴语研究》上。笔者(1992)也据沈、王的初步语音实验认为吴语的浊辅音是松清辅音。艾约瑟的听音十分仔细,他还说“在高层调中的擦音v、z,在低层调时读作f、s,即使在前边没有字时,也常常听成v、z”(67节)。笔者用现今的上海话和老湘语娄底新化方言做语图,也发现擦音v、z声母可见浊音杠。艾氏还说到在当时声母dz和z可以互换,口语中为z,书面词常为dz,如“豺狼”的“豺”的声母读dz(68节),这都是dz母当时向z母合并中的现象。
艾约瑟发现上海方言单字音的“端、短、断、对”等字的声母是真浊音[d],他说这是高层调的例外。这是他首次发现上海语音中端母发音上读阴调浊音,即后来大家称呼的缩气浊音或内爆破音。
艾约瑟还指出当时的上海方言中缺乏sh,ch和弱j的发音,而在官话和苏州话中却存在(3节),这是作者比别人对上海话的见组声母观察更为细致的结果。他说:“还要提到的是声母k的发音趋势,当在i前面时,在高层调系列中读音常像t[t],在低层调系列中像d[d]或dj[d?]。”这说明了当时的上海城里见组声母在细音前的读音还不是用舌面塞擦音发音的。笔者在现今的松江、奉贤等上海郊区语音变化迟缓的地方,依然听到了这样的音,用舌面中塞音来读,听起来接近舌尖塞音或舌面前塞音。
艾约瑟认为,送气的塞擦音、送气音应介于两个辅音之间。他说:“在复声母中,送气音是在t和s或t和sh[??之间的。”(63节)这种描写是符合发音实际情形的。现今公布的《国际音标》(修订至1993年)中都不列像“ts”一类的塞擦音,显然认为它们是复辅音,而擦音[s]、[ ]不可能送气。
他还说明了ng、n、m、v、l和j这些鼻音边音和零声母字,“除少数例外外,都属低层声调”(70节),即属阳调类字。
在元音和韵母方面,作者归纳了上海方言的15个元音,并通过元音的发音长短区分了长音、短音和其他元音。他还首次按中国人的理解方式排列了上海口语音和文读音的韵母表,归纳了63个韵母及其20个文读形式。
凭着敏锐细致的听力,艾氏记录了在19世纪中叶,上海话中的中古咸山摄字带有弱鼻音,用斜体n表示,指出在an,en,ûn三个韵上。艾约瑟还说:“元音i[?],o[?]是不与n相连的,当前边是u[?]时,常常用ng[?]来取代n[n]的位置。在官话中,n常放在ü[y]之后。”(80节)这里他说明的是上海话中其他的带鼻音韵母实际都读后鼻音韵,不过他仍在韵母表中记录了5个或用的前鼻音韵。
他首次发现并准确细致地记录了上海话中的两个入声韵尾h[?]、k[k],中古k韵尾字,仍读k韵尾;中古t、p韵尾,在上海读h[?]韵尾。他还提及在低层调字的前面的k听为g(78节)。他还按发音原貌记下了k尾入声韵在音变中的词汇扩散面貌。这是本书最精彩的语音实录之一。
他首次认识到汉语中有舌尖元音,虽在注音中用z记,但他建议用ï表示这个舌尖元音(1节注)。这种标示法沿用至今。
艾约瑟还详细分析了上海方言的声调,包括连读变调及重音。他明确划分了吴语中的两层调类,即吴语中的阴调类在高层,阳调类在低层。他认为“声母是一个鉴别方法。即所有宽音、塞音和擦音、弱送气音,以及流音和鼻音都是低层调。包括强送气音在内的其他辅音为高层调系列。”(56节)他除了用声母来区别阴阳调类外,还用“’”标在声母字母左上角表示上声,右上角表示去声,平声不标,入声看韵尾字母,这种区分8个声调的方法以后一直为其他上海方言著作沿用。
他首次以8个区别性的特征(u,upper高;l,lower低;r,rising升;f,falling降;q,quick急;s,slow缓;e,even平;sh,short短)区分了上海话的8个声调,每个声调准确地用了其中的2–3个特征(11节),还记录了其他几个方言的声调。这是很科学的声调分类法。当时系统性的“区别性特征”的理论还远没诞生。
他还首次提出了用源自音乐的五度音高来描写声调的方法。艾约瑟首用在字母注音上划圈形式记录上海话声调,上声在注音的左上角用“’”表示,去声在右上角用“‘”表示,入声(因有韵尾)和平声(缺省)不用符号。
他首先指出低层第一声调(即阳平声调)是低长声调(即22),这是黄浦江的东部和上海城里的发音,而在黄浦江向西,很快为急低声调所取代(即31)。以此,我们划分开了长江出口三角洲上淞南的松江方言区和上海方言区。
他还谈到了声韵相同的字组,可以通过重音和变调的不同来区分意义等诸多连读变调方面的问题。
艾约瑟用忠实的记音方法保存了19世纪中叶上海话语音的严式读音记录以及当时的音变实际面貌。他首先发现上海方言中有两个入声韵尾和k,并如实记录了k尾字向?尾音变过程中,有的字未变、有的字已变,以及有的字有时变、有时未变的音变面貌。从他的忠实记音中,我们还能看到当时的上海方言正处于阳上声调向阳去声调的音变中,经统计有18个字仍读阳上声调,有11个字有时读阳上有时读阳去,有18个字已经完全变成了阳去声调。同时书中还经常关注到临近地方的语音变读差异。
艾氏这种语言发展观使他在观察语言现象时经常注意其变化的两可现象,记录并了解它们的转变情况,留下的资料十分珍贵。如在语法方面,他说到上海话补语标记当时正从“来”向“得”开始转变,如“写来好看——写得好看”。他说:“受过教育的人常避免使用‘来’,而常用‘得’来代替,但在稍低的阶层中用‘来’却极为普遍。”现今,上海郊区还多用“来”,城区用“得”或过渡叠加的“得来”。
在辨认声调时,该书首创介绍了比字法,如三个阳调用同声韵的字比较:良,两,亮;埋,买,卖;泥,你,义;人,忍,认;油,有,佑;题,弟,地;随,罪,睿。
艾约瑟对吴语语法学的贡献甚多。他创造性地提出了研究汉语句法要区分语法和韵律两个方面,彼此独立又互相联系,须将两方面结合起来观察的观点,并在书中的语音部分实施,语法章里从构词法到短语组合规律等都注意韵律分析,又专辟两节谈上海话的韵律。
在词法方面,谈上海话构词法时,书中具体讨论到单纯词和复合词的构词细节,虽然当时没有产生“语素”的概念,但实际上讨论到了上海方言中的不成词的黏着语素。还具体分析上海话构词的几类语序。同时归纳了上海话名词中的后缀和类后缀。
对汉语和上海话中的特殊词类的认识,艾约瑟有许多创见。如对封闭类词中代词、量词的分析甚为详细,对上海话中的“量词”(这是后来采取的称呼)区分并命名为“数助词”(numeral particles)和“辅助名词”(auxiliary substantives)两种。
艾氏把上海方言中的介词分为两种:前置介词(preposition)和后置介词(postposition)。他说:“前置介词位于名词之前,末尾音节和词根一起构成一个词,用在古代语言中表示格;而且单独的后缀很常见。在现代欧洲语言中,后缀形式很少使用,前置介词执行了格助词的功能。在鞑靼语里,被其他语言称为介词的语助词却出现在名词之后,因此称其为后置介词。在满语中,间接格共有4个,从语助词族中挑选出来的后缀构成词。在书写时,它们随意与名词相连,也可不连,都可以作单独成分词使用。汉语在使用不相连的格助词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附属于名词之前,有些附属于名词之后,并不违背其他民族的通常的习惯用法。”他分别解释了上海话前置介词“打、对、从、到、拉、替、搭、忒、勒拉(是一个表示方位的语助词,也放在名词之前,等同于官话中的‘在’)”,同时解释了用作方位格的后置介词“里、前、外、后、上long‘(文读:’zong)、下”,复合词“里向”等。而且他指出“英语中的某些介词,很容易地从动词或名词减弱而来”(258节),说明英语与汉语的介词从来源来说也是相同的。
他在当时就运用动词“格”(case)的理论方法分析了上海话中动词所带的各种“格”。
艾约瑟简明归纳了上海话中语助词“拨”的四种用法。表主动:拨三两各铜钱拉伊。表被动:拨拉父母责备;我个帽子拨拉人偷之去者。表原因:拨拉伊死;伊拨拉我吃亏者。表许可:啥人肯拨拉别人欺负呢;拨拉别人哄骗侬
艾氏还关注讨论了上海话中动词后的辅助词,即刘丹青(1994)所称的“唯补词”。他说:“在双音节动词中,出现了许多辅助性的词,它们几乎或完全失去了作为独立动词的本来的意义。从下面的例子中可以注意到,这些前接成分或前置词,正如被描述的那样,对于主要动词来讲常常没有附加什么东西。例如:得tuh(听得),脱t’eh(断脱),见kíen‘(望见),着záh(捉着),住dzû‘(锁住),杀(话杀),到(用到)。”(217节)这类封闭类词现在还为不少语法书中所忽视,未专列出来讨论其语法功能。他又详细讨论了动词带趋向词、能愿词等的三字组所表达的语法意义。艾氏还讨论到汉语中比较特殊的动补结构问题,并与英语做了对比。
在讨论将来时句子时他指出,表示将来时的那些语助词不用在否定句中,如:我勿去(I shall not go)(254节)。如果“要”用在将来时的否定句中,其意思就是“希望”或“必须”,如:我勿要去(我不想去)。当有“将”出现时,必定位于前面,这样当句子中使用“勿”时,“将”就不能形成它的一部分了。“勿见得(不可能)”常用在将来时的否定句中。如:勿见得落雨(It is not likely to rain或It will not rain)(254节)。
该书详细地列举了形容事物的各种“比较级的表达方法”,详细讨论了上海方言中的比较句。
艾氏还仔细研究了上海方言的语气和语气词。这里的语气是指广义的,如他关注到了标示词。“位于分句句末的‘者’和‘末’,分别标志着陈述句中的陈述和条件:现在落雨末年世好者、年纪大末勿要者。”“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词是省略的,并不影响句意,如:勿落雨百姓要苦恼。”“而在两个相连的分句中,无论前面的分句是否是条件句,这些辅助词都要用上,如:看见之讨饭个末就打起来者。”“陈述分句独立存在,常加‘者’字,如:来者、去者。”即“者(哉)”是成句词。
在句法方面,艾约瑟十分重视语序问题。他从构词的语序一直讲到词组组合的语序。
作者指出:“在许多语言中,把动词认作为名词是很常见的。出于这种目的,使用了不定式和动名词形式,也用现在分词形式。在汉语中,这些都是完全相同的,用的是词根自身。”在当时他就指出了汉语的动词不必通过形态可直接转为名词用,实际上是指出了许多语言中开放类词与句子成分都不是一一对应的,只是汉语中没有形态表现而已。朱德熙先生(1985)在《语法答问》中把词类与句子成分是否一一对应作为英语、汉语的主要特点差别的论点是值得商榷的。汉语的封闭类词也是与句子成分一一对应的。
句子语序的时间顺序是艾约瑟首先关注到的。他说:“在复合动词中,如果要表示逐步性的行为,在时间上先发生的词放在前面,表示结束性动作的词放在后面,如:担来销化、灯点完者、拨拉贼匪打输。”“表示‘能力’的助动词,形成一种可能语气的模式,前置于动词,如:勿会白话、勿能去。(371-372节)”“当动词的宾语是个动作时,在汉语中是用动词表示的,而不用动词性的派生词、不定式或动名词形式,语言中的这种用法是有复合语法规则的形式的,如:勿免死、勿想吃。”还有“将来时态,以及祈使句和可能语气中的辅助词前置于动词,如:总要去、勿能来。”“表示方向和动作、开始和结束等的助动词跟在主要动词之后,如:买进来、抱进去。在时间上优先的词常常决定了动词的顺序,如:我去送、要来相帮、打杀别人。(374节)”这就是后来戴浩一先生说的汉语句子排列的时间顺序。
艾约瑟论述“简单陈述句”也注重汉语的特点。他说到汉语有“独词句”和形容词谓语句。“最简单的句子中只有一个词,其中一个字形成主语,另一个构成谓语。主语常在前面,如:马来、天热。”“谓语偶尔会放在前面,如:出会、落水。这些形式也可以解释为无人称动词带个宾语。”他又说:“一个形容词其本身完全可以构成谓语,并且与前面的主格词是没有系词来连接的,如:桃子熟者。(375节)”
艾约瑟从语法结构角度归纳了谓语进行扩展的十种形式后,接着系统地讨论了“从句”和“并列句”。
他用在世界语言类型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从句”句法概念概括地分析归纳了上海话中的七种从句形式:宾语从句、关系从句、主语从句、从属说明从句、时地从句、原因从句、条件从句。后来汉语语法书中都用“偏正复句”“主谓、动宾词组作定语、宾语”等汉语独特的分析方法解释汉语,实际上不利于很多语法规律的揭示和解释,也遗漏了对一些从句的分析,如时地从句、伴随从句、后置的定语状语从句等。近来刘丹青(2005)重新提出汉语的句法研究要重新回到世界共性的“从句”概念上来是有道理的。
在“并列句”方面,他注意到上海方言中并列的句子通常出现在没有任何语助词的并列形式中:对一个谓语来讲可以有几个主语;对一个主语来讲可以有几个谓语,或对一个陈述句来讲,可以有几个解释的分句。艾约瑟详细讨论了上海方言的一些特殊的连词,如“咾”等。他说:“推论句和原因句形成了并列句的另一类。”“句子中用成对的连接形式,有时短的词组可以取代连词。”
艾约瑟在附录2中集中讲述了东南部方言声韵调地域共时演变的面貌,他首次披露了浊音声母从吴语地区延伸到湘语地区的中间连续带,穿越了江西和安徽一些地区,很值得关注。
艾约瑟在19世纪观察语言的方法和运用的语言学理论在当时都是领先的。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经过悉心调查,准确观察到了上海话及其周边方言的许多重要特点,有不少精辟的论述和独到的见解。他的这部著作为我们保存了上海话语音语法方面最早的、相当全面的语料。这是研究中国方言语法的第一部语言学著作,在准确记录和分析研究方言语料方面也作出了示范,使上海方言和吴语的语言学研究从一开始就迈上了一定的科学高度,跨出了可圈可点的第一步。
本书中译本书名为《上海方言口语语法》,由笔者和田佳佳翻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2011年11月出版,可在阅读本书时作参考用。
本书为“1850-1950上海方言英法日三语实录”系列丛书中的一本。从时间跨度上来看,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正是上海方言在城区发生巨大变化的100年。上海对外开埠后,逐渐成为了国内和国际性的移民城市,人口急剧增加,经济飞速发展。受此影响,城区的上海方言从老上海话迅速过渡到新上海话。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在这时期留下了不少上海方言著作。他们运用近现代最新的语言学理论和分析方法,采用田野调查法直接记录方言。所以依据这些文献,我们现在可以十分完整地归纳分析19世纪中叶起的100多年里沪语的语音系统,整理和研究这段时期上海方言的词汇和语法,研究语音、语词和语法系统的历史演变及其规律。
本项目系列丛书不仅真实记录了上海方言的词汇、语音及语调,也通过语言这一重要的文化载体让我们得以窥见近代以来上海历史、社会文化之递嬗,为上海方言的历史性研究、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综合研究,乃至晚清到解放前这一历史时期整个中国社会生态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献。本项目系列丛书的出版对于厘清汉语方言在近代化浪潮中的流变脉络,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夯实汉语方言的学科建设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也希望通过它们的问世,能够激发更多的有识之士、有志之人加入到挖掘并保存民族语言文化瑰宝、培育世界语言文化共同体的队伍中。
钱乃荣2020年1月25日于海上土山湾畔听雨阁
《上海方言文法》的词法部分对词的构成方式、类别和词形变化进行了分析,句法部分就短语(内部结构、层次、语义指向)和句子(成分、类别、词序以及扩展方式)这两级语法单位及其韵律特点进行了探讨。此外,该书还对动词的时和体、量词的类别、虚词、词序、韵律与语法的相互作用、特殊的单句形式等可展现上海方言独特性的语法现象进行了解析,并针对上海方言教学中的难点(如量词、句法变换方法)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该书从语音、词类、句法三方面分析了上海话的面貌,是研究开埠初期上海县城方言的珍贵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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