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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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荣祖
出版社岳麓
ISBN9787553817514
出版时间2023-07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88元
货号31799440
上书时间2024-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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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荣祖，1940年生于上海，祖籍安徽旌德。台湾大学历史学学士（1961），美国俄勒冈大学历史学硕士（1964），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1971）。自1971年起任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执教三十一年。现任山东大学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访问学者、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等。出版《史家陈寅恪传》《史传通说》《康章合论》《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追寻失落的圆明园》《诗情史意》《史学九章》《槐聚心史》等中英文著作二十余种。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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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目录
新版自序
初版弁言
第一章湘阴郭家的麟儿
第二章亲身体验鸦片战争
第三章与太平军作战
第四章咸丰五年的江南之旅
第五章郭翰林在北京
第六章巡访津沽鲁东
第七章黯然南归惊闻国变
第八章应李鸿章之请赴沪任职
第九章到广东去当巡抚
第十章粤东攻防与左郭交恶
第十一章荔湾话别前后
第十二章寒波塘山居
第十三章伤逝
第十四章城南书院
第十五章海疆多事奉诏入京
第十六章重游京师与新任命
第十七章出使前的波折
第十八章郭大人出洋
第十九章首任驻英法公使
第二十章置身西欧文明
第二十一章激赏严又陵
第二十二章坚决请辞的底蕴
第二十三章辞行观光归程
第二十四章初返春申追诉《申报》
第二十五章自沪返湘不愿北上
第二十六章定居省城长沙
第二十七章不忍不谈洋务
第二十八章晚年心境
第二十九章走向世界的挫折
参考书目
内容摘要
本书讲的是晚清首位驻外公使郭嵩焘的生平略事，郭氏历经道咸同光四朝，早为皇帝秘书，办过盐务、军务，做过广东巡抚，后又出任中国第一位驻英法公使。
郭嵩焘是近代史上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他的见识远远超过侪辈的士人，早就洞悉中国不能再闭关自守，而应走向世界。然而这种认识却受到举国人士的讥嘲和辱骂。他寡不敌众，只好靠边站。他个人的挫折，正好象征中国走向世界的挫折。然而再挫折、再艰难，中国还是走向了世界，只是必须付出较高的代价而已。
主编推荐
1.传统士大夫的虚骄自大与统治者对世界的茫然无知互为表里，造就了清朝走向世界的双重挫折！
2.当时清廷的对外政策，是不战不和。战，知道打不过，和，又拉不下这个脸，以致事事受制于洋人。
3. 郭嵩焘的远见主要一方面，就是知晓中国必须走向世界，还有他认为，和洋人打交道，应以理取势，不可虚骄自大，或卑或惧。
4. 郭嵩焘对夷情早有了解，知道大势所趋，当看到“朝廷上下不识洋务，不通古今大局，士大夫沿习南宋以来空谈虚骄风习，不考求实际，不顾时易势变与为法不同，也不能辨别曲直”之时，他焦虑万分，痛心疾首。
5.郭嵩焘身处于中国被动走向世界的挫折时代，但却超拔于那个时代。他看到了中国社会吏治、教育与国防等等方面的问题所在，他热血报国，不把功名富贵放在心上，“难以随众士诺诺，时而忍不住要作一士之谔谔”。
精彩内容
试读章节：第二十九章走向世界的挫折19世纪西力东侵，欧美人挟其坚船利炮以及商业资本，打开亚洲的门户，其势如惊涛骇浪，莫之能御。亚洲国家仓猝应变，无论在武备与心理上均不足以应对此一史无前例的巨变。今日回顾历史，东亚二国——中国与日本——虽同在外力侵逼下起而应变，日本的应变能力显然大大超过中国。咸同中兴尚在明治维新之前，然而明治维新三四十年后日本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而同光自强运动三四十年后却是甲午惨败以及庚子国变。中、日同被西方势力逼向世界，追求富强，日本的成功，更衬现中国挫败之甚。
无论成败，各有原因可说。德川日本虽然锁国二百余年，但兰学一线从未中断，故明治之前西学已有基础。而其封建制度亦有利于应变，如德川幕府应变不利，而长州、萨摩诸藩应变较顺，卒于美国兵舰示威江户湾，受辱之余，发动尊皇攘夷的倒幕运动，明治天皇收还版籍，中央一统，开创了明治维新，走向世界的新局。中国情况则正好相反，西洋教士虽早于明末来华，然自雍正禁教之后，中西文化实已隔绝，至鸦片战争，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仍甚浮浅，而满清中央集权颟顸无能，既难应变，又无可资应变的地方势力。太平天国之起，固无助于应变，内乱更助长外患。所谓中兴，实在有名无实，无论宗旨与规模，全不能与明治维新相提并论。中、日之间一败一成，诚非无故。
郭嵩焘一再感叹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不明洋情，不知如何应付洋人，以致屡次延误，使洋务愈来愈难办，国家也愈来愈艰危。这也就是说，中国应变愈早，自强的胜算愈大：不仅仅是因中国的国势日绌，而且是因列强的侵略性日增。这个“时机”问题，颇值得一究。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鸦片战后五六年），欧洲革命导致三十三年西方旧秩序的解体；革命虽不成功，但列强必须重组均势。洪秀全金田起义时，英国仍是唯一的世界性工业国，法国的工业力限于欧陆，俄国尚落后，美国更不足道，日本仍在闭关，而中国正遭遇到空前的内乱，坐失应变自强的良机。同治中兴尚未为晚，但已力不从心，见识亦不够。及光绪初年以后，德国崛起，危及均势，引发列强争霸，英、法、德、俄诸国分向海外扩张，争夺殖民地，以充实一己的资源与声威。日本约同此时维新，效法列强，不仅免于受害，反而有余力伙同西洋侵略，而中国正首当其冲。
郭嵩焘出使英、法时，颇注意俄、土战争，知道西方列强中，英、法为友邦，德、俄为友邦；回国途中更忧虑日本之起，类此都可见他对世界形势有基本的认识。他还注意到柏林会议，此一会议的结果又暂时恢复了列强的均势与国际和平。但郭氏回国后竟投闲置散，对世界的看法亦不被决策者重视，清廷的应变仍然无方，妄想与霸权力拼，以致藩邦与利权大量丧失，而又无可奈何。于郭嵩焘逝世前后，中国即将面临列强瓜分的危机，康有为正极力奔走呼号变法。变法之紧急，正可见国家之危急，已到崩溃的边缘。
然中国之所以如此，论者每归咎于以天朝自居的政治立场，以及文化大一统概念下的拒外观点，而又以此政治与文化观点，来自两千余年的儒家传统。传统阻碍现代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不能并存之说，遂甚嚣尘上，认为非彻底打倒传统，全盘西化，中国不足以言现代化。此种议论自“五四”以来，余波荡漾，迄今未竭。
但是近三十余年来，世界各地学者研究传统社会的现代化，发现传统与现代化并不一定是对立的，有时传统因素颇有助于现代化的发展。就以日本而论，如德川时代儒学中的伦理价值，对于日本近现代的经济发展，大有助益。同一儒家传统何以有助于日本，而有碍于中国？两国政治社会环境不同，自有错综复杂的原因可探，然而中国走向世界的挫折仅以传统与文化为说，已显得空泛不实。
郭嵩焘生长于此一挫折时代，他以百无一用之书生对国家与人民的遭遇特为敏感，而且慧眼独具。我们不妨从他的眼光来探看此一问题。无论他的出身与教育，都属当时的主流。他亦以儒学自任，并对礼学有深入的研究。尽管许多保守派将他视为离经叛道之人，但他从未自认为儒家叛徒，事实上亦从未向儒学挑战。至少深厚的儒家背景并未阻碍他认识西方，走向世界。在他看来，向西方学习的主要障碍是南宋以来虚骄的士风。南宋以来的士大夫阶层，固然大都信奉儒教，但虚骄之气显然是一种社会风气，未必扎根于儒家经典。风气之形成，有其时代背景。自两宋以后，中原与草原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元、清两朝，即由边疆民族入主中原而兴建。士大夫高唱夷夏之辨，引发情绪性的反应，一反汉唐时讲究理（接之以礼）、势（备而守之）的政策，而“务为夸诞”，竟侈言用兵于靖康、绍兴积弱之后。
郭氏指出，史家班固曾说，文人多主和亲，武人则多主征伐；但宋、明以来，言战者却大都出于文人，议论繁多而不切实际，甚至轻易开启衅端，使曲在我而不在彼。所以他撰写《绥边征实》一书，以检讨从秦汉到明代的“边防战守之宜”，突现其得失成败，以明“兴衰治乱之大原”，“砭南宋以后虚文无实之弊”。
郭写此书，显然有借古讽今的意思。杨联陞指出，郭嵩焘从未把洋人比作牲畜；古人将夷狄视若牲畜，因夷狄野蛮而无文明，而郭氏认为洋人的文明实已出中国之上。杨氏又说郭氏主张传统的羁縻政策，其实郭氏曾一再明言，洋人绝非传统的夷狄之比，西洋文明固高，其各国之主要目的在于通商，不似旧时夷狄的狼奔豕突，是以他有“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之说。情势既然大异，古代的政策无论攻伐与羁縻，都不足有为。他之所以要征实过去的绥边政策，正欲揭出南宋以来的虚骄士风。那种虚骄在宋、明时代，已足招祸，何况与坚船利炮的洋人对抗？势必每况愈下。
然而他亲见的士风，其虚骄较宋、明有过之而无不及。明明弓箭不敌枪炮，在朝的官吏、在野的士大夫仍然轻易言战，而郭之剀切避战之论则被视为大逆不道。郭氏逐步发现好战与排外的士论并非单纯的忠愤之气，且兼有迎合当时国人因列强侵略而导致的仇外心理，以自鸣高，以博取时誉。士论不惜动用一切可资利用的传统资源，诸如《春秋》大义、华夷之分、君父之仇、国体等等，以气势慑人，压制理势（郭氏特别强调理势），甚至挟制朝廷，影响决策。这似乎是传统文化在作祟，其实是虚骄之辈利用了传统文化。这种虚骄，既不明理势，亦不讲是非，甚至只为了个人的名利，在郭氏看来，真可说是具有叵测的居心。
在此又牵涉到一般官吏与士大夫的品质问题。他们在郭嵩焘眼中，只能代表传统中国的衰落，正可与当时日见败坏的吏治相印证。他因而颇怀念康乾盛世，哀伤道咸以降的式微。他接触甚广，自感衰世的景象触目皆是，最具体的表现，乃是整个风俗的堕落。郭氏所谓风俗，与人心是紧密相系的。人心变得险诈、自私、不明是非，蔚然成为社会风气，便会影响风俗的纯正。风俗是整体的，一旦败坏，官贪民穷，盗贼四起，社会上一片乱象，又何以面对三千年未有的巨变？
郭嵩焘被称为洋务派。的确，他对于洋务的识见高人一等，但他对“内务”更是洞若观火。当时的保守派耻谈洋务，洋务派忽视内政，而郭氏不仅将洋务与内政连接起来，而且认为内政若不能整顿与振作，花力气搞洋务亦是枉然。他赞同知交良友刘蓉所谓：“非英夷之能病中国，而中国之自为病耳。”见刘蓉，《养晦堂文集》，卷三，页1。他晚年愈来愈感到悲观，即有鉴于人民风俗日恶，吏治益坏，百姓愈贫之故。换言之，自强大业要由烂摊子来撑，无论如何是撑不起来的。就此而论，以郭氏之见，中国走向世界的挫折除因对西方世界的认识不足外，更由于传统政体与社会之衰弱，以致无力应变。言及无力应变，李鸿章于复郭嵩焘函中提供了最显明的证词：自同治十三年海防议起，鸿章即沥陈煤、铁矿必须开挖，电线、铁路必应仿设，各海口必应添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其时文相（祥）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王孝凤、于莲舫独痛诋之。曾记是年冬底，赴京师叩谒梓宫，谒晤恭邸，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转输，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间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遂绝口不谈矣。
连垂帘听政的太后以及恭亲王都无办法，可见传统政治中的腐败力量已达到足以遏制改变以求自存的地步。所谓阻力，乃系传统中的腐败力量，而非传统中的积极因素。挫折亦因而是双重的。
内部的腐败与对外的无知又互为因果，虚骄很容易一泄无遗，成为泄气，清流如张佩纶诸辈于中法战争前后的表现可为明证。这些士大夫“始则视之（洋人）如犬羊，不足一问；终又怖之如鬼神，而卒不求其实情”。而仇外与排外亦很容易转化为惧外与媚外，因同属无知的情绪化表现。郭嵩焘目击平昔排外的总督瑞麟见到洋人倒地便拜，可借此一叶而知秋。郭氏肯定甚至赞美西洋文明的言论，固易被本国人斥为媚外，其实颇具胆识。我们从郭氏一生可知，他冒大不韪向国人称道西洋，原想要国人认清西洋，以知彼知己；洋人交涉时却表现得不惧不媚，且常据理力争。无论据理力争或赞美外国都出之于理性，与出于情绪化的言行恰恰相反。他一再要求国人循理，但国人一直无法摆脱情绪的纠缠。走向世界之路，亦就步步荆棘。
郭之循理思想主要来自传统，甚至可以说是受儒家教育的影响，足见传统其一，用之迥异而已。郭之生平际遇自有助于其识见。他亲身体验到鸦片战争，洞察西洋的坚船利炮，及见洋人主要目的在于通商，乃警觉到大变局的来临。所谓变局，就是通商之局。中国正宜迎合此局而谋求自强，不应以力拒之，实亦无力拒之。是以他早于咸丰年间即已获致“战无了局”的结论。他一意主和，引起当时以及后世的误解最多，甚至被讥为怯懦的投降主义者。但是主战的结果又如何？如英法联军之役、中法越南战争，以及中日甲午战争，只会使中国损失更重、屈辱更深，尚需割地赔款。
郭嵩焘并非不知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他只是看准列强重商，为了商业利益，并不想轻易开启战端，中国正可尽量维持和局，从中把握自强的时机。此种考虑的确是很理性的，但是由于外国侵略在中国所产生的激情，国人很难接受理智的引导，而郭氏生平的逆遇即多与此有关。郭嵩焘同时代人中，当然还有一些颇能以理智看清时局者，认为中国必须走向世界，如年龄较长的冯桂芬，同辈中的王韬、郑观应，以及晚辈严复，都能洞悉西洋长处。王、郑、严等见解较郭尤为激进，但由于人微言轻，在当时并未受到注意，王、郑尤被视为通商口岸的“边民”（MarginalMen），自远不如兵部侍郎以及驻英、法公使之一言一行，受到士大夫们的重视。因重视而受到强烈的抨击，在当时可说绝无仅有，郭几乎难于自存。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亦正见其在当时的一点影响力——反弹的强度应与冲击的强度成正比！从长远看，中国终于走向世界，郭氏所发的一点冲击，应多少有些贡献。
与郭嵩焘同时的政府中人，如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等，均以洋务见称，官位甚至比郭更大，影响力比郭必然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他们的洋务仅止于坚船利炮的自强，一意欲以洋枪洋炮来巩固既有体制。郭则进一步涉及体制的改革，并且批评到传统士大夫的灵魂深处。他又不避赞美西方之讳，而且择善固执，于私函中自谓，虽“谤毁遍天下，而吾心泰然”，因自觉“所犯以骂讥笑侮而不悔者，求有益国家也”。于此可见李、沈、丁辈虽亦遭世诟骂，远不如郭之甚，并非偶然。而郭氏执着之深，正见其信心之坚。当时人觉其独醉而众醒，但今日视之，实众醉而斯人独醒！
郭嵩焘确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此人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鲜能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实甚自负与固执，以至于被视为易遭物议、性格褊狭之人，终身受挫。其实他一生有很好的人际关系，不仅与曾国藩、左宗棠有亲密的关系，而且得到咸丰皇帝、慈禧太后，以及恭亲王奕的赏识。但这些关系，由于他的思想与个性，对他没有多大的帮助，左宗棠更极力相倾。至于一挫于僧格林沁，二挫于毛鸿宾，三挫于刘锡鸿，更与他的思想与个性有关。唯一欣赏他而且想帮助他的是李鸿章，但即使以鸿章之显赫，亦有爱莫能助之憾，无法用其才，只能维持较为密切的私人关系。总之，郭嵩焘作为一挽澜者，不仅未能起中流砥柱的作用，反被浪潮席卷以去。今日过了一个世纪，寻看古人遗迹，不能不欣赏这个当时的弄潮儿。这个弄潮儿的挫折，很可说明那个挫折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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