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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明代(危机下的世界史与东亚)(精)/何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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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日)冈本隆司|责编:李信|译者:马云超

出版社浙江人民

ISBN9787213110375

出版时间2023-07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78元

货号31785929

上书时间2024-07-01

书香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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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日]冈本隆司（TakashiOkamoto）1965年生，现任京都府立大学文学部教授。撰有专著《近代中国と海関》《属国と自主のあいだ》等。已译为中文简体的著作有：《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李鸿章袁世凯》、《近代中国研究入门》（合编）。
译者：马云超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明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古代中日关系史，曾在《世界历史》《江海学刊》《史林》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译著有宫崎市定《科举史》、《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合译）、谷川道雄《隋唐世界帝国的形成》等。

目录
序言

第I部 形成
第一章 明朝的诞生
第二章 政权的构筑
第三章 从南京到北京

第II部 体制
第四章 财政经济
第五章 华夷秩序

第III部 乖离
第六章 走向白银财政
第七章 走向流通经济

第IV部 社会
第八章 构造及其演变
第九章 思想与文化的展开

第V部 混沌
第十章 从正统到嘉靖
第十一章 “明末清初”

第VI部 崩溃
第十二章 灭亡之路
第十三章 继承者

结语
后记
附录：大事年表
文献目录
译后记

内容摘要
随着“14世纪危机”的爆发，由蒙古帝国构建的欧亚世界体系解体，东方和西方走向分离，逐渐演变为影响至今的近代世界新秩序。推翻蒙古统治的明朝建立起新的东亚体系，在“17世纪危机”到来、明朝终结之后，这一体系又被清朝所继承。
夹在“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两大危机之间的明代（1368—1644）是什么样的面貌？除了残酷、血腥、互相倾轧的政治，这一时期还有哪些看点？明太祖制定的祖制禁锢，其后出现哪些乖离？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又对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本书综合多种最新研究成果，让看似“一成不变”的明代变得鲜活、“有趣”了起来。

精彩内容
第11章“明末清初”（节选）构想张居正应该是明朝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他推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明朝的历史大抵模仿宋朝，这不只是后世基于客观观察的结论，同时代人主观意识下的言行也是如此。这么说来，推行改革的张居正就是北宋王安石般的人物。
但若与王安石仔细对比的话，不仅权力的获得和主君的关系各异，改革的内容与意向也不尽相同。虽然同为宰相、改革家，但其中的区别在思考时代时不容忽视。
张居正的改革以“私有化”和私人关系作为前提，他的个性首先成了问题。
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明代也有很多脱离常轨的人，至少他们的名字能够被流传下来就堪称奇观。仅前文提到的就有不断扩大杀戮的洪武、永乐父子，不关心仕途的“吴中四才子”，与正统朱子学背道而驰的王阳明，当皇帝却不做皇帝事的正德帝，身为儒家天子却沉迷道教的嘉靖帝，他们都是超脱常理的人物。张居正也是如此，从这样的超脱也能看出他个性的一端。
张居正理想中的政治家是秦始皇和忽必烈，这已经偏离了中国传统的史观。秦始皇因“焚书坑儒”遭到众多非难，在儒家立场上是暴君的代表，也是胡作非为的人物。弹压儒家而强制推行法家政治的秦朝迅速灭亡，取代它的汉朝因保护和兴隆儒学而延续四百余年，这是中国政治思想的基本立场。蒙古的忽必烈也是如此，那是明朝轻视的胡族，一般被视为穷兵黩武、荒废科举的暴君。
但张居正的看法不同于这样的史观，他把暴君秦始皇、忽必烈与明太祖相提并论，设定为自己的目标。如前所说，明太祖客观而言确实是残暴的君主，其评价也未尝可知，但他终究是现王朝的始祖，对于明代人而言是必须尊敬的存在，也是应当赞誉的标准。
那么，张居正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执行力。实行有效政治的是现王朝的始祖太祖，能够与之相比的只有秦始皇和忽必烈。张居正在《陈六事书》这一著名上奏中也说道：“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张太岳文集》卷三六）客观来说，这里相通的就是基于法制的强权政治。
张居正将强力执行作为座右铭。他敢于这样说，并且被视为奇行，本身反映出中央统制力已经十分微弱的事实。应对“北虏南倭”也是如此，一切都要交给地方处理。这时以重新收拢大权作为目的，通过强力执行推进改革的过程，就是张居正的十年执政。
成果当时改革中的重要措施，首先就是考成法。考成的“成”是指成果、成绩，“考”就是调查的意思，也就是对官僚的业务进行严格的评定。反过来说，此前的官僚都没有像样的业绩考核，基本等同于放养。
即便说不上放养，不仅官僚机构和民间社会日益脱节，监察胡作非为的制度也基本没有运行。在张居正看来，权力的控制和掌握松散到了如此地步，必须对其加以改造。
虽然是严格的业务评定，但业务内容主要就是收取税金，因此在考核税金征收的同时，也必然要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
最大的征税对象就是作为生存基础的土地。土地的现状如何，多少土地归谁所有，是谁在从事耕作，如果不能明确掌握这些内容，就无法进行征税。于是张居正开始了土地的重新调查，也就是土地丈量。这在权势阶层引起了恐慌，可见此前没有过实质性的丈量。
明朝的原则是实物主义，直接征收土地上生长的物品，土地的丈量理应定期进行。为了按照规定实行征税，土地调查是不可缺少的。
如前所述，实物主义虽然残存，但已经名存实亡了。土地税也好，徭役也好，习惯上都改由白银支付。土地税因税目和手续变动较少，尚且容易调整。但徭役有所不同，首先必须把握征发劳动力的人口，其劳动形态也有搬运税收、官衙门卫、照顾马匹等多种多样。这些都置换为白银后，尽管各种劳动也都以白银形式支付，但原有的劳动项目依然保留，需要逐一支付。因此即便成了银差，出纳也极为烦琐，必然容易引发贪污和混乱。
于是，把各项负担一体化的动向在各地陆续发展起来，张居正则是把这种动向推广到了全国规模，称为“一条鞭”。汉语的“鞭”和“编”同音，即一体化的意思，这就是著名的“一条鞭法”。
这样的负担根据富裕权贵拥有的土地和成年男子的数量摊派，一体化的土地税称为“地银”，徭役负担称为“丁银”，后来两者合并成了“地丁银”。
商业中的财富和负担也在不断集中，比如食盐专卖的开中法早已有名无实，食盐买卖被少数权贵商人独占。万历末年制定的“纲法”就是将这样的情况制度化，食盐专卖和税金负担全都委托给了指定任命的若干商人。伴随税收承包的进行，清朝固定下来的地丁银和纲法都可以视作张居正改革趋势的归结。
性质通过上述改革，违法和漏税的官僚权贵被揭发，税银征收变得便利，因此财政也有所好转。在顺应社会动向取得成果这一点上，张居正改革与五百年前的王安石变法有值得一比之处。但整体而言，两者并不能完全视为相同，我们来看其中的情况。
随着财政整理的进展，其成果留下了记载。万历年间有很多财政的记录，能够留存至今也反映了这一过程。关于明末清初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不断发展，其史料前提正是因张居正改革而出现的会计录。这些会计录成了此后赋役全书和清代财政记录的雏形，后世也频繁进行编纂。为了掌握这一动向，必须超越张居正本身，从更长远的眼光进行考察。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包含编纂记录在内的改革的体制性定位。
明代地域之间差别极大，也是居民流动化的时代。全国一致的政治和中央发出统一政令，在地方上是很难执行的。
尽管如此，地方却没有独立制定和提出政策的制度与权限，也没有那样的能力。当地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应对，在走投无路中反复调整才是实情。徭役向银差的转变，就是从地方层面开始的典型事例。
为了让中央政府把握四分五裂的现状，在不产生矛盾的前提下引导统一的方向，张居正的措施就是派遣官员强化监察。在这一意义上，将所谓“集权”主义与当地地方主义状况相契合，试图恢复中央的权威（岩井1989、1993），就是张居正改革贯彻始终的理念。
反过来讲，它不像北宋王安石新法那样触及基层社会的根底，从基层着手改革。即便张居正也无法做到那个程度，这是时代的趋势。
展望从这一点来看，统治体制相对于明初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当时的理念和原则是皇帝直辖地方社会，每个行政区划都有单纯管理民政的机构和单纯管理军事的机构，分别直属于皇帝。但是，这样的体制显然无法维持下去了。
推行地方整体统治，也就是将地方行政和对策交给当地，设置宏观统辖并与中央相连的职位，也是其中一环。那就是“巡抚”和“总督”，所辖范围大体相当于一个省。明太祖废止的行省，在此又重新复活了。
总督和巡抚统称“督抚”，原本是临时特派的职务，镇压叛乱的王阳明就是如此。特别是总督在带有军事任务的时候，通常被委以全权。但是，他们在明末清初时期逐渐转变为常驻的地方官员，清代时总督和巡抚成了常设职务。从这一脉络来看，清朝对汉人统治的出发点正是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改革依靠自身所重视的执行力，客观上确实取得了成果，这一评价本身和现代历史学家的见解基本一致，在当时也是没有异议的。
张居正于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1582年7月9日）去世，享年57岁。《明神宗实录》当日条中记载了他的生前事迹。“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洵经济之才也。”对他的业绩给予了最高程度的赞美。但这并不是大团圆的结局，后文以“惜其”开头，也谈及了张居正死后被剥夺荣誉的悲惨命运。
16世纪已经迎来尾声，此后的政治史动向是对明朝这一时代，或者说政权体制本身的清算，同时也是走向明清交替必然归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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