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读孟子/名典名选丛书

怎样读《孟子》

《孟子》一书为孟子晚年与弟子万章等人编订，主要记录孟子游说诸侯及与时人、弟子的问答，体例上则有意模仿《论语》，往往根据某一主题对内容进行编排，但并不严格。故阅读《孟子》，除了逐字逐句地细读外，还有两条线索值得关注，一是时间线索，二是思想线索。《孟子》一书主要记载孟子的思想，但孟子的思想不是书斋中的沉思、玄想，而是在游说诸侯的实践中的宣教、主张，是对一个个具体现实问题的回应。孟子不是冥想的哲学家，而是充满济世情怀的行动者。故读《孟子》，就不能脱离历史，不能抽象地看待其思想，而应结合其生平活动，了解其言论、主张的具体情境，想见其精神气质、音容笑貌，这样才可以“知人论世”，真正读懂、理解孟子。
据谭贞默《孟子编年略》：“孟子四十以前，讲学设教；六十以后，归老著书。其传食诸侯当在四十以外。”大致反映了孟子的生平活动。孟子为邹国人，其游说诸侯应当是从邹穆公开始的。故学者认为，《梁惠王下》2.12“邹与鲁鬨（hòng，争斗）”章是孟子早期游说诸侯的记录。据该章，邹国与鲁国发生争斗，邹国的长官被打死三十多人，而邹国的百姓却在一旁见死不救，看热闹。这时孟子在邹国已有了一定的声望和影响，于是穆公便向孟子请教。周广业《孟子四考》说：“孟子之仕，自邹始也。时方隐居乐道……会与鲁鬨，有司多死者，公问如何而可？孟子以仁政勉之。”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孟子实际上是遇到了“人民为何不爱国”的问题。孟子认为不能以官吏甚至君主代表国家，国家的主体是民众，而非君主、官吏，后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是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思考。百姓的冷漠，责任在官吏，邹国的官吏平时缺乏仁爱之心，对百姓的死活不闻不问，现在算是得到报应。解决民众的“爱国”问题要靠“行仁政”，执政者只有执政为民，造福于民，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民本、仁政是贯穿孟子一生的核心思想，仔细考察则可以发现，这些思想都是孟子在应对现实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孟子在邹国附近活动一段时间后，前往齐国。齐国是当时东方*强大的国家，由于稷下学宫的设立，更是成为战国时期文化的中心。稷下学宫兴办于桓公田午之时，在威王时得到进一步发展，至宣王、湣王时*为兴盛，到襄王、王建时逐渐衰落下来，及秦并六国、齐国灭亡而结束，前后大约经历了一百五十年的历史。由于稷下学宫采取多元并立，平等共存，争鸣驳难，融合发展的文化政策，当时的儒、墨、道、法、名、阴阳、小说、纵横、农家等各派著名人物，都曾登上稷下的学术舞台，奏出了一曲百家争鸣的交响乐，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主要是在齐国稷下学宫进行的。孟子一生曾两次来到齐国，荀子也曾在学宫“三为祭酒”，稷下学宫对古代文化贡献可谓大矣！孟子*次到齐国正值齐威王执政，可能由于当时孟子的影响还不够大，《孟子》书中未见其与齐威王的对话。不过，《告子》篇中所记载孟子与告子的论辩则发生在这一时期，孟子的言论多有不合逻辑之处，是其思想还未成熟的表现。孟子在齐国未得到重视，无法施展抱负，这时听说宋偃王欲行仁政（《滕文公下》6.5：“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于是前往宋国。孟子到宋国后，发现宋偃王身边多为奸佞小人，只有一位薛居州可称为善士，对宋偃王的仁政产生深深的忧虑。按照孟子的想法，“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仁政的动力在于君王的不忍人之心，而保证君主能够行仁政，就要在其身边安排大量的善士，对其劝诫、进谏，乃至影响、感化。故孟子一定程度上涉及规范权力的问题，孟子说：“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所说的“大人”是指有德、有位，与君主关系密切且得到君主信任的人，只有这些人能够影响国君，纠正国君的过错。但孟子一方面想规范、引导权力，另一方面可以凭借的力量又十分有限，在他那里，“仁政如何可能？”是一个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
孟子在宋国活动未果，不过却遇到了当时还是太子的滕文公。（《滕文公上》5.1：“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言必称尧舜，给后来的滕文公留下深刻印象。不久滕定公去世，滕文公即位，于是派人将已回到邹国的孟子接到滕国，协助其推行仁政，一时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不少人闻风而至。农家学派的许行从楚国来到滕国，“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本来属于儒家的陈相被其学说所吸引，成为许行的门徒，《滕文公上》记载的孟子与陈相的辩论，即发生在这一时期。不过，孟子虽然有机会得君行道，但滕国只是一个小国，不久齐人在滕国附近的薛筑城，直接威胁到滕国。滕文公问该怎么办？面对这样的问题，孟子也无法回答，只能说勉强为善罢了。在这种情况下，孟子意识到要推行仁政于天下，仅靠滕国的力量是不够的。这时孟子通过滕国的仁政实践已产生较大影响，于是率领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浩浩荡荡来到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时年孟子五十余岁。
孟子一到魏国，便受到梁惠王的接见，《孟子》开篇*章即记录了二人相见的情景：“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由于涉及义利之辨，一开始便话不投机。除上面一章外，《梁惠王》还有四章记录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都是劝导其推行仁政。几年后，梁惠王去世，梁襄王即位，孟子“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于是离开魏国前往齐国。孟子第二次到齐国，时值齐宣王执政。《孟子》一书明确记载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达十四处之多，另有一次虽只言“齐王”，但从内容看也应指宣王。另外像著名的“知言养气”章，记录的也是这一时期的事。孟子初到齐国时，与宣王的关系尚可，二人的对话态度和缓、气氛融洽，著名的有以宣王对牛的不忍之心，启发其推行仁政等。但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很久，公元前315年（齐宣王五年），燕国因燕王哙让国而发生内乱，齐国乘机出兵，很快攻下燕国，宣王向孟子请教：是否应吞并燕国？孟子从其民本立场出发，主张“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孟子这一看法实际是将人权置于主权之上，是中国古代版的人权高于主权论。不过孟子并不认为任何国家都有讨伐别国的权力，只有“天吏”也就是合法授权者才有资格征伐不道，救民于水火。但是齐国攻占燕国后，不仅不行仁政，反而“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完全违背了孟子的意愿，站在了燕国民众的对立面。于是孟子向宣王建议，尊重燕国人的意见，择立一位燕王，自己从燕国撤兵。但宣王没有听从孟子的建议及时撤兵，结果“燕人畔（叛）”，其他各国也出兵救燕，齐军因此大败。经历罚燕之事后，孟子对宣王大为失望，认识到他不是一个仁义之君，言谈中多有批驳、讥讽，常使“王顾左右而言他”。在这种情况下，孟子决心离开齐国，当弟子充虞问其是否不愉快时，孟子回答：上天大概还不想平治天下，如果想平治天下，当今之世，除了我还会有谁呢？我为什么不愉快呢？孟子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坚定的自信退出政治舞台，孟子的自信并非某种精神自慰，而是来自这样一种信念：得民心者得天下，历史的发展必将是以民心、民意的实现为目的的，故政治必须符合人性，只有符合人性、维护人的尊严的政治，才是*有前途的政治。这就决定了王道必定战胜霸道，仁义必定战胜强权。人类政治*终必定回到仁政、王道上来，我的时代尚未到来，若到来，必定是仁政、王道的时代。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关于孟子的记载较为简略，后世学者往往根据《孟子》一书对其生平活动进行考订，清代学者在这方面做了较多工作，如周广业《孟子四考》、狄子奇《孟子编年》等，但作为古籍一般不好寻找。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有关于孟子生平的考证，值得重视。笔者与刘宝才教授合著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编年·先秦卷》对先秦诸子的生平活动做了系统的考证，其中关于孟子部分已整理为《孟子行年考》（见本书附录），可参考。
概括一下，孟子游历诸侯的经历大致为：

 在邹国游历（四十岁左右）—*次到齐国（齐威王执政）—到宋国（宋偃王欲行仁政）—在滕 
 国行仁政（滕文公行仁政）—到魏国（梁惠王执政）—第二次到齐国（齐宣王执政）—告老还家，著
 《孟子》。

【解读】
本章系统阐述仁政、王道，不仅文字较长，在思想内容上也有所深化。孟子离开魏国后，来到齐国，时齐宣王当政。齐宣王姓田，名辟疆，为齐威王之子，公元前319年至前301年在位。孟子这次来到齐国，停留时间较长，约有六年之久，是孟子一生中较为重要的阶段。
孟子在齐国时，与宣王有多次对话，《孟子》一书就记录了十四处，本章是《孟子》中篇幅*长，也较有影响的一段文字。在该章中，孟子循循善诱，层层递进，向宣王宣讲仁政的道理，显示了高超的进谏艺术。本章内容丰富，涉及孟子政治思想的许多方面。具体包括：
一、王霸之辨。齐宣王询问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孟子直接予以回绝，认为孔门“无道桓、文之事”，表示自己更愿意宣讲王道。其实，孔门并非不谈齐桓、晋文之事，孔子本人所谈就不少，如“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同上）；“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同上）等等，对齐桓公的霸业也是有所肯定的。孟子有意回避这一点，表明他在王霸问题上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态度。而孟子之所以尊王贱霸，是因为当时的诸侯争霸给民众的生产、生活带来沉重的灾难，而在孟子心目中，只有王道才能救民众于水火。
二、推恩保民。在否定了霸道后，孟子接着向宣王宣讲王道。为了消除宣王的疑虑，他举出宣王对将被宰杀的牛有“不忍”之心的事例，说明宣王完全可以推行王道。因为所谓仁政、王道不过是将“不忍”之心推及他人，由他人推及天下，用孟子的话讲叫“推恩”，认为“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既然宣王对禽兽都能够施以恩惠，为何却没有施及百姓呢？可见，宣王没有行仁政、称王天下，“不为也，非不能也”，是不去做，而不是做不到。因为推恩是极容易做到，而不是难以做到的事情。
三、仁者无敌。当宣王提出自己另有“大欲”时，孟子明确指出，宣王的“大欲”不过是想扩张疆土，使秦、楚臣服，君临中原而安抚四夷。这实际是以己之力与天下为敌，是根本行不通的；只有实行仁政，使天下之人心悦诚服，才能称王天下。本章孟子很好地揣摩了宣王的心理，并做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因而能够因势利导，积极劝谏。至于所用的许多精妙比喻，如“力举百钧”“明察秋毫”“挟太山以超北海”“缘木求鱼”等等，早已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著名成语。
四、士民之别。孟子认为民与士不同，士是社会的特殊阶层，是“社会的良心”，是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他们以道自任，“无恒产而有恒心”，能够超越个人的私利去关注国家、民众的普遍利益。而民是一般的生产者，是社会大众，他们“无恒产，因无恒心”，若基本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便会为非作歹，无所不为。故作为士，应有精神、道义的更高要求；而对于民，首先应“制民之产”，解决百姓的物质生活，然后推行教化，“谨庠序之教”，先富而后教。
五、仁政蓝图。*后孟子描绘出一幅仁政的蓝图，这一蓝图在其他各章中也多次谈论过，其核心是保证每户有五亩宅园、百亩耕地，同时发展农副经济，保证农时，注重教育等等，这样就可以使老年人穿上丝织衣服、吃上肉，老百姓不挨饿受冻。这一蓝图虽然反映的只是一种温饱经济，但对于身处战乱的社会底层民众来说，则无疑是其*迫切的希望，同时也成为后来无数仁人志士不断努力追求的目标。

自升格为经并列入“四书”，《孟子》就成为中国士人的教科书。它以富于文学性、思想性的文字记载，将孟子的语言技巧、性格气质跃然纸上，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名言名句，耐人寻味的寓言故事，令人信服的逻辑辩论，激励人心的浩然正气……娓娓道来立身处世的修养原则、人格品质、精神境界与治国理政的民本思想、仁政举措、圣王之道等，对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特征、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产生了至深至著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国学名师梁涛教授耕耘孟子研究领域20余年，深入分析孟子的核心思想，阐释怎样读《孟子》及读《孟子》的现实价值，引领读者进入孟子思想的堂奥，真正读懂、理解孟子，冶炼自己成为大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