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轻松阅读无障碍)

《春秋繁露》是后人汇编的汉代大儒董仲舒的著作集，是研究董仲舒以及西汉儒学思想的重要资料。本书选注、选译了其中主要的篇章，以期展现董仲舒哲学思想的概貌。

董仲舒是汉代*重要的经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更是具有开创性和体系建构能力的哲学家，集先秦儒学之大成，对儒学以及中国古代政治哲学都有着极为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汉书·叙传》有“抑抑仲舒，再相诸侯，身修国治，致仕县车，下帷覃思，论道属书，谠言访对，为世纯儒”的评述，西汉史学家刘向也对董仲舒的才华极为称赞，认为“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了解董仲舒以及汉代儒学思想，有助于梳理和理解儒学成为两千多年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关键历程，以及汉代儒学充分吸收、容纳先秦各家思想以应对时代挑战，建构庞大儒学体系的思想脉络。

董仲舒生于公元前179年，卒于公元前104年，是西汉经学春秋公羊学的代表人物，精研阐发公羊春秋大义，教授弟子颇多。其弟子如嬴公、褚大、吕步舒以及再传弟子眭孟、严彭祖、颜安乐等，多达数百人，他们或在朝中担任要职，或传承公羊学经义，皆具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史学家司马迁也曾从学于董仲舒，《史记》撰写的理念也很大程度上受到董仲舒春秋学思想的影响。据《汉书》记载，董仲舒少年时即治学《春秋》，汉景帝年间被立为博士，讲诵传授春秋学，门下弟子多到要互相授业，有的弟子从学多年都没有机会亲眼见到董仲舒。董仲舒专心治学，以至多年都不曾看一眼园中景物，更谨于修身，言行举止都非礼不行，当时的学者都视同师长一般尊敬他。

汉初以清静无为的黄老哲学为治国理念，与民休息，在政治法律制度方面则汉承秦制，因循旧朝不利于思想文化兴盛发展的制度，所谓遗毒余烈。而无论是秦政法家，还是汉初黄老思想，都不能胜任新兴帝国的意识形态之责，政权稳定之后，改革（更化）的呼声在儒家知识分子及有见地的执政阶层中绵延数十年，历文、景二朝不息。汉武帝即位后锐意革新，拔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回答了武帝的三次有关政权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的重要发问，其文收录于《汉书·董仲舒传》，即为著名的“天人三策”。

在对策中，董仲舒首先在武帝*为关心的天命问题，也即帝王如何受命，以及王朝何以长久延续，不至如秦祚之短的问题上，坚守儒家以德配命的立场作出回答。董仲舒认为，秦朝灭亡的原因在于废弃德行教化而纯粹依靠刑罚，残害百姓而导致邪气和怨恨之情积蓄，阴阳谬戾，*终灾异丛生，亡国灭身，因此得天授命唯有推行仁政德教。与当时社会流行的五德终始说等观念不同，董仲舒秉持着儒家的天命观念，能否得天命在于君王是否有德，是否合于民心，而不是像五德终始等学说那样，把历史规律寄托在不含价值意涵的五行生克等自然规律上。董仲舒强调，理想的三代之治虽各有不同，背后的道却是一以贯之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夏商周三代制度各有不同，只是面对的时势不同，采取的具体措施不同，各有损益罢了。

在人性论的问题上，董仲舒综合了先秦儒家孟子、荀子等人对于人性的思考，既肯定人性中有向善之资，亦承认人性中有情欲等恶的一面，更关注政治风气对于人性实然状态的影响。董仲舒认为尧、舜时期施行德教，而那时的民众性格仁爱、多得长寿；桀、纣施行暴政，而他们治下的民众性格贪鄙、多有夭折。意在强调君王的施政行为对社会人性造成的影响和责任。

除了天命、人性等先秦儒家的传统议题，董仲舒儒学引人注目的另一要点在于纳入阴阳、五行等观念，极大地扩展了儒学的思考维度，借阴阳、五行等当时流行的解释世界的思维方式来论证儒学的固有理念，是董仲舒完成的另一个重要理论工作。阴阳在董仲舒，实际是谈刑德，解释自然界的阴阳与解释人类政治行为的刑德的勾连，虽非董仲舒首创，而自战国以来黄老学派多言，但在董仲舒的推论中，阴阳二者之间的关系显然失去了黄老哲学中原有的平衡，阴被认为是居处于冬季，意思是置之于空虚不用之处，天道只以阳为主。而阳代表德，阴代表刑，这就说明天道是任德不任刑，因此执政者也应效法天道，推行德教，而空置刑杀不用，意在鼓励武帝废除任刑之秦政，推行改革，施行儒家德教之政。董仲舒更指出，教化犹如社会治安的堤防，仅有刑罚等暴力手段绝不足以安定社会，废弃教化就会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用，因为堤防已经坏了的缘故。秦朝正是因崇尚暴政，限制思想自由，破坏文化，无道而致亡国。因此，汉朝应当励精图治，及时更化，推行善治德教。

在制度设计方面，董仲舒认为，应当效法天道，即自然界中猛兽有利齿，就不会长角；没有翅膀不能飞行的，就赋予四足以便飞快奔跑。人类社会的利益分配也应如此，身处高位享受高官厚禄的人，就不应该再凭借权势，与民争利，导致富者奢侈羡溢，而贫者穷急愁苦，民不聊生。而这正是奸邪不止，刑罚不能胜用的根本原因。董仲舒更提醒执政者，善政、恶政都是积累而成的，往昔的圣王尧舜等人，都是兢兢业业，坚持每天奉行修身之道，才能逐步实现理想的治世。细微的善行或恶行，人们往往难以察觉，却会对人心人性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终实现天下大治还是世乱国亡，却决定于执政者一点一滴的施政行为。因此，汉朝唯有革除秦朝弊政，推行仁政，才能*终实现社会上下和睦、习俗美盛、吏无奸邪、民无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的理想政治图景。

贤良对策之后，汉武帝任命董仲舒做江都相，侍奉武帝的兄长江都易王，易王平素骄横好勇，不守礼仪，董仲舒却正身行道，以礼义匡正他，骄横的易王反而对董仲舒极为敬重。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左右，董仲舒返回长安担任中大夫，在此之前的建元六年（前135），辽东高庙与长陵高园殿曾发生火灾，董仲舒借此事件推说灾异，草稿初成，未及呈上，武帝宠臣主父偃在拜访董仲舒时发现了书稿，就窃取并呈送给了武帝，因为书的内容涉及当时政治中的敏感问题，武帝就召集了包括董仲舒弟子吕步舒在内的一批学者官员，审查并批判此书。虽然书稿内容不得而知，但从书稿针对的事件，以及《史记》《汉书》等文献保存的董仲舒灾异思想，可以推知，董仲舒的观点很可能关涉当时极为敏感的郡国庙废立问题和诸侯王问题，以及持天降灾异是对君主的警告等批评态度，这些都导致董仲舒的学说不能为执政者所接受，*终得到“私为灾异书”“不道”的判决，被判处死刑。虽然武帝*终赦免了董仲舒，但这次事件也使得他终身不敢再发表有关灾异的学说。

董仲舒不仅才学为不学无术者如主父偃辈所妒，其为人廉直方正，德行也为希世用事者如丞相公孙弘辈所嫉。董仲舒因批评公孙弘曲学阿谀，遭到嫉恨，公孙弘就在武帝面前推荐董仲舒做胶西相。胶西王刘端也是武帝的哥哥，骄横纵恣，此前因被中央政权削夺国土，怀恨在心，凡是中央派往胶西国任相国、二千石级别的官员，很多都被刘端设计陷害罢免乃至杀害。董仲舒赴任之后，胶西王却因他是天下闻名的大儒，持身方正有德，不但没有将他杀害，反而十分敬重善待。董仲舒*终仍因担心日久获罪，辞去了职位，从此不再从政，而专心修学著书。此后，朝廷凡有重大事件，武帝都会派遣廷尉张汤专门前往董仲舒家中请教。

董仲舒的一生，是真正的儒者生命的完整体现，不仅在学说上完成所处时代的理论使命，也对身处的政治现实展开批判与积极建构；对现实政治问题能提出具有理论深度且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又关注百姓生活的实际需求，并不自居为理论精英，而忽视现实生活中的真问题；努力引导和匡正权力，而绝不贪慕权位曲学阿世；坚持儒学本位，不偏离仁德要义，又包容并蓄，广纳百家学说。他奠定了汉代儒学的广阔学说视野，成就了儒学的恢宏气象，这是儒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汉帝国，以至之后两千年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真正原因。

西汉初期学说思想丰富活跃，各家学派皆有出色的代表人物，他们积极参与政治，力争在政治实践中施行自家学派的政治主张，儒家与道家等各派思想，乃至儒家内部各经学传统之间都曾引发诸多辩论与思想交锋。根据《汉书·儒林传》记载，董仲舒就曾与研究《诗经》的博士韩婴论辩，结果未能辩倒韩婴。《汉书》以“仲舒不能难”来佐证韩婴论辩机敏精悍，恰恰说明董仲舒是当时思想界中辩论的常胜者，也可令后人一窥汉初思想界的盛况。由此可以看出，西汉一朝政治、文化的兴盛是以思想的自由、兴盛为基础的，这一现象同时也说明，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出现，背后应当并不仅仅是出于权力的择取和推动，而是有着思想内在的演变逻辑，映照出先民求索真理、探寻世界真相与建构人类社会生活秩序的心路历程。

《春秋繁露》所辑录的篇章相当一部分具有论辩风格，书中前十七篇专论春秋大义，第十八至三十七篇则阐发政治制度、为政之道。前十七篇中多有问难、对答的体例，其余篇章亦多就当时社会的重要理论问题展开探讨，并且与其他学派在该问题上的看法明显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留下颇多当时思想界交锋的痕迹。按照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一书所列，《春秋繁露》全书内容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前十七篇为专讲春秋之义，十八至二十八篇多及政治制度，二十九至三十七篇总说人之仁义仁智之德与人性及为政之道，三十八篇以下发挥阴阳五行之义，言天人合德与郊祀之义。

通过《春秋繁露》一书，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的儒者如何从理论的角度绍述前学，进一步解决遗留的理论难题，并提出符合儒家仁政理想的王道理念，以及试图以天命引导和匡正现实权力的努力。正如西汉史学家刘歆所言：“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书中反映出董仲舒一方面继承了先秦以来儒家传统的以仁义为内涵的德政王道理念，深为阐发孔子在《春秋》中所揭示的治乱兴衰规律，另一方面则广泛吸收借鉴阴阳学、黄老学派等对于天道、阴阳五行学说的成果，建立了全新而宏大的天人之际的儒学体系，对先秦以来天命、天道、人性、教化等儒家重要议题都做出了重新思考和重要发展，提出并全面演绎了汉代儒学的政治理念。

《春秋繁露》一书，*早为《隋书·经籍志》辑录，此前《汉书·艺文志》中仅著录“《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后汉书·应劭传》则称仲舒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并未出现《春秋繁露》的书名，《汉书·董仲舒传》中称其“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蕃露》只是其中一篇的篇名，《汉书》也未以《春秋繁露》为其著作之总名，而所言《蕃露》等篇不见于今本《春秋繁露》，今本书名可能为后人取首篇篇名而成，首篇则以开篇“楚庄王”为名。此前为史籍所记载的名为《董仲舒》《春秋决狱》等书籍，则逐渐不见于后世的史籍。西晋葛洪采撰的《西京杂记》中称“董仲舒梦蛟龙入怀，乃作《春秋繁露》”，可见《春秋繁露》这一书名的出现也是比较早的。

今本《春秋繁露》的真伪在后世也引发了很多争议，北宋时期，官修书目《崇文总目》的编者王尧臣即对该书的完整性产生了怀疑。其后众多学者就该书真伪展开了长达几个世纪的争论，较为激进的观点对《春秋繁露》一书的文本及内容都持怀疑态度，相对保守的观点则倾向于肯定文本本身的可信性，认为《春秋繁露》前十七篇可能即《汉志》所称《公羊治狱》十六篇，其余则当《董仲舒》百二十三篇之文。直至清代编修《四库全书》之时，该书的真伪也未能得一定论，四库馆臣称：“今观其文，虽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也。”此说代表了《春秋繁露》研究的主流观点，即今本虽可能夹杂了后世的文字，但主体仍能代表董仲舒的思想，并且文本所包含的观念仍然可以视为一个整体而值得加以研究。

本书选注时亦适当考虑文本的可信性，并不整体推翻或认可全书，而充分吸收较新的研究成果，逐篇考察选录。《春秋繁露》前十七篇基本被认可是董仲舒的作品，因此除第九篇《随本消息》文意稍嫌舛乱，文题不相应，未作注译外，其余十六篇皆选录。十八至二十二、七十七至八十二“黄老篇”诸篇，分别择取《离合根》《天地之行》等六篇较能代表董仲舒借用黄老哲学外衣，植入儒学思想内核的篇章加以注译，而较大可能非董仲舒所作的《循天之道》等篇未录。其下发挥政治思想、人性论说诸篇中，亦择取数篇发挥儒学要义的重点篇章，其中《三代改制质文》一篇虽争议较大，但因所涉议题较为重要，颇能代表汉代儒学对于天命观念、权力递嬗机制的论说，故亦作录入解说。其余阴阳、五行、礼制等诸篇悉从此例，唯郊祀五篇原本当作一篇，故悉为录入，《郊事对》所言议题与上五篇同，《求雨》《止雨》二篇为王充《论衡》所证，实有其事，故皆选录，逐为注译。

《春秋繁露》现存*早的版本是南宋嘉定四年（1211）江右计台刻本 , 此本为藏书家楼钥于宋宁宗嘉定四年校订刊刻 , 又称“楼钥本”，后存于《永乐大典》中，清代乾隆年间，又经四库馆臣校勘增补，定为“官本”，又因《四库全书》以活字排印，称为“聚珍版”。此本共收全书十七卷，八十二篇，因阙文三篇，实为七十九篇。清代流传的版本还有四部丛刊本、卢文弨注释本和凌曙注释本三个版本。迄今为止，*为重要的注释本是清末民初学者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以下简称《义证》），由王先谦刊印于1914年。苏舆广泛搜集了明代至清代的多个版本，并对文本及其中的思想内容做出了极为详尽的考据辨析。台湾学者赖炎元于1984年出版《春秋繁露》现代标点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并详为译注。大陆学者钟肇鹏于 1994年主编出版《春秋繁露校释》（山东友谊出版社。以下简称《校释》），是迄今为止内容*为全面的版本，其校释来源涵盖了自宋代至清代的三十九种版本的《春秋繁露》。本书以苏舆《义证》为底本，兼采钟肇鹏《校释》本。

《春秋繁露》是后人汇编的汉代大儒董仲舒的著作集，是研究董仲舒以及西汉儒学思想的重要资料。本书选注、选译了其中主要的篇章，以期展现董仲舒哲学思想的概貌。

董仲舒是汉代*重要的经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更是具有开创性和体系建构能力的哲学家，集先秦儒学之大成，对儒学以及中国古代政治哲学都有着极为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了解董仲舒以及汉代儒学思想，有助于梳理和理解儒学成为两千多年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关键历程，以及汉代儒学充分吸收、容纳先秦各家思想以应对时代挑战，建构庞大儒学体系的思想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