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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蛊乱长安:汉武帝晚年的夺嫡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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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谭木声

出版社贵州人民

ISBN9787221182920

出版时间20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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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68元

货号32066740

上书时间2024-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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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谭木声,青年历史研究学者。中国人民大学西方哲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学术研究方向为晚清政治史,特别是清末宪政的外交因素。曾任经济观察报高级编辑、界面传媒创始合伙人。现为人文历史教育传播机构“新亚人文学院”创始人。曾出品“中国通史大师课”系列人文课,为大众所喜爱,在喜马拉雅等平台有数百万收听量。

目录
言从 残片推想原貌的野心
引子 长安九日
第一章 今日良宴会
第二章 刘彻的竞争者
第三章 巫蛊初起陈阿娇
第四章 军功织就的网
第五章 凋零与播种
第六章 卫去李来
第七章 外戚不可去
第八章 杀太子的刀
第九章 巫蛊再起公孙丞相
第十章 不安的太子
第十一章 江充入宫了
第十二章 太子之死
第十三章 李广利与刘屈氂的约定
第十四章 托孤
第十五章 皇帝一无所知
第十六章 天子后悔了吗
第十七章 吹皱一池春水
附篇 他是黄雀?
参考文献

内容摘要
巫蛊之祸是西汉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其中涉及汉武帝一朝的政治斗争,诸子夺嫡等明争暗斗。这场重大的历史事件的真相由于史料的缺乏,成为一个未解之谜。本书作者利用史料和现有的研究成果,对历史的空白进行了大胆而富有创建的论证猜想,重审巫蛊之祸的来龙去脉,揭示其中的真相,提出了无法证伪的新视角。

精彩内容
附篇他是黄雀?
?本来,此篇是打算放入正文之中,但本书在既有材料中腾挪转移,试图用逻辑推理联系起断裂的史料,但是对苏文行为的推理解读,却终因中间的裂缝缺失太多,很难徒靠推理强为之弥缝。可是我处理史料以及写作之时,苏文却时不时的出现,而且多是在事件发展的关键时刻出手,让你无法对他在其中的角色视而不见。编辑告诉我,目前的推测很难求证,不建议加入正文叙事之中。但是我又不愿将此篇精彩的精彩故事删去,觉得推理不够的地方只能加上想象,于是编辑告诉我,推理不够的地方只能加上想象,要么你就用现有的史料,你的推理,再加些想象,把苏文的故事单独写成一个中篇虚构的故事吧,既满足你的不甘心,又让本书的其他部分的严谨性不被拖累。想来想去,只有这个办法了,于是我就同意了。此篇算是对巫蛊之祸另一种可能性的“一家之言”,是否有可能是历史的真相,全凭读者判断。接下来的故事大部分是依据史料的,在史料的空白处是作者的想象,看完前面的篇章,你应该能分辨哪些是史料,哪些是想象。
两个神迹卫氏外戚集团是以血缘和军功为纽带,李氏外戚集团则以地域为认同,在巫蛊之祸及其余波中,武帝大袖一挥,二者灰飞烟灭。其间还波及了一个我们熟悉的陌生人。《汉书·武五子传》说:“久之,巫蛊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而车千秋复讼太子冤,上遂擢千秋为丞相,而族灭江充家,焚苏文于横桥上。”天子身边的近侍苏文竟然被活活烧死。之前的许多事中都有苏文的身影,他有若干敌对太子的行为,如诬告太子淫乱后宫,闻天子生病而有喜色;他被天子派遣“助”江充搜查后宫;逃奔甘泉告变。但是现有史料始终没有说明清楚,苏文这一切行为的动机是什么。没有巨大的利益推动,谁敢踩“易储”这趟浑水?
李氏外戚集团诸多已被证实的骨干,都是腰斩,如丞相刘屈髦、马通兄弟。而苏文是被“焚于横桥上”,横桥正对长安城北门,跨越渭河,是交通要道,在此公开活活烧死,这是相当残酷的刑罚,并不见于汉律之中。武帝对他法外施刑,迹近于泄愤。可见他在某一利益集团中地位极高,所起的作用极大。
苏文到底是什么人,他到底做了什么,让天子如此愤怒?
《汉书》与《资治通鉴》都没有直接说明此事,只有通过蛛丝马迹,透过看似不相关的点滴之处去做推理勾连,或许可以揭开苏文的真面目,也可以解释此前若干不可解之点。
储君之争,后世多看到卫李二氏之争,其实这是一趟浑水,参与者远不止于此。武帝晚年,钩弋夫人是一个无声而有力的竞争者,她的出现和妊娠都带着神迹。世上本无神鬼,一切不合常理之事背后都是凡人在设局。
钩弋夫人是带着神迹横空出世的。《汉书·外戚传》说:“钩弋赵婕妤,昭帝母也,家在河间。武帝巡狩过河间,望气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两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时伸。由是得幸,号曰拳夫人。”武帝巡狩过河间时,身边望气的人告诉他,天上的云气表示此地有奇女子。武帝派身边的人去打听,回报果然有一个姓赵的姑娘,出生时双手紧握成拳,多大的力气也掰不开。将此女召来之后,派左右去试,果然也是掰不开。武帝好奇,亲自出手,轻轻一下,姑娘的双拳就展开了,手里还握着一个玉钩。武帝大喜,召入宫中。所以此女被称为钩弋夫人,又称为拳夫人。
钩弋夫人的出现是一个神迹,如何理解这个神迹?
其实班固给出了一个线索:“先是其父坐法宫刑,为中黄门,死长安,葬雍门。”钩弋夫人的父亲本是朝廷官员,犯法当斩。如果不是罪不可赦,则有两个办法可以免死。一是花巨额的金钱赎罪,免为庶人,等待以后有机会再起。出土的《张家山汉简》中记载,《二年律令·具律》明确规定了赎死需要缴纳黄金二斤八两。武帝时,征伐四夷,财政困难,大量使用以钱赎死的办法充实国库。天汉四年、太始二年发布的诏令中有“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的规定。大量的武将在战场上兵败当斩,都是走这条路免死。元光五年,“骑将军敖亡七千骑;卫尉李广为虏所得,得脱归;皆当斩,赎为庶人”。元朔六年,“苏建……失军当斩,赎为庶人”。元狩二年,“博望侯坐行留,当斩,赎为庶人……合骑侯敖坐行留不与骠骑会,当斩,赎为庶人。”元狩四年,“右将军独下吏,当死,赎为庶人。”二是受腐刑,入宫服务。其依据是景帝时期所颁布的条律“死罪欲腐者,许之”。没钱的就走这条路,如司马迁,天汉二年为李陵降匈奴一事辩解,触怒武帝下狱当死,因为拿不出五十万钱赎死,只得接受腐刑。钩弋夫人的父亲和司马迁一样,没钱赎罪,又不愿死,就受了宫刑。司马迁入宫做中书令,钩弋夫人的父亲为中黄门。
苏文也是中黄门。
苏文常在武帝身边,深知天子多欲好女色,甚至深知什么样的着装、说话方式能吸引武帝。当年江充第一次见武帝,敢于那样着装,其实也是被武帝身边的人吃透了他的喜好,才敢如此安排。苏文和赵父是同事,可能二人相善,又正好赵氏女天生丽质。苏文有机会考虑以故人之女做一个局,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其实都是天子身边的宦者有机会操控的。
从此前有关苏文的几个记载判断,苏文是武帝身边相当亲近,地位相当高的宦者。
武帝巡幸河间,应该是天汉三年(前98年)巡幸泰山时路过。河间此时为河间国,在今河北中南部。景帝二年(前155年),封皇子刘德为河间王,复置河间国。武帝此次巡幸时的河间王是刘德之子,武帝的侄子刘缓。天子此时虽然已经因为方士们“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者终无有验,”而对神迹开始厌倦,但是“尤不绝,冀遇其真”。苏文在他身边,对他的这种心理自然深知。古来望气之人与方士术士皆属奇技淫巧,为天子与他们接洽沟通的多不是外朝大臣,而是天子身边的宦者。所以苏文能够指使望气之人说此地有奇女子。天子如有意,自然也是通过宦者安排寻找。试验能不能掰开赵姑娘的拳头当然不好让丞相、御史大夫们去,不能让侍卫武人去,最合适的人仍还是宦者。最后天子亲自下场,自然奇迹发生,拳开玉钩现,天子大喜,神迹完成。
如果相信世间本无神迹,那么中间这各个环节,天子身边的宦者首领有权力有机会掌控。
当然,赵氏女自己也很有姿色与本事,她得到了武帝的喜爱。武帝封她为婕妤,让她住在在长安城直门之南的钩弋宫。婕妤位视上卿,爵比列侯,身份高贵。这有她自己的努力,也得依赖苏文这样的宦者的指点与协助。
太始三年(前94年),钩弋夫人妊娠十四月产下皇子刘弗陵,这是第二个神迹。有人告诉天子,昔日尧也是十四月始生,天子大喜,说:“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因而命名刘弗陵出生的宫室之门为“尧母门”。
这一年,武帝63岁,老来得子,高兴得糊涂了,相信了这个新的神迹。
根据现代医学,人类妊娠的时间在40-42周之间,如长于42周仍不能生产,死胎的几率随时间而快速增加。有记录的最长的妊娠时间发生在上世纪的美国,是375天。钩弋夫人虽是古人,妊娠也得符合现代医学发现的规律。14个月是425天左右,可能性极低。
尧十四月始生的说法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目前能查到的记录都是和刘弗陵相关,没有汉以前的记载。武帝说:“闻昔尧十四月而生”,这个表述像是他刚听人说,而非当时已广泛流传的说法。所以很有可能这个说法就是告诉武帝这个传闻的人编造的。
因此,刘弗陵十四月所生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科学,一个是阴谋。科学的可能就是钩弋夫人月经长期不规律,所以从她最后一次停经算,计算错误。阴谋的可能就是有能够把持后宫的人,联合宫女宦官一起欺骗武帝,再安排人向武帝进言,编造“尧十四月始生”的神话。武帝之所以能相信这个神迹,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他本人也是带着神迹出生的。他的母亲王夫人告诉景帝,她是“梦日入怀”而生刘彻。武帝自己今日成为千古一帝,自然是上天的安排,“梦日入怀”就是明证。所以他就可以接受刘弗陵的神迹。其二,尧舜是儒家理想的君王,虽然这时儒家并未在思想上彻底把持汉代政治,但是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大。当时广泛流传刘氏是尧之后,这个传言可能已经影响到了武帝。这一传言在武帝之后影响越来越大,到外戚王莽秉政时期,刻意散布王氏为舜之后,为刘氏禅让给王氏制造依据。
有权力把持后宫做这个局的人,苏文自然要算一个。以故人之后赵夫人和带着光环出生的皇子刘弗陵为争权工具,以苏文为核心的宦者集团在史料的字里行间若隐若现。
?宦者如果以上推断成立,之前诸多不可解之处便有了答案,诸多原本推断为李氏外戚成员所为之事便也有了新的可能。
针对太子的各种诬告自然得到解释,同时也能看出这是以苏文为核心的宦者小集团在联合行动。小黄门常融、王弼二人只是为天子察觉被杀从而在史书上留下印迹,其他参与而未被发觉的宦者为数必不少。
公孙贺一案苏文也有参与的可能性。朱安世在狱中上书告发丞相,在一般情况下困难重重。当年武帝的哥哥、废太子刘荣在狱中想给父亲景帝写谢罪书,若没有窦婴的帮助,连刀笔竹简都得不到,更不用说呈递至父亲案前。可朱安世却能轻松完成,而且他说掌握的丞相之罪极多,“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辞”,可见诉状写得不少。朱安世作为大侠,甚至都未必认字,可能需要安排人入狱听他口述,再写下来。在竹简时代,从书写到搬运至天子案前,必得大事声张。此事可以是通过天子身边的侍郎莽通、莽何罗这条线,现在看来,也可以通过黄门苏文这条线。李氏与赵氏,此事共同的目标都是扳倒太子,他们未必有合作,但是劲是往一处使的。
江充入太子宫查巫蛊苏文也有推波助澜的空间。江充查太子宫时,“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书,所言不道;当奏闻。”天子特意派按道候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三人从旁监视,江充本人从未在长乐宫任职,不熟悉宫中情况,应当没有机会预先在太子宫埋下木人帛书栽赃太子,现场所发掘出的木人帛书要么是太子宫中确有人对天子行巫蛊之事,甚至此人就是太子——当代就有史学者持此说;要么就是宫中有其他人提前埋下,以配合江充的行动。
事后来看,江充束手就擒,可能是他理直气壮,认为在太子宫中确实查出实据,到天子那里对质也不怕。他并想不到太子会和其父撕破脸,不再走常规的对质申诉途径。所以他栽赃的可能性较小。韩说毫无防备因而被杀,章赣亦无提防,受伤逃脱。这说明二人对此事背后的隐情并无所知,所以他们在现场保持中立客观的监察职责的可能性较高。反观苏文,作为肢体残缺之人,却是反应最快的,全身而至甘泉,似乎他对可能发生的一切早有准备,这说明太子宫中的木人帛书有可能是他安排预先埋下的。作为宦者集团的领袖,确实也是他才有这个条件。他配合江充,并不需要让江充知道,这样戏才演的最真。他这么做至少是为了扳倒太子,最好的结果则是卫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所以他看见挖出证据后,能预判到被冤枉栽赃的太子在激愤之下可能出险招,他预先即做好了准备,所以能闻警即逃。
到了甘泉后,他立刻展开下一步行动,“苏文得亡归甘泉,说太子无状。”苏文将太子的作为直接定性为“无状”,即是悖逆无道的行为。苏文是第一个带来长安信息的人,他的话必然给武帝带来先入为主的影响。
发生的这一切井井有条,环环相扣,似乎提前计划过。更说明可能是他见武帝允许江充入太子皇后宫查巫蛊之后,便提前安排宦者宫女埋下木人帛书。
卫子夫与太子皆自缢,卫氏外戚集团彻底打到,苏文的敌人立刻变为李氏外戚。目前能看得到的,他对李氏直接发难的第一件事,当是内谒者令郭穰告发李广利、刘髦。郭穰是一个很奇特的角色,内谒者令一职多由宦者担任,他应该同苏文一样,也是宦者。他在历史中只出现过两次,都与储君之争有关。第一次是告发李广利与刘屈髦共谋立昌邑王为太子,行巫蛊诅咒上,直接引发了李氏外戚的崩溃。一次告发就摧毁了掌控军政大权,看似牢不可破的李氏外戚集团,其间不无蹊跷,当有很多环节,很多安排,可惜史料无存。第二次则是刘病已之事。太子有一个孙子,才几个月大,在襁褓中幸免于难,被关在长安郡邸狱中,郡邸狱是关押各郡国涉及巫蛊罪犯的监狱。原廷尉右监丙吉因犯法被贬至鲁国担任州从事一职,因太子巫蛊之狱牵连太多,长安的司法官不够用,遂从地方征召官员入京办案。丙吉奉召入长安,负责在郡邸狱审理案件。他既同情太子无辜得罪,又可怜刘病已幼小无依,就拖延审理,希望能保全幼子,并找保姆在狱中抚育刘病已。后元二年(前87年),武帝病重不起,又有望气者进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遂派使者至长安各狱,将长安狱中罪犯,无论轻重,已决未决,统统处死。到郡邸狱执行这个命令的“正好”是这个郭穰。郭穰连夜直奔郡邸狱,丙吉闭门不纳,说:“皇曾孙在。他人亡(无)辜死者犹不可,况亲曾孙乎!”郭穰与丙吉相持至天明不得入狱中,于是回宫禀报,弹劾丙吉。武帝这时已醒悟,遂说:“天使之也。”因此大赦天下,郡邸狱中连刘病已在内的所有人员方才得逃大难。刘病已即是后日的汉宣帝。
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这就是当年在河间“此地有奇女子”一样的套路。如果那一次是有人指使望气者,这一次又怎能保证不是?不过后元二年苏文已被烧死,这次是谁指使的呢?郭穰与苏文是什么关系?他是在苏文死后接掌了这个秘密宦者集团,继续为推动立刘弗陵为储君而运转?抑或他与苏文其实都不过是常融、王弼一样的人,听命于背后更大的人物,此人始终隐身其后,仍未暴露?这个人也是宦者吗?
这个宦者集团手中的棋子是钩弋夫人与她的儿子刘弗陵,从她两人的命运中能否发现更多这个团体存在的证据呢?
钩弋夫人死于巫蛊之变后,武帝驾崩之前。她的死有三种记载。班固在《汉书·外戚传》中记得最平实,“钩弋婕妤从幸甘泉,有过见谴,以忧死,因葬云阳。”褚少孙在他所补的《史记·外戚世家》中绘声绘色的记载了一段悲情的诀别:“上居甘泉宫,召画工图画周公负成王也。于是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后数日,帝谴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狱!’夫人还顾,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夫人死云阳宫,时暴风扬尘,百姓感伤。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识其处。其后帝闲居,问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对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儿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资治通鉴》采用了这一条。
第三种记载出自《汉武故事》,荒诞不经,不值得认真对待,录于此聊备一说:“从上至甘泉,因幸告上曰:‘妾相运正应为陛下生一男,七岁妾当死,今年必死。宫中多蛊气,必伤圣体。’言终而卧,遂卒。既殡,香闻十里余,因葬云陵。上哀悼,又疑非常人,发冢,空棺无尸,唯衣履存焉。起通灵台于甘泉,常有一青鸟集台上往来,至宣帝时乃止。”依《汉武故事》,钩弋夫人就是上天派遣下凡陪伴武帝的仙女,以七年为期,其间为他生一继承人,期满回天庭。它唯一的价值就是反映了钩弋夫人的故事流传到魏晋,已成神话这一事实。
褚少孙的记载影响很大,后世学者多有讨论,值得认真对待。这一记载展现了多个信息点。其一,“上居甘泉宫,召画工图画周公负成王也。”天子有意托孤于霍光,让他行周公辅佐成王之事,这是霍光在武帝死后总揽大权的依据之一。其二,“于是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是说此时武帝已经决定死后传位于幼子刘弗陵。其三,杀钩弋夫人唯一的原因是决定立其子为帝,担心主少母壮,汉家再现吕后之事。这三件事是紧接着发生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史料没有明确的记载,只能旁敲侧击。班固和褚少孙的记载相同之处都在于钩弋夫人死于从幸甘泉之时,根据《汉书·武帝纪》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后元元年春正月,武帝行幸甘泉。可以推断,钩弋夫人是在这次随幸甘泉时被杀。但是刘弗陵是在第二年,后元二年二月十二日才被立为太子,第二天武帝就驾崩了。如果武帝真的在后元元年春正月就有了立刘弗陵之意,为什么要拖一年多,直到死前一天才极其仓促下诏立他为太子?如果此时就有了让霍光辅政的想法,为什么一年的时间都不做出任何正式的安排,甚至都没有给霍光在外朝安排职务?霍光以遗诏顾命之前的身份仍然是“侍中奉车都尉”,秩比二千石。所以褚少孙的记载,第一个第二个意思都充满疑点。
而班固的记载简单,却含意丰富。“有过见谴,以忧死,”这和褚少孙所记的第三点意思矛盾。赵夫人的死不是毫无过错,只是武帝要“立子杀母”,而是因为“有过见谴”。赵夫人因何过而被遣?这是何等严重的过错,竟然能让钩弋夫人“忧”死?联系苏文之死或许可以得出一个解释。“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而车千秋复讼太子冤,上遂擢千秋为丞相,而族灭江充家,焚苏文于横桥上。”从这句话来看,苏文死的时间是田千秋被擢为丞相之后。(《资治通鉴》则是把江充族灭,苏文焚死条置于田千秋征和三年面见武帝,被立置为大鸿胪之后,任丞相之前,不知孰是。)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征和四年六月丁巳,大鸿胪田千秋为丞相。苏文当死于此年六月之后,距钩弋夫人之死最长不过半年。苏文被烧死,是因为武帝已逐渐认识到太子是被逼而反,苏文过往陷害、打击、谋害太子的诸种行为,在武帝眼里一下清晰起来。至于苏文之案是否牵连到整个宦者集团,是否被烧死前就供出钩弋夫人,不得而知。钩弋夫人之死,有可能是因为苏文死后,害怕密谋败露,日日忧惧,因其它事被武帝谴责,忧心而死;也有可能是所谋之事已经败露,遭到谴责,忧惧而死。
以上所分析的苏文的谋划,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其实寻常。不过是想重演百年前秦朝赵高的故事而已。太子少傅石德说不定就已经看出了这一层,他对太子说“君不见秦扶苏事?”那么谁是胡亥,谁是赵高?以前的人都以为他说的是李氏,现在来看,可能他选的这个先例是认真考虑过的:刘弗陵是胡亥,苏文是赵高,都是幼子,皆为宦者,一一对应,丝丝入扣。
苏文的布局如此迂回,如此隐秘,起于细微,却离成功可能只差最多一年半的时间。如果他的计划没有被发觉,武帝一年半后就会死去,刘弗陵即位,钩弋夫人为太后,苏文在幕后操纵政权。这只不过是将东汉的宦官专权提前二百年实现而已,哪有什么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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