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字号事物的命运：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文化编）（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研究系列）

分说：近代中国国字号事物的命运

在中西文化纠葛的背景之下，经历了夷夏之辩到中体西用的转折，清季民初，变化即进化的观念逐渐流行，并影响后来研究者的思维。同时，受到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实现富强的影响刺激，也出现了反弹，重新思考西方冲击下固有文化的价值与走向，国学、国画、国语、国医、国术（技）、国乐、国服、国剧、国仪（礼）等一系列国字号概念的产生，以及围绕这些概念及其相应事物的争议，凸显了世界一体化进程中东亚文明别样性在那一时期的挣扎与尴尬，也预示了文化多样性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近年来，对于这些观念和事物的分别研究逐渐展开，一些领域的争议还在继续，有的则旧调重弹，花样翻新，甚至以讹传讹。其中关于近代国学的研究，较为深入。其余方面，相对较少。当然，附和者多，隔义附会或断章取义的也不在少数。形形色色的国字号事物在近代中国有着相同或相似的遭遇命运，将所有国字号问题相互联系，并在整体观念下具体考察，可以得到更多且深的启示。

中西医结合的命题提出已有百年，中医有无存续的必要及其价值究竟如何，至今仍然争论不休，重要原因在于用泰西的“科学”为判断准则，而忽视“科学”在欧洲各文化系统的内涵外延也是纷繁复杂，更未顾及“科学”不能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以及医学及其实践还包含很多的文化属性。中医注重个别，凡事都要具体分别，不可一概而论，本来不宜能够重复验证的“科学”标准等等。只要确定以科学为目标，就很难不抹杀中医的特性。20世纪50年代初由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一本《国医论》，就标明主张“中医科学化，西医大众化”。这样的口号，在宣示新的努力方向的同时，也承载了历史轨道的惯性。

颇为吊诡的是，清季以来，当中医在中国不断被质疑是否科学、应否存续的同时，在理应充满科学精神的大洋彼岸新大陆，却大行其道，信者如鲫。本来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岐黄之术，居然成了实现美国梦的捷径，使得经营者成为华侨中家道殷实之人，过着令洋人也羡慕不已的富裕生活。担任过保皇会美洲分会负责人的谭良即个中翘楚。据说迄今为止，中医在太平洋彼岸还是收费不低、收入不菲的职业。而且与禹内废医存药的主张迥异，重视的是中医的术和技。这不仅与本土中医的境遇大相径庭，与东洋不过汉方药盛行的情形也不一致。可见中药之外，中医自有其价值功用。如此看来，讲道理与有用处本来并行不悖，医学应否继续存在，关键是看能否有用。反思近代以来国人喋喋不休的道理是否真的在理，很有必要。

指中医未必科学，不一定说中医是迷信，甚至落后。反而需要检讨科学的有限性以及中医是否需要按照迄今为止有限的科学来科学化。坚决反对中医的傅斯年，在他的本行史学领域即注意到历史事实都是单个的，不能重复，因而对以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相当排斥。近代许多向往科学方法的国人，开始所谓科学，主要即指归类法。后来才逐渐意识到人类社会往往并不适用此法。照此观念，中医的因人因事而异，或许更符合人类的天性。

探究“国医”之类的问题，如果不能跳出中西医论战非此即彼、此是彼非的窠臼，可以伸展的空间其实相当有限，结论几乎是不言而喻的。清季一些国人主张中西医汇通，实则选取西医的若干理论来解中医，以图维护和发展中医的自主性。此类举动虽然终是汇而不通，却显示了中医未必要科学化才能走出古今中西二重性难题的历史新路。这不仅对研究近代医学史乃至整个文化史有所俾益，对于时下的一些论争也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围绕因1929年废止中医案而展开的朝野各方的争论、抗争，以及中医界通过国粹、国家权力和科学化等凭借寻求自救的努力，可以视为一个世纪以来中医在中西文化冲突中艰难挣扎求存的缩影。而经过这一系列失败的努力，昭示后人的应是重新反省中医本身的价值，特别是判断其价值的依据，从而寻求一条让中医能够在现代社会发挥功效，而不至于重蹈自我萎缩甚至自我毁灭覆辙的旧轨则新途径。由此看来，中医令人堪忧的现状与其努力的方向密切相关，摆脱困境的成功之道，或许就蕴藏于近代转型失败的各式探索之中。

中医科学化的本质，其实是以西医为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中医。在科学光环的笼罩下，这样的价值判断为西化披上了普遍性的外衣。国语的改革则直截了当得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汉字努力的方向居然是字母化（拉丁化或罗马化），也就是要废除文言分离的象形方块字，改用文言合一的拼音文字。虽然实际进程还有一系列过渡性措施，包括切音简字以及白话文等等，作为终极目标的字母化却一直坚持，直到20世纪末才终放弃。之所以一定要改变文字，是因为近代国人认为，汉字繁复，且与语言分离，不能普及，妨碍教育，导致中国贫弱。循着这样的思路，以列强共有的字母文字为旨归，当然是不言而喻、理所应当的进步取向。

然而，字母文字的前提是文言一致，笔下所写与口中所讲为一而二之事。中国却早就是地域广阔的文化集合体，方言众多，除了文字生成的渊源而外，若是“我手写我口”，势必造成无法沟通的局面，妨碍文化统一的格局。即使到了晚清民国时期，在文言合一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认同的情况下，以何种官音为读音基准，仍然争议不断，取舍困难。依靠行政权力推行的形式上的标准，无法完全解决实际运作中存在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致力的普及白话文，打倒文言文，其实不过造成新的欧式书面语，非但文与言仍然不能合一，还使得说方言的群体失去了书面文学创作的动力乃至能力。

文言分离，优势有二：一是超越方言，可以广泛通行；二是脱离口语，能够适用久远。通过浦江清之口传达的陈寅恪的看法是：“中国语言文字之特点，中国语乃孤立语，与暹罗同系，异于印欧之屈折语及日本、土耳其之粘着语，以位置定效用。又为分析的，非综合的，乃语言之进化者。中国字为象形，形一而声可各从其乡，所谓书同文，象形字不足用，幸有谐声等五书辅之，乃可久存，见于记载，以省文故，另成一体与语言离，如今之拍电报然，又如数学公式然。故中国文开始即与语离。中国文学当以文言为正宗。至《尚书》之文难读者，盖杂白话分子多。又谓以后文体变易，大抵以杂入白话分子故。”［1］超越方言则交流广泛，适用久远则古今一贯。所以出国留学之前大力鼓吹用白话废汉字的傅斯年后来也转而认为：“汉语在逻辑的意义上，是世界上进化的语言（参看叶斯波森著各书），失掉了一切语法上的烦难，而以句叙（Syntax）求接近逻辑的要求。并且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语言，不富于抽象的名词，而抽象的观念，凡有实在可指者，也能设法表达出来。”［1］至于有人以为文言不适宜说理，则一些学问大家始终坚持用文言撰写发表学术文字，非但不见妨碍表述（当然也有例外），反而展现更多可供玩味琢磨的意境。

尽管切音文字尚在试行辅助阶段，在中西新旧乾坤颠倒的大势所趋之下，清季以来中国的语言文字还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过《马氏文通》用印欧语法条理汉藏语系的汉语言文字，来自日本的新名词成为新概念的表述形式，且使得原来以字为单位的汉语转而以词为单位，以及翻译带来的欧式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书面语，现在的中国人或许早已是用西方式思维，发中国式音节，说日本式语言。由于新式教育令广大读者受西化语文的社会化，高明者所思又往往出人意料，难以雅俗共赏，前贤的论断几乎已成奢侈品。待到人们发现教育并不因为白话简字而易于普及，至少在识字与作文方面，新式学堂的教学效果反而不及原来的学塾，而非逻辑的方块字或许更能适应计算机语言的模糊逻辑，才意识到语言文字的发达进步与否，并不以社会发展程度为尺度，更不能用来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白话简字与其说是历史的进步，毋宁说是变化造成的现状。这样的不得不然掺杂着一些盲目，也反映了某种无奈，一定程度导致了文化的断裂，使得今古传达固然困难，中外沟通亦属不易。当下语文水平普遍不高，教育而外，语言文字变革本身有着重新检讨的广阔空间。

作为全新事物，国歌、国旗与前述其他国字号事物有关也有别。既有的研究及其先行理论架构，主要是从民族国家建构的角度立论。然而，围绕国歌制定的主旨及争议，显然聚焦于如何掌握民族性与国民性（或时代性）的尺度及其平衡关系。虽然不像其他国字号事物所普遍遭遇，一般而言，国歌并没有价值的有无及存废的应否之类的问题，但就其内容乃至表现形式而言，仍然有是否中国以及合乎时代等等轻重主从的权衡取舍。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各种国字号事物面对的共同难题。尤其是这些指标与中西新旧纠葛在一起，更加难以妥善处置。那一时代的国人，一方面力求融入世界，一方面不甘于丧失自我，如何以与众不同的独特形象进入心目中的民族之林或世界（近代中国的世界概念及其应用，大有探讨的余地，融入与自外，是相反相成的两面），主宰了他们思维行为的重要甚至主要方面。

更为的例子是清季民初着实热闹过也令人困扰的国教问题，受到欧美的实事及日本的认识的影响，中国是否需要设立国教，以什么为中国的国教，儒学是否可以为教等一系列命题，都是在格义比附的时代语境下被提出并引起争议。主张与反对双方的意见截然相反，论证方式却不无相通甚至相似。

各种国字号事物在近代中国的命运虽然极其相似，但在不同领域，因为人为因素作用的差异，发展趋向和实际境遇却有着显著的区别。相比于中医处境的尴尬，国画的命运似乎好得多。国画是否艺术，有无价值，国画与洋画相比，是否在进化路程上后人一步，诸如此类的问题，今日国人已不大提出，但在近代，并非毫无疑义，一度甚至与其他国字号事物一样，成为不争的事实。尽管相比于中医的“科学”与否，国画的艺术性或审美价值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标准较为容易被接受，可是如果没有陈师曾等人在日本的大村西崖等人的提醒之下，迅速扭转观念，国画的命运与其他国字号事物或许不会相差太远。就此而论，近代东亚呈现共同性，此前日本的冈仓天心等人提出的东洋美术等概念，政治企图另当别论，观念的间接影响则显而易见，在试图对应西方，掌控东亚话语权之际，也使东亚原有事物的固有价值得以重新审视，虽然其对于文人画的直接看法偏向否定。国剧更是在新文化人的口诛笔伐之下，由名伶及各方的共同努力成为举国风靡的时尚，名角受人追捧的狂热程度，较时下的明星偶像有过之无不及。由此可见，各种国字号事物的担当者的水准能力及其主观努力，在相应条件下对于该项事物的存亡兴衰甚至可以具有决定性意义。

近代中国各种国字号事物升降浮沉的坎坷命运及其中的某些戏剧性变化，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将变化等同于进化，或以为现在即现代的天经地义，乃至进化论的整体历史解释框架是否合理。进化论试图将整个人类历史纳入同一系统，且依照文明发达程度排列先后秩序，忽略历史的个别性不能强求一律，以及文化的多样性难以用单一尺度来裁量。在基本价值取向方面，摆脱进化论的影响，避免现代化的解释，呈现历史本来的复杂面相，不仅有助于自立于民族之林，而且可以改变国人的“世界”的观念。说到底，自我本来就是世界的一部分。文化的别样性所具有的物种价值，在显示特色之外，还可能为改变世界的基本面貌提供新的选择。而这正是调整近代以来以欧洲中心为主导的现实世界所不可或缺。

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R.Reynolds）的《新政革命与日本》（TheXinzhengRevolutionandJapan）一书，出版以后引起不小的争议，对其观念和材料方面的种种局限议论较多。［1］不过，作者指出了以下至关重要的事实，即新政前后，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截然两分，此前为一套系统，大致延续了千余年；此后为一套系统，经过逐步的变动调整，一直延续至今。作者这样来表述他的看法：

在1898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理。仅仅12年后，到了1910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

从根本含义来说，这些变化是革命性的。在思想方面，中国的新旧名流（从高官到旧绅士，新工商业者与学生界），改变了语言和思想内涵，一些机构以至主要传媒也藉此表达思想。在体制方面，他们按照外国模式，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建立的政府组织，改变了形成国家和社会的法律与制度。

如果把1910年中国的思想和体制与1925年的、以至今天中国相比较，就会发现基本的连续性，它们同属于相同的现实序列。另一方面，如果把1910年和1898年年初相比，人们发现，在思想和体制两大领域都明显地彼此脱离，而且越离越远。［1］

也就是说，中国人百余年来的精神观念与行为规范，与此前的几乎完全两样，这一天翻地覆的巨变，不过是百年前形成的基本框架，并一直运行到现在。今日中国人并非生活在三千年一以贯之的社会文化之中，而是生活在百年以来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大变动所形成的观念世界与行为规范的制约之下。任达认为，这样的变动是以清政府和各级官绅为主导的具有根本性的革命，并且强调在此过程中日本影响的主动与积极的一面。对于诸如此类的看法，意见当然难期一律，表达异见十分正常。但任达所陈述的近代知识与制度根本转变的事实，却是显而易见，不宜轻易否定的。

不过，这一转型的过程及其意义，远比任达所描绘的更为复杂和深刻。因为它不仅涉及明治日本，还包括整个丰富多样的“西方”；不只发生在新政时期，而是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其实受域外影响发生观念行为的变化，从来就有，如佛教和耶稣会士的作用，尤其是后者，令西学已经东渐）；不仅政府主导的那些领域出现了观念和制度变化，全社会各个层面的各种知识制度体系，几乎全都根本改观；参与其事者不仅是清朝官绅和日本顾问，外国来华人士和广大中国知识人也纷纷介入其中。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革命性变动不是单纯移植外国的知识与制度，今天中国人所存在于其中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虽然来源多在外国，因而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大体相似，但还是有许多并非小异。这些千差万别，不能简单地用实际上未能摆脱西化的现代化理论来衡量和解释。

今日中国人在正式场合用来表达其思维的一整套语汇和概念、形成近代中国思想历史的各种学说、教学研究的学科分类，总之，由人们思维发生，独立于人们思维而又制约着人们思维的知识系统，与一个世纪以前中国人所拥有的那一套大相径庭。如果放弃这些语汇、概念和知识系统，面对各种信息，人们将无所适从，很难正式表达自己的意思。而习惯于这些语汇、概念和知识体系的今人，要想进入变化之前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十分困难，即使经过专门训练，并且具有相当程度的自觉，还是常常发生格义附会的误读错解。不仅如此，要想认识今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尽管处于同一时代，但要分辨那些看似约定俗成、不言而喻，实际上各说各话的话语，如果不能从发生发展的渊源脉络理解把握，也很难真正做到了解同情。近年来学人所批评的“倒放电影”和所主张的“去熟悉化”，［1］显然都由此而生。

同样，体现和规范今人的行为，维系社会有序运作的各种制度，与百年以前也是迥异。这些制度覆盖政治、经济、军事、对外关系、教育、金融、司法、医疗、治安、社会组织、社会保障与救济等各个方面，几乎无所不包。除了少数“仍旧”或“全新”外，多数情况是“古已有之”而“变化多端”甚至“面目全非”。这就导致今人既不易理解前人的种种行为方式和运作模式，又无法深究今日各种制度规定及其运行轨则的来龙去脉，难以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结果，一种制度之下存在着多种行为样式，甚至主要的样式与设制本身的立意相去甚远。有时观念与制度之间发生离异，观念层面的优劣之争并不影响制度层面出现一面倒的局面。如中西医的是非优劣，历来争论不已，至今只能说是各有高下，而医疗和医院制度，已经几乎完全照搬西洋方式。

出现上述情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晚清民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并非由中国的社会文化历史自然发生出来，而是近代中外冲突融合的产物。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从外部世界移植到本土，并且改变中国思维与行为的基本面貌的产物。换言之，这是世界体系建构过程中，中国一步步被拖入世界体系的结果。今人争议甚多的全球一体化，仍是这一过程的延续。

然而，事情如果只是如此简单，也就不难认识。实际情形不仅复杂得多，而且潜移默化，令人习以为常。所谓“世界”，其实仅仅处于观念形态，如果要落到实处，则几乎可以断定并不存在一个笼统的“世界”，而是具体化为一个个不同的民族或国家。更为重要的是，那个时期的所谓“世界”，并非所有不同民族和国家的集合，实际上主要是以同样笼统的“西方”为蓝本和基准。在“西方”人看来，“西方”只是存在于东亚人的观念世界之中。认真考察，西方不但有欧美之别，欧洲内部还分为大陆和英伦三岛，大陆部分又分成历史文化各不相同的众多国家。此外，本来是东亚一部分的日本，因为学习西方比较成功，脱亚入欧，似乎也进入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行列，而逐渐成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

如此一来，近代中国面临的外部冲击和影响，就知识系统而言，不仅有“西学”，还有“东学”。而“西学”的基本凭借，即“西方”既然只存在于观念世界，“西学”相应地也只有抽象意义。一旦从笼统的“学”或“文化”落实到具体的学科、学说，可以发现，统一的西方或西学变得模糊不清甚至消失不见了，逐渐显现出来的是由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文化渊源生成而来的独立系统。各系统之间或许大同，但也有不少小异，这些小异对于各种学科或学说的核心主干部分也许影响不大，但对于边缘或从属部分则相当关键，往往导致不同系统的学科分界千差万别，从而使得不同国度的不同流派关于学科的概念并不一致。来龙不一，去脉各异，不同国度的同一学科的内涵也就分别甚大。大者如“科学”，英法德含义不同，小者如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的分科与涵盖，欧美分别不小，欧洲各国也不一致。至于社会文化研究，究竟是属于社会学的领域还是人类学的范畴，不仅国与国之间存在差异，同一国度的不同学派也认识不一。

上述错综复杂是在长期的渐进过程中逐渐展开，因此一般而言，对于亲历其事者或许并不构成认识和行为的障碍，而后来者或外来人则难免莫名所以，无所适从。当由欧洲原创的人类知识随着世界体系的扩张走向全球时，为了操作和应用的方便，不得不省去繁复，简化约略，使得条理更加清晰。这样一来，原有的渊源脉络所滋生出来的纠葛被掩盖，学科的分界变得泾渭分明。将发源于欧洲的各种学科分界进行快刀斩乱麻式的后续加工和划一，开始不过是有利于缺少学术传统又是移民社会的美国人便于操作，后来由于美国的实力和地位迅速上升，对世界的影响不断扩大，甚至成为霸主和中心，美式的分科成为不少后发展国家接受外来影响的主要模式。可是，在清晰和方便的同时，失去了渊源脉络，一味从定义出发，一般而言也无大碍，仔细深究，尤其是还想弄清楚所以然，就不免模糊笼统。因此，格义附会、似是而非的现象不仅多，而且乱，看似异口同声，实则各唱各调的情况比比皆是。

近代中国在西方压力之下发生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如果只是全盘西化式地照搬移植，问题也就相对简单。可是，中国的文化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一脉相传，始终活跃，其巨大张力所产生的延续性，对于近代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产生着重要的制约作用。

以西学、东学、中学为支点，打破分科治学的局限，不以变化为进化，不以现在为现代，从多学科的角度，用不分科的观念方法，全面探究近代以来中国的概念、思想、学科、制度转型的全过程和各层面，沟通古今中外，解析西学与东学对于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的格义附会，重建中国自己的话语系统和条理脉络，深入认识中华民族新的智能生成运作机制形成的进程、状态和局限，认识世界一体化进程中东亚文明的别样性及其对人类发展提供多样选择的价值，争取和保持对于世界文明发展日显重要的中国历史文化解释的主动和主导地位。

在中西文化纠葛的背景之下，经历了夷夏之辩到中体西用的转折，同时受到明治日本的影响刺激，国人开始重新思考西方冲击下固有文化的价值与走向，国学、国画、国语、国医、国术（技）、国乐、国服、国剧、国仪（礼）等一系列国字号概念的产生，以及围绕这些概念及其相应事物的争议，凸显了世界一体化进程中东亚文明别样性在那一时期的挣扎与尴尬，也预示了文化多样性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桑兵

河北威县人，生于广西桂林，历史学博士。历任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山大学逸仙学者讲座教授。现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清代以来的学术与思想、近代中日关系史、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等。

关晓红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广东文史馆馆员，著有《晚清学部研究》《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从幕府到职官 ：清季外官制的转型与困扰》《清末新政制度变革研究》等，目前研究方向为晚清史与近代政治制度等。

总 说/ 1

节 问题的提出/ 2

第二节 观念与取向/ 11

第三节 做法与释疑/ 29

分说：近代中国国字号事物的命运/ 47

章 “以变通文字为先”

——清季社会思潮与切音字运动/ 54

节 文字与富强/ 59

第二节 中西学战与切音字运动/ 68

第三节 言文合一的文字观/ 81

第四节 文字与进化/ 92

第五节 文字的“双轨制”方案/ 103

结 语/ 113

第二章 道器与体用

——西潮下的清季服饰变革/ 116

节 清代冠服制度源流/ 117

第二节 新军改易西式制服/ 125

第三节 西式警察服装的制定/ 137

第四节 以中纳西的文学堂冠服/ 146

第五节 服饰西化阻碍因素/ 155

第六节 军、学界自行易服活动/ 172

第七节 社会风尚变化与民众对西式服饰态度/ 180

结 语 西潮下的清季服饰变革/ 189

第三章 复制知识：《国粹学报》的博物图画/ 195

节 复兴古学：国学保存会博物学知识的传播/ 198

第二节 察其形状：绘图者蔡守的田野功夫/ 200

第三节 考诸蕃书：蔡守参考的西洋博物学书籍/ 208

第四节 自诩能译：蔡守的西书来源与英语能力/ 219

第五节 濡染画风：晚清岭南绘画的实用主义与写实主义/ 226

第六节 创新技术：神州国光社采用的印刷技术与经营手法/ 236

结 语 知识体系的裂变/ 245

第四章 “国医”：近代中医的转型与再造/ 248

节 重省中西医汇通史：差异何在/ 251

第二节 国医建构之初：国学与国粹形象/ 255

第三节 国医转型的关键年代/ 262

第四节 形塑科学国医的困境/ 268

第五节 国医的国家民族责任/ 288

结 语 一次失败的“成功”转型/ 301

第五章 从权应变的守成者

——民初云南绅耆的活动与影响/ 311

节 参与民初政党、议会政治/ 311

第二节 地方事务中的要角/ 321

第三节 开展学术文化活动/ 335

结 语/ 347

第六章 近代卫生的地方实践

——广西省卫生行政的仿制与创新（1909—1939）/ 348

节 清末民初广西卫生行政的肇建与停滞/ 350

第二节 新广西卫生行政的突破与受挫/ 366

第三节 20 世纪30 年代广西卫生区制度的创制与运作/ 375

结 语/ 392

征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