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中短篇小说选（上下）
全新正版 极速发货
￥ 40.52 5.2折 ￥ 78 全新
库存2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奥)斯·茨威格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9787020166244
出版时间2021-05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78元
货号31179116
上书时间2024-07-05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斯·茨威格（1881—1942），奥地利小说家、传记作家。生于
茨威格是深受中国读者喜爱的德语作家。
译者简介：
张玉书（1934—2019），德语文学翻译家，北京德语系教授。译有海涅的诗歌和《思想·勒格朗集》《论浪漫派》，斯·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心灵的焦灼》《巴尔扎克传》《昨日世界》《约瑟夫·富歇》《良心反抗暴力》《玛丽·安托瓦内特传》，席勒的《强盗》《唐·卡洛斯》《华伦斯坦》《奥尔良的姑娘》《图兰朵》《威廉·退尔》等。主编有《海涅文集》《席勒文集》《茨威格集》等。
张玉书先生堪称的茨威格翻译家之一，1979年他翻译的茨威格小说一问世，就受到读者的喜爱，尤其是名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徐静蕾导演的同名电影即以张玉书先生的译文为底本。
本书其他译者皆为德语文学翻译家:章鹏高 (1931—2014)，中山德语教授。潘子立（1938— ）， n
目录
目次
译本序
普拉特尔的春天
埃丽卡·埃瓦尔德的恋爱
十字勋章
猩红热
夏日小故事
家庭女教师
夜色朦胧
火烧火燎的秘密
恐惧
马来狂人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女人和大地
日内瓦湖畔的一个插曲
看不见的珍藏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里昂的婚礼
旧书贩门德尔
无形的压力
象棋的故事
译本序
一九二三年八月六日，高尔基读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之后，写信给罗曼·罗兰，打听这篇小说的作者身份。倘若这位茨威格便是《罗曼·罗兰传》的作者，“请向他转达我对这个出色短篇的由衷赞赏。这篇东西好极了，它深深地打动了我”。高尔基想把这篇小说收进柏林一家俄罗斯出版社的“爱情丛书”里，征求茨威格的同意。同年八月二十八日，罗曼·罗兰回信给高尔基：“斯台芬·茨威格——就是您提到的出色短篇的作者，您的要求我将转告，
他会感到十分高兴。”
这位受到高尔基和罗曼·罗兰热烈称赞的奥地利作家斯台芬·茨威格，对中国读者来说也并不陌生。茨威格自己也知道他的作品已经译成中文。他在自传《昨日世界》里回忆他在一九三一年庆祝五十岁生日时，这样写道：“海岛出版社为了庆祝我五十岁寿辰，特地印了一份用各种文字发表的我的著作的书目汇编，它本身就成了一本书；各种文字应有尽有，既有保加利
亚文、芬兰文、葡萄牙文，也有亚美尼亚文、中文，以及摩诃剌陀文。”
歌德在一八二七年五月三日和爱克曼谈话时说过，一个优秀作家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客观环境。歌德以法国年轻的文学家让-雅克·安培为例，发表精彩的论述：“请您设想一下巴黎这样的一座城市：一个大国最杰出的人才都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在每天的交往、斗争和竞赛里，互相切磋，彼此提高。世界上自然和艺术的各个领域里的精华都成天在那里供人公开观赏；请您设想一下这样一座世界大城：……一百年来经过莫里哀、伏尔泰、狄德罗等人的努力，已经有那么多聪明智慧在那里传播，简直在世界上找不到可以和它匹敌的地方；这样一想您就会明白，像安培这样好的人才，在这样充满着聪明智慧的环境里成长起来，二十四岁的年
纪是能够有所作为的。”
十九世纪末的维也纳和十九世纪初的巴黎相似。一八○六年，拿破仑迫使奥地利哈布斯堡皇室放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号。九年后，老谋深算的奥地利帝国又以维也纳会议的成功召开，把拿破仑放逐到圣赫勒拿岛，洗尽蒙受的耻辱，夺回了往日的风光。一八四八年登基的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二世又以奥匈帝国的称号重展多瑙河帝国的雄风。尽管一八六六年普奥战争奥国兵败，奥地利退出了和普鲁士角逐德意志各邦盟主的斗争，国力衰微，但赢得了几十年的歌舞升平。十九世纪下半叶，奥地利的资本主义也有很大的发展。维也纳作为奥匈帝国的首都，虽然没有成为全欧瞩目的政治经济中心，却成为可与巴黎媲美的国际文化都会。新兴资产阶级的资本和智慧使得维也纳不仅物质财富急剧增长，精神财富更傲视全欧。几十年里，贝多芬、海顿、莫扎特使维也纳成为数一数二的音乐首府。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家族的迷人乐曲更使这音乐都城在贝多芬交响乐的凝重雄奇、莫扎特奏鸣曲的清新明快之上，又加上维也纳圆舞曲特有的幽雅飘逸，把维也纳森林里的鸟语花香，多瑙河上的碧波荡漾，都化为流畅迷人的圆舞曲传到四面八方，使莱茵河、塞纳河、泰晤士河、伏尔加河都激起回响，醉倒了一代欧洲人。十九、二十世纪交替时期，欧洲文坛上新人辈出，流派纷呈，新作如春花烂漫，争奇斗艳，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法国的象征派、印象派曾一度独领风骚。由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学的出现，内心独白或意识流在奥地利异军突起，以阿图尔·施尼茨勒为首的一代才气横溢、成就卓著的优秀诗人和作家在德语文坛上也创造出不俗的成绩。施尼茨勒被人称为弗洛伊德的双身人，他和弗洛伊德殊途同归，作为心理分析的大师，和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同时踏上人的心灵这一广袤的大地。他的第一篇意识流小说《古斯特少尉》和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都在一九○○年发表，比吴尔夫的《墙上的斑点》早十七年，比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早二十年。奥地利文坛出现了一片繁荣景象，犹如繁茂的花圃，百花盛开。其中像胡戈·封·霍夫曼斯塔尔这样被誉为“神童”的天才诗人，在十六岁上便一举成名。他的出现像一颗熠熠生辉的明星影响并且鼓舞了一代青少年争相效法。从此奥地利文坛不复寂寞。一时维也纳成为欧洲著名的文化中心，群英荟萃，人才毕集。无论在企业界、学术界、新闻界、文艺界，还是政界，犹太人在维也纳都居于领先的地位，以至于比茨威格晚生一年的希特勒青年时代作为失意的艺术家在维也纳街头流浪的时候，发现各行各业一切重要位置都被犹太人占领，咬牙切齿地
发狠，誓要消灭犹太人种。
一八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斯台芬·茨威格出生在维也纳一个犹太富商家里。父亲莫里斯·茨威格是个成功的企业家，经营纺织业发家致富，酷爱文学艺术，弹得一手好钢琴。母亲伊达·勃列陶尔，出身于国际金融世家。父母都属于奥地利上层社会的犹太精英。茨威格在回忆录《昨日世界》里讲到，犹太人一向重视精神修养，绝不仅仅满足于物质财富的积累。他们重视精神素质的提高，渴求知识，勤奋好学，努力上进，勇攀高峰，在各行各业都占据显要位置。弗洛伊德、施尼茨勒、霍夫曼斯塔尔，以及维也纳影响深远的《新自由报》副刊主编、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赫尔策尔，便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奥地利犹太血统的资产阶级，最为热心文化艺术。这对茨威格的成长极为有利。早在中学时代，茨威格便不满足于课堂上陈旧的教学内容，如饥似渴地阅读法语和德语文学界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瓦莱里、维尔哈伦、里尔克、霍夫曼斯塔尔等人的作品。他把比自己只大七岁的霍夫曼斯塔尔看作学习的榜样。在这批诗人的影响下，茨威格在十六岁那年，便在维也纳著名的《社交界》杂志上发表了他最早的诗
歌，博得一致好评，从而作为抒情诗人，登上文坛。
文坛上的繁荣并不是孤立现象，它和学术上的活跃是孪生姐妹。值得一提的是尼采的哲学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派也先后应运而生，对当代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学时代，茨威格就接触弗洛伊德和尼采的作品。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对茨威格后来的创作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尼采是个十分复杂、极有争议的哲学家。他的哲学含有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的内容，影响都很大。茨威格认为，尼采在哲学方面进行了一场革命，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宣扬的道德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尼采哲学开阔了茨威格的眼界，使他对这个社会认识得更深刻，透过道貌岸然、金碧辉煌的表面看到肮脏污秽腐朽没落的实质。我们在茨威格的小说里所看到的深
刻的社会批判便是明证。
一八九九年，茨威格中学毕业，上维也纳大学学习德语文学和法国文学。然而对他来说，真正的大学乃是“人生大学”。他把社会，把人生，把形形色色的人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在第二学期，他前往柏林，有意识地深入社会底层，了解被唾弃者的生活经历和内心世界，对这些畸零人产生深切的同情，拓宽自己审视人生的角度，加深对社会的了解。同时他勤奋研究外国文学，接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翻译法国现代派诗人的诗歌，虚心学习，认真借鉴。他利用假期出国访问，到比利时和法国去求师访友。国外旅行和广交朋友使他思想活跃、心胸开阔。这位前程无量的青年抒情诗人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对自己一鸣惊人的诗集《早年的花环》和《银弦集》采取严格审视的态度。一九○四年，茨威格在维也纳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结束大
学阶段的学业，开始成为职业作家。
大学毕业后，他更加有意识地游历各国，和各国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广泛接触。在比利时，他拜访他的忘年交、著名诗人、“青年比利时”派的首领维尔哈伦；在法国，拜访杰出的雕刻家罗丹，结识了作家法朗士、纪德和罗曼·罗兰；见到了瓦格纳的遗孀科西玛、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丹麦文艺评论家勃兰克斯。和这些名流的交往使茨威格眼界开阔，看到当时文艺的最
高水平，另一方面也使他不至于受到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
从一九○四年到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茨威格一帆风顺，无论是他的译著，还是小说集《最初的经历》，诗剧《特西特斯》，都得到同行和读者的一致好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各交战国都掀起民族主义的浪潮。茨威格回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情形说：“当时民众还不假思索地信赖他们的权威；在奥地利，谁也不敢产生这样的念头，说受到万众尊敬的国父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凭他八十四岁的高龄，并不是万不得已，居然会号召人民起来作战；他居然不是在邪恶凶险、罪恶多端的敌人威胁帝国和平的情况下，会要求民众流血牺牲。”这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对国君的迷信，也确实是广大百姓上当受骗的原因。不久，战争狂热席卷交战各国。“忠诚老实的生意人在信封上贴上这样的纸条：‘愿上帝惩罚英国’，或者打上这样的邮戳。社交界的妇女发誓（并且写信给报纸），一辈子再也不说一句法文。莎士比亚被逐出德国剧院，莫扎特和瓦格纳被逐出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德国教授宣称，但丁是日耳曼人；法国的教授宣称，贝多芬是比利时人。”“没有一个城市，没有一群人不染上这种可怕的仇恨的歇斯底里。”因此，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欧洲很多著名作家、诗人都卷入沙文主义的狂热之中，许多作家投笔从戎，志愿参军。惟有少数卓越人士能够头脑清醒、目光犀利
地看透沙文主义的欺骗，不受战争狂热的影响。茨威格便是其中之一。
茨威格和他们不同，他憎恶战争，他对战争的进展、人民的命运十分关切，看见战争的惨烈、人民的苦难深感痛苦。茨威格之所以能够不受战争宣传的欺骗，不受战争狂热的影响，保持冷静的头脑，并不是因为他对这次战争的性质比别人认识得清楚，而是因为他和敌国的人士有密切友好的交往。奥地利宣战前夕，他正好在比利时维尔哈伦家做客。他不能相信，他那些生活在边界那边的朋友一夜之间会变成仇敌。当各国民众争先恐后地表示自己如何忠于祖国时，茨威格在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九日写了一篇文章：《致外国的朋友们》。在这篇文章里，他表示：他忠于一切在外国的朋友。尽管现在相互之间不可能建立联系，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要和他们一起重建欧洲的文化。他把这一稿件寄给当时读者最多的《柏林日报》。使他意外的是，该报把这篇文章全文发表，几乎未作任何修改（只删去一句话：“不论胜利落在谁的头上”，因为它有失败主义之嫌）。两周之后，茨威格收到罗曼·罗兰从瑞士寄来的信，只有寥寥数语，但是感情深厚，意义深远：“Non，je ne quitterai jamais mes amis!”（法文：不，我永远也不离开我的朋友们！）当时罗曼·罗兰在瑞士红十字会工作。茨威格在一篇题为《欧洲的心》的文章里向他公开表示感谢，感谢他为人道主义所作的不懈努力和辛勤劳动。茨威格的这一行动不仅为他赢得了罗曼·罗兰的诚挚友谊和人们的普遍赞扬，同时也表明他绝不是一个钻在象牙塔里为艺术而艺术、为心理分析而进行心理分析的作家。尽管他并不是一个战士，但是他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那敏感的心知道战争会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和无边的痛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罗曼·罗兰倡议在瑞士召开一个大会，请各国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参加，以便向全世界发出一个促进了解加强团结的号召。茨威格负责争取德奥两国的作家。当时德国最有代表性的作家豪普特曼拒绝参加。托马斯·曼和德默尔还未摆脱民族主义的影响。霍夫曼斯塔尔和瓦色曼也不能指望。“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还太早，战争对于后方的人来说还相隔太远，我
们是孤零零的。”茨威格后来这样喟然长叹。
战争爆发后，茨威格因为体格检查不合格，免服兵役，经过朋友帮忙，在军事档案馆任职，管理图书馆。一九一五年，茨威格奉上级命令到波兰前线去收集俄国方面贴出的公告和布告的原文。他亲眼看见了奥军占领地区百姓遭受的痛苦和灾难，发现奥军和俄军战俘之间并无敌对情绪，交战双方被迫穿上军装的普通百姓都把这场战争视为厄运。这些观感加强了他对这场战争的认识，加深了他反战的决心。必须为反战而斗争！他认识到敌人是谁，“就是虚假的英雄主义，它宁可把别人送去受苦丧命，那些没有良心的预言家们——政治的和军事的预言家们——的廉价的乐观主义，他们毫无顾忌地预言胜利，延长屠杀，在他们身后是他们雇来的那些合唱队。谁要是表示顾虑，他就扰乱了这些人的爱国主义的买卖；谁要是发出警告，这些人就嘲笑他是悲观分子；谁要是反对这场并不使这些人自己受罪的战争，这些人就攻击他是叛徒。”他选定了这些预言家们以及他们所鼓吹的虚假的英雄主义和骗人的乐观主义作为攻击的目标。他也选择了一个预言家作为他的反战剧本《耶利米》的主人公。这位《旧约全书》里的先知耶利米预言犹太民族面临着巨大的灾难，可是无人听信。茨威格用这个剧本向那些陶醉在盲目的胜利喜悦之中的人们发出警告。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的目的绝不是写一部‘和平主义’的剧本，说些人人皆知的真理——和平比战争好，而是要表达一下在众人兴高采烈的时候，被人看作软弱分子、胆小鬼而受到轻视的人，在失败的时刻大多证明只有他们不仅能忍受失败而且能控制失败。”《昨日世界》，第二八二页。茨威格当然不敢指望这出预言失败并且赞扬失败的戏能在德国、奥国的舞台上公演。这个剧本能够付印，已经可以说是出现了奇迹。一九一七年复活节，《耶利米》出版，获得空前成功，作者深感意外。时间帮助了茨威格，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半，他的成功在于说出了人们想说而不敢说出来的话：对战争的憎恨，对胜利的怀疑。
不久，瑞士苏黎世市立剧院来信要求上演《耶利米》，并邀请作者参加该剧的首次公演。茨威格便借这个机会，离开奥地利前往瑞士，首先到日内瓦去拜访罗曼·罗兰，然后再去苏黎世。他在那里不仅参加了该剧的首次公演，还和法国诗人儒弗一起举行联合朗诵会。茨威格朗读他的《耶利米》，儒弗朗诵自己的诗歌。他和罗曼·罗兰等旧日朋友一起，进行民众友好、共同反战的活动。他们用这样的行动表示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友谊，并无仇恨，民族仇杀违背人民心愿。这在当时不失为一个勇敢的举动。茨威格留在瑞士，直到战争结束，于一九一九年方才
回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茨威格完全可以继续待在瑞士，但他决心回到自己的人民中间去。战争期间，茨威格在萨尔茨堡买了一所房子，是座年久失修的古老府邸，坐落在小山上。就在那里，他和人民一起经受了战后的饥饿寒冷和通货膨胀。冬天缺乏燃料，无法生火取暖，茨威格就坐在床上盖着被子写作，写完一页便把冻得发紫的手指伸进被窝取暖。他看到很多人无家可归。他生平第一次看到了饥饿，道德沦丧，物价飞涨。茨威格分担了普通百姓的痛苦，同情他们，关心他们，对他们充满了爱。两次大战之间，茨威格亲身经历了战后通货膨胀和失业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经历了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分子的崛起。在和人民接触过程中，在多次出国旅行途中，他研究人的灵魂，研究人的内心世界，研究历史，以心理分析的方法研究历史事件中群众和历史人物的心理和活动。这就使他在这些年里写出了大批动人的小说和传记，把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人物以及历史事件的广阔背景展现在读者面前。他用饱蘸同情的笔墨描写人们的不幸命运，刻画他们饱经忧患的灵魂，挖得深、写得细、写得真，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赢得了他们的爱。这位熟谙历史、洞悉灵魂的传记作家、小说家，在人们还没有看清法西斯的罪恶企图，还没有觉察法西斯的危机之前，早已预感到阴云密布、杀气冲天。可惜他性格中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对此也直言不讳：“我的天性和英雄气概是格格不入的，我并不耻于公开承认这一缺陷。我在任何危险情况中的自然态度总是躲避。”这个弱点到紧要时刻，
竟导致他悲剧式的结局。
在十九世纪末涌现出的这批维也纳大师当中，茨威格走的是一条独特的道路。著名诗人德默尔劝茨威格从事翻译。还在大学时代，茨威格便翻译了魏尔伦和波德莱尔的诗歌，一九○二年，他到比利时访问著名诗人维尔哈伦之后，用两年时间集中全力翻译了维尔哈伦的诗。在翻译过程中，既锻炼了文字，也学习了写作。茨威格在某种意义上是通过翻译成为作家的。然而，单单翻译还不能造就一个作家，更重要的是要有生活，要接触现实。海涅说过：“巨人安泰只有在脚踏着母亲大地之时，才坚强无比，不可征服，一旦被赫拉克勒斯举到空中，便失去力量；同样，诗人也只有在不离客观现实的土地之时，才坚强有力，一旦神思恍惚地在蓝色太空中东飘西荡，便变得软弱无比。”茨威格少年时代，就曾经像他的短篇小说《家庭女教师》里的那一对小姐妹那样，以天真无邪的眼睛观察过他周围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现实。他发现，这些家庭的家长害怕子弟出外寻花问柳，败家破产，宁可纵容子弟和家里的女教师、使女纠缠不清，牺牲这些可怜的姑娘，供纨绔子弟玩乐。在资产阶级标榜的冠冕堂皇的道德背后，隐藏着惊人的伪善。上大学以后，他有意识地深入到社会底层，去认真研究现实生活。后来他又经常出门旅行，欧、亚、非、美洲都印上了他的足迹，他甚至到过中国边界。在长途旅行中，他着重研究的还是人，人的命运，人的内心。他对那些被社会抛弃、被命运压扁的畸零人充满了同情，在他的作品里描写了这些人的命运。也许就因为这个缘故，他被人误认为颓废派的作家。其实，何尝是作家故意丑化现实，现实本身就丑恶畸形。不是文学故意要写伤痕，而是现实生活本身伤痕累累。日丹诺夫也曾经十分粗暴地把现代侦探小说、惊险小说的鼻祖恩·台·阿·霍夫曼打成僧侣主义、颓废主义。可是海涅却认为霍夫曼是个现实主义的作家。他把霍夫曼和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相比较：“不过，说实话，霍夫曼作为诗人要比诺瓦利斯重要得多。因为诺瓦利斯连同他笔下的那些虚幻的人物，一直飘浮在蓝色的太空之中，而霍夫曼跟他描写的那些千奇百怪的鬼脸，却始终牢牢地依附着人间的现实。”茨威格笔下的奇人怪事何尝不是依附于人间的现实？《家庭女教师》《恐惧》《火烧火燎的秘密》这样的作品，不正反映了他所十分熟悉的维也纳上层社会的生活环境吗？读了《看不见的珍藏》，我们惊讶的是他对收藏家的心情这样清楚；读了《象棋的故事》，我们又会赞叹他对象棋和棋手的了解之深，殊不知这一切也是以他切身的经验为基础的。茨威格本人就是一个热心的收藏家，专门收藏名家手稿，例如歌德青年时代的著名诗篇《五月之歌》的手稿，便是他珍藏的无价之宝。这位因为读书而忽视体育的
作家最喜爱的体育活动乃是下棋。
因此，尽管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欧洲文坛上各种流派热闹非凡，茨威格却能保持现实主义的风格，牢牢地把握住现实。他特别喜欢表现那些在人生的搏斗中遭到失败的人在精神上和心灵上的优越性。且看《马来狂人》中的医生。这分明是一个被社会唾弃沦落到远东丛林里去的人渣。可是最后，在他的灵魂里还能迸发出一些正义的火花，为了维护一个妇女的名誉，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信守诺言，视死如归。《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更是一曲凄婉动人的赞歌，歌颂至死不渝的爱情的坚贞。在肉欲横行、爱情堕落成商品、婚姻变质为交易的时代，一个少女能爱得这样忘我、这样无私、这样纯洁，使人读后就像在令人窒息的秽气中嗅到一股清香，在满地污泥中瞥见一朵白莲。这是对人赞美，对美德的歌颂。读者掩卷沉思，是谁造成了他们不幸的命运？时代和社会本来就是畸形的，把正常人压成了畸形。这难道是他们自己的
过错？刻画这些畸零的人，岂不就是对社会的批判和揭露？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二十年是茨威格创作的鼎盛时期。尽管他不时出游，足迹遍及欧、亚、美许多国家，甚至到达正在开凿的巴拿马运河的工地，人迹罕至的喜马拉雅山下和东南亚热带丛林，观赏大自然的山川形胜，领略异国风土人情，探望故旧，结识新交，研究社会问题，探讨人生要旨。然而大部分时间他是在奥地利萨尔茨堡托钵僧山上宁静的住宅里，潜心笔耕，写下堪称独步的中短篇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马来狂人》等名篇，独树一帜的作家传记《三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妖魔搏斗》（荷尔德林、尼采、克莱斯特）和《三位描述自我的诗人》（卡萨诺瓦、司汤达、托尔斯泰），以及在维也纳宫廷剧院和德国各大剧院上演的获名家好评、深受观众喜爱的剧作《一生的传奇》《海滨之屋》《穷人的羔羊》和《沃尔波纳》等，从而成为国内外著名的作家。其作品译成外
语的语种之多，销售量之高，居同时代作家之首。
这个巨大“成功”得来并不容易。我们不希望艺术家妄自菲薄，然而自我陶醉却往往会阻碍艺术家继续进步。对自己放松要求，对成绩沾沾自喜，往往比失败和挫折更容易断送一个艺术家的艺术生命。茨威格的发展一帆风顺。继诗集《银弦集》（一九○一年）之后，一九○六年他的第二部诗集《早年的花环》问世。在这之前，他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埃丽卡·埃瓦尔德的恋爱》（一九○四年）。一九○七年，茨威格二十六岁，这是他一生中十分重要的一年。这年，柏林王家剧院和维也纳宫廷剧院几乎同时要求上演他的第一部剧作，古典诗剧《特西特斯》（后因两家剧院的主要演员都猝然去世未能上演）。也在这一年，莱比锡著名的海岛出版社准备出版他的作品
— 没有更多了 —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