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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与绵延：中国现代设计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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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博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333938

出版时间2023-0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178元

货号31598838

上书时间2024-07-01

谢岳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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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周博，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设计的历史与理论、视觉文化研究。出版专著《现代设计伦理思想史》（2014）、《中国现代文字设计图史》（2018）、《人道的栖居：中国当代设计批评》（2021），译著包括《为真实的世界设计》（2013、2020）、《运动中的视觉》（2016）等7部，主编《设计真言：西方现代设计经典文选》（2010）、《字体摩登：字体书和中国现代文字设计的再发现（1919—1955）》（2017）等。曾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校青年教师奖（2014）、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20）。

目录
引言 

导论：中国现代设计史研究的语境与途径 

上编：文字、国家与现代性
01 中国现代文字设计的历史及其前景 
02 汉文正楷与中国现代字体设计中的民族国家意识 
03 “金石味”与中国现代文字设计的民族性建构 
04 字体书与中国现代文字设计的再发现（1919—1955）、

下编：媒介、视觉与跨文化
05 北京美术学校与中国现代设计教育的开端——以北京美术学校《图案法讲义》为中心的知识考察 
06 平面设计史视野中的民国期刊 
07“照相蒙太奇”的传播及其中国境遇初探（1920—1960）
08 天安门：时间、空间与视像——以周令钊相关艺术设计作品为中心的讨论 
09 艺术家的设计——刘岘与中国现代书籍装帧 
10 中国宣传画的图式与话语 
11 改革开放以来的视觉传达设计——媒介转型与社会变迁 
12 错位的互动——中国当代平面设计的身份认同与历史书写 

后记

内容摘要
本书从设计史的角度出发，对中国的现代设计和视觉文化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专题讨论，是作者过去十多年在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作者试图通过对史料和史实更为严谨细致的探讨，为中国现代设计史的写作提供一些更为确切的基本事实、基本线索和基础知识。在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上，作者强调要尊重设计本身的跨学科和跨媒介特征，认为应该把中国的现代设计纳入一个更为广泛的文化研究的视野来进行观照。
本书的主体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讨论中国现代设计史研究的语境与途径，是全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第二部分是“上编：文字、国家与现代性”，围绕楷体字、金石趣味和美术字等主题，对中国现代文字设计的历史和文化语境进行了讨论。第三部分是“下编：媒介、视觉与跨文化”，关注的是中国现代设计的历史演进在一些具体领域中的呈现，涵盖设计教育、民国期刊、照相蒙太奇、宣传画、书籍装帧、国家视觉形象设计等方面的内容。
本书收录近300幅图片，披露了大量罕见的一手视觉资料。适合视觉传达设计、设计史论和视觉文化研究等方向的读者。

主编推荐
1、本书探讨了中国现代设计如何有力地应对时代变迁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为现代中国提供了一种鲜活的、强有力的视觉语言。
2、本书资料翔实，收录近300幅图片，披露了大量罕见的一手视觉资料。

精彩内容
民族国家意识在1949年之后大陆中文字体设计话语中的延续（摘自《汉文正楷与中国现代字体设计中的民族国家意识》）1954年,上海兴起了公私合营。中共上海市委私营工业调查委员会先是在当年对上海市的私营印刷工业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并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意见。关于铸字铜模业，“意见”是这样写的：“铸字制版业中之铸字铜模组，设备简单，无合营条件，但刻字技术较高，为适应今后文字改革，提高印刷业质量，吸收其职工到国营厂或公私合营厂工作，以保留技术。”1955年12月1日，包括汉文、华丰等在内，上海市铸字制版工业全体会员向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递交了公私合营的申请书。到1970年代初，以华丰印刷铸字所为中心，汉文、求古斋等近三十户小厂并入，成立了上海铸字制模一厂。而因生产“华文正楷”而享誉国内的华文铸字所，后来则改为上海字模二厂，并在“文革”中内迁至湖北丹江口，称“文字605厂”。在这个狂飙突进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汉文正楷的历史早已被人淡忘。而铅字铜模行业的公私合营则意味着，印刷字体的设计和铅字铜模的生产，将不再是个体私营企业的行为，而会逐步成为计划经济时代具有集体主义特点的国家行为。1960年，上海印刷研究所下属印刷字体研究室的成立，更是强化了字体设计作为一种“国家行为”的色彩。该字体研究室集中了当时上海各印刷厂的刻字高手、善写正楷字体的书法家和善写美术字的装帧设计师，先后为《辞海》《毛泽东选集》等改写或创写了宋一体、宋二体、宋三体、宋五体、仿宋体、黑一体、黑二体、正楷体等字体，并配合简化字的需要，为简化字的印刷规范做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之后，他们又为激光照排创写了其所需要的数字化字库。作为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最重要的印刷字体设计机构，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印刷字体研究室的变迁，以及几代字体设计人对于中文字体和国家的关系的理解，可以有助于我们讨论1949年之后中文字体设计中的民族国家意识。
在毛泽东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中，个人要服从集体的安排和国家的需要，毫无疑问，字体设计师与工人、农民和其他文艺工作者一样，都是革命的齿轮与螺丝钉。在这个特殊的时代氛围中，在字体设计师的心目中，是否还存在一种民族国家意识？而这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答案是肯定的，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国家利益为重，字体设计作为一种社会主义事业服从国家建设需要。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字体设计室的成立，本身就是为了配合国家提高书刊印刷出版质量的需要，成立时又恰逢简化字运动，字体设计室又全力配合了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作为这段历史的完整经历者，徐学成认为字体设计室的两个工作是足以彪炳史册的：其一，是在简化字运动中，辅助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设计完成了《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1965）；其二，是保持了汉字的印刷字体与书写字体——楷书的一致性。后者显然是郑午昌在1935年给蒋介石的呈请中就提出过的，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中国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两个成就，其实解决的是汉字设计的标准化和规范化问题，这也是一个最根本、最基础的问题。如果没有以徐学成为代表的上海字体设计人的工作，很难想象缺乏规范的汉字怎么能进入更加需要规范的信息时代。而上海第二字模厂内迁成为湖北丹江口文字605厂则说明，铅字字体的设计和生产在当时是事关国家安全的战略工业，印刷字体的设计也与国家利益高度捆绑，成为毛泽东宏大的备战备荒战略的一部分。很明显，以徐学成为代表的老一代上海字体设计师，他们的责任感、荣誉感是与各种国家任务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紧密相连的。他们对自己的工作也非常自豪，有人甚至认为是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后的另一个伟大功绩。当然，字体设计并不是解决汉字的问题，而是在解决印刷文字的统一和标准化的问题，但这的确对于汉语的交流和传播至关重要。显然，民国时期以郑午昌为代表的那种个人化的、私有企业主和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的民族国家意识，被一种集体主义的、具有高度文化责任感和国家任务性的、机密性的“国家意识”所取代。
第二，对字体设计的“民族化”的探索。上海的印刷活字研究在当时提出了“三化”的方向，即“民族化、群众化、多样化”。时任所长朱文尧指出，所谓“民族化”，是指印刷活字的形式，“也就是指创造风格美观别致，具有民族艺术特色的新字体，而不是指内容，因为汉字本身就是最典型的民族化”。虽然朱文尧没有直说，但是这个“民族化”要区别的对象，显然是针对日本相对成熟的印刷字体设计。徐学成也曾回忆说，他们在一开始从事字体设计的时候，领导们向年轻人强调这项事业的重要性的说法，就是一定要在设计上超过日本，为国争光，这使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十分的光荣。所谓“民族化”的艺术特色，其实就是强调中国人对汉字的理解和传统写法，徐学成说：“……我们当时强调，一方面要以共性为主，同时也要突出一些中国的传统写法。比如说，‘目的’的‘目’字，本身是长形的，你不好设计成方方正正的。比如本身是扁形的，像‘器皿’的‘皿’，也不好设计成很方正的，这样就拉长了。所以中国字和日本字比起来，我们在设计上基本上是照顾了一些汉字的传统写法……”而“民族化”在设计风格的细节上，则是通过对大量古代精美刻本字体的研究和摹写获得的。
198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上海印刷国营经济衰落，毛泽东时代所强调的“国家意识”“集体意识”“单位意识”，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集体追忆。“国家意识”只是在字体企业之间抢夺新的国家课题、完成新的国家任务时，会被重新抬出来，已经不是常态。但是，对字体设计的民族化和民族审美意识的强调，一直延续了下来。比如，黄克俭特别强调中国人自唐代欧阳询以来的“中宫收紧”意识，认为这是中国人对汉字审美的一个特点。 但有的人却把字体的民族化意识推向了极端，比如，李喻军提出宋体字是中国文化的“正宗”，建议推出“国宋”字体，文化上正本清源，等等。百度百科里的“博学”，也用李喻军的这篇文章来解释“宋体字”，经过网络的传播，不知道感染了多少字体爱好者。事实上，“国宋”这个建议，就像国花、国鸟、国服一样，在文化上很难定于一尊，如果按郑午昌的看法，李喻军所主张的“宋体字”，无论怎么设计，也不过是“匠体字”的种种新变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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