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战略(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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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译者:臧博//崔传刚
出版社中信
ISBN9787521703672
出版时间2019-06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69元
货号30638615
上书时间2024-06-30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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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推荐序
序言
第一章 穿越赫勒斯滂海峡
第二章 长墙
第三章 老师和约束
第四章 灵魂与国家
第五章 作为枢纽的君主
第六章 新世界
第七章 最伟大的战略家
第八章 最伟大的总统
第九章 最后的美好希望
第十章 以赛亚
注释
内容摘要
《论大战略》凝聚了美国著名大战略研究专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20年的战略研究成果，呈现了大战略逻辑跨时空、跨领域、跨文化的交融与映衬。从2500多年前的希波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战无不胜的罗马帝国领袖，到改变美国命运的开国总统，加迪斯探究了那些伟大领袖和持久帝国的智慧、气质和勇气是如何塑造的。
在加迪斯笔下，薛西斯一世、伊丽莎白一世、腓力二世、林肯、拿破仑等国家领袖，马基雅维利、奥古斯丁、伯里克利等政治思想家，化身为“狐狸”或“刺猬”，甚至是两者的综合体。“狐狸”追逐多个目标，思维零散、离心，却能根据对环境的敏感观察适时调整战略；“刺猬”目标单一，思维专注却固执，坚守一个不变的原则，以此规范一切言行。加迪斯认为，人的思维常处于刺猬式和狐狸式两种思维方式的对抗中，如果能把刺猬的方向感和狐狸对环境的敏感性结合起来，追求目标与能力的一致性，就能孕育出成功的大战略。
好的战略之所以能够沿袭千年，是因为在时代推移、技术迭代中能够不断被反思、调整和重塑。但并不是只有国家才需要大战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事业和生活中实现目标与能力的平衡。这一战略思维将帮助我们强化权衡代价的意识，刺激我们对复杂环境的感知，从而达成心中所念。
精彩内容
推荐序傅莹（清华大学兼职教授、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狐狸式思维和刺猬式思维的差异
加迪斯用狐狸和刺猬的隐喻开篇。这个典故最早出现在古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的残篇中：“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当代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在1953年出版的《刺猬与狐狸》中加以引申，借此描述历史人物思维的差异。狐狸追逐多个目标，其思维是零散的、离心式的。而刺猬目标单一、固执，其思维坚守一个单向、普遍的原则，并以此规范一切言行。伯林据此为分析人的思维提供了一种分类法。
伯林认为，柏拉图、但丁、尼采、黑格尔属于刺猬类型，而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歌德则属于狐狸类型。问题在于，这种简单的“二分法”能普遍适用吗？狐狸式思维和刺猬式思维能否共存？大文豪托尔斯泰，时而像一只固执的刺猬，试图追寻历史发展的规律，时而像一只多疑的狐狸，鄙夷历史解释和经验。狐狸和刺猬的特点在他身上出现某种交汇，而交汇点就是“常识”。伯林的结论是：常识是某种自发、单纯而未被理论污染的东西，经得住时间检验。
伯林的理论被演绎成历史研究者的罗盘，也启发了加迪斯对战略行为的思考。他认为：狐狸式思维的人善于归纳各种不同信息，而不是仅依据“宏大图式”进行推导；刺猬式思维的人则恰恰相反，他们拒绝批判和反思，往往沉浸在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里。而加迪斯认为，“狐狸和刺猬的悲剧在于，彼此都缺乏对方所具有的一些能力”。那么，这两种互相对立的思维方式能否并存？如果把刺猬的方向感和狐狸对环境的敏感性结合起来，也许就能孕育出成功的大战略。
目标与能力的平衡即为战略加迪斯认为，人的思维往往处于刺猬式和狐狸式两种思维方式的对抗之中。前者重视目标的单一性和纯粹性，而忽视手段的配合；后者重视环境的变化和对自身能力的评估，但往往模糊了目标和焦点。加迪斯在书中展现了这种对抗和矛盾，他引用大量的历史事件，分析其中历史人物的思维和行为，从而体现出战略的内涵。为什么有的战略意图能得到超水平的实现，而有的战略意图一败涂地？加迪斯的结论是：如果把刺猬式思维理解为对战略目标和愿景的规划，把狐狸式思维理解为对自身能力的评估和调控，那么目标与能力的平衡即为战略。
不过，加迪斯也说明，这种平衡不可能一成不变，而应是动态的和不断变化的，因为在战略的执行过程中，外部的影响因素随时都在发生变化，目标与能力需要互相适应和配合，尤其要防止两者脱节。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拥有“好的判断力”和“均衡的行为”，简言之，就是运用常识。加迪斯写道，所有战略问题的核心不过是常识而已，但保持常识并不易。
加迪斯认为，战略意图的追求者从不缺乏伟大理想，然而，成败往往取决于现实条件，而不仅仅是伟大理想。战略的失败者给人类战争史留下了许多不可思议的问号。例如，以拿破仑之伟大，何以忽略了俄国拥有辽阔地域和恶劣气候的现实，执意让大军向纵深挺进，最终陷入补给不足和天寒地冻的境地，以一场惨败终结了一生的辉煌之旅。年轻时的伯里克利（古希腊政治家、雅典黄金时期领导人）聪慧过人，从不失算，何以在老年时对危机失去了敏感性和判断力，以至顽固地鼓动雅典与斯巴达对抗，最终导致繁盛的希腊文明在战争中毁灭。这便是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被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总结为强国争霸的经典案例。在加迪斯看来，这些失败者都曾是伟大的政治家，但他们不愿受现实条件约束，试图摧毁任何阻碍自己的东西，固执地追求超出能力的目标。
加迪斯也列举了一些实现目标与能力平衡，成功贯彻战略的案例，如罗马帝国第一位元首屋大维、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和年轻时的伯里克利。加迪斯最推崇的是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罗斯福对目标和能力的判断始终清晰，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愿意与苏联谈判，做交易。罗斯福有充分的自信在大国间协调，操控战后安排，试图为分裂、残破和前途不明的世界找到希望。然而，这个进程在他离世后戛然而止，世界滑入冷战深渊。不过，加迪斯忽略了美国与苏联在争夺世界霸权上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必然性，另外，核武器的诞生也让罗斯福的继任者有了与苏联抗衡的勇气和条件。
在加迪斯看来，保持刺猬式专注固然不易，但像狐狸一样灵活调整自己的策略似乎更难。他的结论是：实施大战略不能让固定的原则或偏见捆住手脚，一个好的战略未见得自始至终都能逻辑自洽，甚至不排除前后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战略更多关注的是“规模”，也就是说，可以影响多少人，能带来多大收益，或导致多大成本损耗，由此判断目标与能力是否相匹配。
东西方战略对话加迪斯在书中谈到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孙子和东方世界的战略思维。《孙子兵法》讲审时度势，其中的逻辑无外乎目标与能力的关系。加迪斯认为，如果在后冷战时期确实出现西方与东方的较量，那么它将主要反映罗马文化和中国文化的韧性；因为二者都是思想型和文明型国家，都在各自的时空里多次成功克服危机，顽强生存下来。虽然早年西方的战略家未必知晓孙子在世界另一端的存在，但他们与孙子在逻辑上互相映衬，展现了战略逻辑跨文化的关联性。
加迪斯说，东西方战略都告诉我们，在争取成功的道路上，必须认清存在什么样的限制和约束条件。好的战略要考虑到制约条件，限定行为范围。这正是孙子所强调的“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在多数情况下，能力与愿望之间总是有差距的，因此需要采用谋略和迂回的方式，知所进退。
现实中，战略的目标有时未必是要争取更大的利益，而是减少损失。因此，即便面对重大诱惑，战略的考虑仍然要把成本计算进去，否则可能会在更宏观的盘点中失分。在实施战略的过程中有许多变数，条件复杂多变，受益还是受损也并非一眼就能看清楚。而当目标远远超出自身能力时，更容易出现矛盾激化的情况，导致不得不选择战争。然而，即便能预知战争的后果，就一定可以避免发动战争吗？战争的发起者很难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战争所得如此之少，而代价如此之大。
加迪斯认为，东西方两大文明之所以能延续数千年，就在于这两大文明内部能不断反思、调整和重塑。加迪斯在《论大战略》一书中既介绍了对战略本质的认识，也为东西方战略对话提供了参考。
第一章穿越赫勒斯滂海峡时间来到公元前480年，地点位于赫勒斯滂海峡亚洲一侧的小镇阿比多斯，赫勒斯滂海峡途经此处收紧，只有约一英里宽。这里的场面堪比好莱坞鼎盛时期的作品。薛西斯一世—波斯的万王之王，登上置于海岬上的王座，目视其军队集结。据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述，这是一支超过150万人的军队，即便实际人数只有这个数字的1/10（这种可能性很大），也已接近1944年诺曼底登陆当日艾森豪威尔指挥的盟军人数。如今已没有能横跨赫勒斯滂海峡的桥梁，但彼时的薛西斯一世架起两座桥：一座建于捆绑在一起的360艘船上，另一座由314艘船承载。两座桥均呈拱形，以抵御狂风和激流。因为此前建成的桥在遇到风暴后分崩离析，愤怒的薛西斯一世砍掉了修桥者的脑袋，并下令对水流施以鞭刑和烙刑。这还不够，他又命令手下向水中投下镣铐，它们或许至今还沉在水底的某个地方。
那天的水面平静无波，薛西斯一世颇为自得，片刻之后，他却突然潸然泪下。他的叔叔兼幕僚阿尔达班问其缘故。“这成千上万人，”薛西斯一世答道，“百年后将无一人存世。”阿尔达班安慰他说，世间有许多灾祸常常会令人苦不堪言，死亡反倒是一种解脱。薛西斯一世表示赞同，但命令道：“告诉我真相。”薛西斯一世想知道，若不是他们俩都做了相同的噩梦，阿尔达班是否会赞成眼前的这项重任（波斯人在10年内第二次入侵希腊）。听到这话，阿尔达班战战兢兢：“我仍充满恐惧，不，极度恐惧。”10年前的马拉松战役中，薛西斯一世之父大流士遭希腊人羞辱。薛西斯一世一度听从阿尔达班的劝阻，未报这一箭之仇，但自那之后，薛西斯一世的噩梦已二度袭来。就好像哈姆雷特的故事提前了2000年上演：一个颇具王者威严的幽灵，像对待儿子一样，向他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你不立即发动战争，……一如你弹指间登上至尊之位，重回卑微也不过电光火石间”。阿尔达班起初认为这一梦境的寓意不值一哂。于是，薛西斯一世让他换上自己的衣服，睡在王宫卧榻。幽灵再次出现，阿尔达班吓得魂飞魄散，尖叫着醒来，随即敦促薛西斯一世发兵攻打希腊。随后，薛西斯一世下令发兵，其精兵在萨迪斯集结，在特洛伊遗址上宰杀 1000头小母牛祭祀。当军队抵达赫勒斯滂海峡时，桥梁已架设完毕。在准备过桥之际，薛西斯一世给他叔叔最后一次机会，令其和盘托出心中的保留意见。
尽管受到噩梦惊吓，阿尔达班仍按捺不住心中的犹疑。他警告说，前方的敌人不仅有强大的希腊军队，还有土地和海洋。沿爱琴海海岸进军途中将要穿越的区域，根本无法为这支庞大的军队提供给养。当风暴袭来时，也没有港口足以容纳这些战舰。未及与敌军交战，将士可能已疲惫不堪，甚至食不果腹。慎重的领袖“会对所有可能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都心存敬畏并细加思量，但在采取行动时英勇果断”。薛西斯一世耐心听完后反驳道：“如果把什么事都考虑到……，你永远做不成任何事。与其坐在那儿患得患失，最终无所作为，不如凭借一颗无畏的心，直面我们的恐惧……不奋勇一搏，何来胜利？”争论就此告歇。薛西斯一世派阿尔达班回去管理波斯帝国现有的区域，自己则专心为帝国开疆拓土。他向太阳祈祷，请求太阳赋予自己足够的力量，使自己不仅能击败希腊，还能征服整个欧洲。他在桥前摆上番樱桃的枝条，命令祭司焚香。作为对赫勒斯滂海峡的奖赏，他将祭酒洒入水中，随后依次将盛放祭酒的金杯、配制祭酒用的金碗和一把利剑投入水中。这样，渡海之路准备就绪，整支军队耗时七天七夜跨越了赫勒斯滂海峡。当薛西斯一世踏上欧洲一侧的海岸时，听到一名惊惧的旁观者问，为什么众神之王宙斯要乔装成波斯君主，还带来了“全世界的人”？难道宙斯凭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摧毁希腊吗？
2419年以后，以为牛津大学的教师上完课后去参加一场派对。出生在里加的以赛亚?伯林正当而立之年，他在圣彼得堡长大，8岁时亲眼见证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后随家人移民英国。他在这里如鱼得水，掌握了这门新语言，但始终没能消除浓重的口音。他在牛津大学的各类考试中出类拔萃，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成为牛津大学全灵学院研究员的犹太人。1939年，伯林在成立于1379年的牛津大学新学院教授哲学，他逐渐疏远了逻辑实证主义（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潮之一，认为未经可重复的验证，任何东西都不具意义），生活惬意。
伯林才华横溢且颇为健谈，对各种观点都充满无尽的渴求，乐于把握机会展示自我并吸纳他人的观点。在这次派对上（确切日期不可考），他偶遇阿斯奎斯家族第二代牛津伯爵朱利安?爱德华?乔治?阿斯奎斯，当时阿斯奎斯正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攻读古典文学学位。阿斯奎斯当时偶得一诗句，颇为着迷，它出自古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之手。在伯林的记忆中，这句诗是这样说的：“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这首诗只剩下断编残简，所以它本来的语境已无处追寻。但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学者伊拉斯谟曾将这一诗句信手征引，3伯林也忍不住要如法炮制。或许可以以它为准绳，对那些伟大的作家进行归类？倘若真能如此，那么柏拉图、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和普鲁斯特均应归入刺猬一类，而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和乔伊斯则显然应归入狐狸一类。伯林也应被划为狐狸一类，他对于那种宏大的问题（例如逻辑实证主义）不感兴趣，但研究起具体的小问题来游刃有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伯林无暇对这个关于狐狸与刺猬的典故有所阐发，直到1951年，他才以此为框架，撰写了一篇关于托尔斯泰的历史哲学的文章。此文两年后付梓，即短小精悍的《刺猬与狐狸》。
伯林解释说：刺猬“将一切归纳于某个单一的核心观念”，循着这一观念“他们的言论与行为才具有意义”；狐狸适成对照，“追求许多目标，诸目标间往往并无关联，甚至彼此矛盾，就算有关联，也只在‘事实’层面”。这一分野简单明了，却不容轻忽：它提供了“一个用来观察与对比的视角，一个进行真正研究的起点”，它反映了“作家和思想家之间最根本的差异之一，甚至可用来对全体人类进行大致归类”。
伯林发射出的这枚“闪光弹”，尽管照亮了托尔斯泰，但未能远播。伯林声称，这位伟人（托尔斯泰）本想成为刺猬，“《战争与和平》一书原本是要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托尔斯泰太过诚实，无法忽视人类性格的个体差异，以及情境的多变，这种差异与多变导致归纳与总结变得尤为困难。所以，托尔斯泰的这部杰作充满了远比其他文学作品更具狐狸式特征的文字。读者沉迷于那些狐狸式文字，却忽视了散布在书中的刺猬式历史沉思。饱受这种矛盾折磨，托尔斯泰走向了死亡，伯林对此总结道：“一位陷入绝望的老人，无人可以拯救，他闭目塞听，如同刺瞎自己双眼的俄狄浦斯，游荡在科罗诺斯。”伯林的这篇文章很快红极一时，而且是在没有互联网襄助的年代。对此，伯林很惊讶，但也淘气地颇为自得。书中引用这一比喻渐成风潮，有时还以漫画的形式呈现，使其中寓意更加明显。7在大学课堂上，教授开始问他们的学生：“××（可能是任何一位史学界或文学界人物）是狐狸还是刺猬？”学生开始请教他们的教授：“（当前或其他任何时期）成为刺猬好还是狐狸好？”教授和学生都开始自忖：“在这对立的两派之间，我应何去何从？”接着会问自己：“我真的属于这一派吗？”最后都会回到一个问题：“我到底是谁？”借助牛津大学的一场派对、阿尔基洛科斯诗歌的残篇、托尔斯泰史诗级的作品，伯外寻获两条在思想史上留名的途径。一条是神谕式的，这是史上祭司们的惯技。另一条是伊索寓言式的，托物言志，将你的观念以动物的形象体现，这些观念将永存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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