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白璧德文集(第7卷)：法句经——译自巴利文并附论文《佛陀与西方》(精)/白璧德文集

“新文化运动”后期，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的人文主义学说通过吴宓、胡先辅、梅光迪、徐震堮、张荫麟、梁实秋等学人的译介与阐释进人中国，与其他西方观念和思潮一同参与推进了中国的现代转型，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与世界思想潮流相应，现代中国也出现了“保守”“自由”“激进”等不同思想支流，且其中某些成分可找到远在西方的源头，如胡适等“自由派”，即中国“新文化派”右翼，吸收了其美国导师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的实用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激进派”，即“新文化派”左翼，则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此外还有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等“保守主义者”，即“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继承了其美国导师白璧德的人文主义。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自由”“激进”“保守”的三重变奏，实为思想界、知识界的先行者与爱国者汲引不同西方思想体系，就中国现实而提出的同一个问题——中国的现代转型问题，所给出的不同的乃至对立的解决方案，这在今天已成为学界共识。不过，“激进”“自由”“保守”三分法，仅是宏观审视现代世界思想格局的大致框架，未可视为壁垒分明的固定阵营。
　　比如，作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及保守主义思潮来源地之一的美国，本身并不存在欧洲意义上的保守主义传统。自由主义作为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自始至终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如果一定要讨论美国的“保守主义”，首先要明确，这并非一套固定不变的政治原则与意识形态，而更多地关系到人群的态度、情感与倾向，代表了人们维持现状的愿望与“保守”既定习惯、秩序与价值的心态。在美国这片土地上，人们要“保守”的正是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与价值，从而美国“保守主义”的核心实为自由主义。这两种“主义”就这样在美国发生了奇特的错位现象：“保守主义”的核心理念反倒是“自由”，意图“保守”的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而“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则是“平等”，此即美国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中较为“激进”的一个分支——“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的根本信仰。
　　20世纪早期的美国正处于“进步时代”（the progressive era，1904-1917），针对19世纪后期经济飞速发展引发的各种问题，全社会展开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改革运动，社会思潮由此在整体上呈现出“激进”的品格。实用主义者杜威所倡导的以“民主教育”（democratic education）为核心的“进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便是上述进步改革中的重要内容。这一教育理念吸引了诸多知识分子，如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Charles W.Eliot，1834-1926）率先推行的一系列教育改革即是“进步教育”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此“民主教育”理念在美国逐渐占据上风，与此前占统治地位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理念恰好构成了一对“反题”。人文主义者白璧德作为“自由教育”的坚决捍卫者，针对杜威的教育理念提出了严厉批评：二者的对立当然不仅表现为教育理念上的冲突，而且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代表了“自由”原则与“平等”原则的对立，此即“新”“老”自由主义的对立。在社会整体大环境下，杜威被老派自由主义者斥为“激进主义”的代表，而白璧德则被新自由主义者归入了“保守主义”的阵营。
　　自1915年秋天始，白璧德第一代中国学生陆续来到哈佛，后于20年代初将“白师”学说带回中国，以之为理论武器，对胡适等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大加批判，谱写了美国白（璧德）-杜（威）论争的中国翻版。只不过，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那个曾经无比尊崇传统的国度，已经以最大胆的姿态拥抱了自身的现代转型，杜威式的“激进主义”与来自法、俄的激进主义相比，最多只能归入“新文化运动”右翼阵营，而白璧德人文主义则顶风而上，与中国本土传统力量一起成了“顽固不化”的极端“保守主义”的典型。就这样，白璧德人文主义在美国与中国的特定历史时期屡屡发生奇特而有趣的“错位”现象，并“将错就错”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法句经——译自巴利文并附论文〈佛陀与西方〉》是白璧德生平著述中的唯一一部译作，译文之后另附有论述佛教与西方思想的长文，是西方佛学研究的重要文献。《法句经》是巴利三藏之经藏中的一部经典作品，白璧德自巴利文译出此作，意在呈现佛陀关于更高意志的原初教诲，并在附文《佛陀与西方》中将东西方的文化与思想进行对比，揭示出佛教对于人之内在生命真理的重视与实践，并指出其中道学说具有人文主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