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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称职的英雄--达尔文与难产的《物种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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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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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大卫·奎曼（DavidQuammen）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18148304

出版时间2021-03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58元

货号31144896

上书时间2024-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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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美】大卫？奎曼美国作家，《国家地理》撰稿人。曾获美国自然文学最高奖约翰？巴勒斯奖章、美国艺术和文学学院文学奖、美国笔会散文艺术奖和三次美国国家杂志奖。著有《致命接触：追踪全球大型传染病》《渡渡鸟之歌》等。

目录
1 自然神学大厦将倾1837—1839
2 几维鸟的蛋——自然选择学说1842—1844
3 藤壶的附着点1846—1851
4 送给达尔文的鸭子1848—1857
5 可恶的书1858—1859
6 最合适的理论1860年后
7 最后一只甲虫 1876—1882

内容摘要
本书系“反英雄史”三部曲之一。
他解开进化之谜只用了两年，发表《物种起源》却花了21年；他混迹在神学主导下的伦敦科学界，左右逢源，离经叛道的学说只在自己脑袋里演绎，从不敢向朋友倾诉；他窝在乡下庄园里，拿各种小动物做千奇百怪的实验，一个指甲盖大小的藤壶解剖了八年，家庭最大的开销之一是啤酒……他想尽办法拖延时间，坚决不发表进化论，原因很简单——他的对手是上帝。
在本书中，三届美国国家杂志奖得主大卫？奎曼将为你展示这位最伟大的科学家不为人知的一面，像你我一样，他恐惧，怯懦、拖延、懈怠，有着各种各样的毛病。这位“杀死上帝”的人类英雄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称职”。

精彩内容
自然神学大厦将倾1837—1839直到几十年后，达尔文才使用了“进化”（evolution）一词。1837年7月，达尔文开始记录物种的“演变”（transmutation）。第一本笔记写在带有金属夹的棕皮口袋本上。这个笔记本非常小巧，可以放在外套里随身携带，可以私密地记录他的疯狂思考和异端疑窦。
达尔文在笔记本封面简单作了一个标签——B。笔记A大约也开始于同一时间，内容是地质学。达尔文在笔记B的首页顶部写上了“动物法则”（Zoonomia），致敬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ErasmusDarwin）40年前出版的同名书籍。伊拉斯谟?达尔文是一位知名的医生和诗人，他的人生充满传奇色彩，身患痛风却好美色，观点不拘于传统，子嗣成群，有不少私生子，创作了许多有关植物的艳诗。达尔文的哥哥继承了祖父的名字，而达尔文继承了祖父对科学的热爱。《动物法则》的内容主要是医论，其中一部分记述了祖父伊拉斯谟的进化论观点：“所有恒温动物都起源于同一种丝状生物”，这种共同的亲缘关系具备一种“通过固有行为不断完善”的能力，因此这些改良性状能够在亲子代间传递。伊拉斯谟?达尔文在这个观点上并未深究，没有多加阐释或是提供佐证支持，但他为他的孙子达尔文充当了物种演变思想的家庭先驱，为之后达尔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出发点。而查尔斯?达尔文的演变理论富有条理，有说服力，有证据支持，否则达尔文不会出版。
达尔文选择用简洁的电报式文体来撰写笔记条目，对标点和语法不甚在意，笔记上有很多插入和划掉的文字、缩略语和不规范的拼写。他把hereditary（遗传）误写为heredetary，还把岛名Sicily（西西里岛）误写作Scicily(还是Siicily？）——虽然这个小岛不像加拉帕戈斯群岛一样有那么多独特的动物，但是名字却更难拼写。达尔文脑中有太多想法，这些文字不过是他为了记忆所做的记录罢了。他以宏大的问题为开篇：“为什么生命如此短暂？”跟随祖父的研究，他问道：“为什么性如此重要？”由此出发，达尔文开门见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见解：有性生殖以某种方式使生物产生了变异，所以亲子代间互不相同。同代之间也互不相同，除非是双胞胎。体态特征代代变化，智力和本能也是如此。结论就是“适应性”。最终结果如何呢？达尔文提出，在一个小岛上放一对猫或者一对狗，让它们自由生长，尽管有天敌，它们的数目也会慢慢增长。“谁敢预测结果究竟如何呢？”达尔文默默地问自己：“由此看来，如果动物在相隔的岛屿上待的时间够长，它们最终会变成不同的物种。”这就要求岛屿条件十分简单，分散孤立，还有不规则的生物群，这些就像是思想实验的前提条件，有助于达尔文理清思绪。
比如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象龟和嘲鸫，或马尔维纳斯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上的小狐狸，“每一个物种都在变化”。达尔文写道。单单这句话就是个大胆的言论，与当时正统的科学和宗教理论鲜明对立。此外，达尔文大胆猜想，变化的物种是由一个物种连续演变而来的，这样就产生了物种“属”之间的区别联系，也拓展了物种分类，比如科、目、纲——生物的多样性。达尔文在其中一页笔记上画了一张亲缘关系简图，像一棵树干，不断分枝。他在每一个分枝的末端都标记了一个字母，代表一个物种。鸟类和哺乳类，脊椎动物和昆虫，甚至还有动物和植物，都是从同一株原始树干上长出来的分枝。达尔文思维开阔，天马行空。接着，他写道：“天知道这是否和大自然一致：小心哪。查尔斯，你不必急于求成，小心谨慎为上。”笔记B的标志性意义，除了是达尔文勇敢跨越到进化思考的私人证据，还记述了达尔文收集整理的丰富事实、概念、来源和主题，其中一些内容是他未来几十年研究和论证的核心材料。达尔文紧紧抓住适应性这一点，他发现子代间的变异使得适应成为可能。达尔文也认识到了生物地理学（物种分布在地理上的特征）和生物分类（如何将生物归到不同种类）作为物种的演变和分歧的证据的重要性。他把精力放在生物的基本结构上——这些肢体和器官看起来都太小、太原始，毫无用处，仿佛还没有完全成形，或者后来变得难以复原。这些基本器官也存在于人类身上。达尔文无休止地求索，渴望答案。为什么男性会有乳头？为什么有的甲虫，尤其是生活在多风岛屿上的甲虫，会把良好的翅膀封在从不打开的鞘翅（昆虫坚硬的角质前翅）之下？为什么睿智、忙碌的上帝会创造出这种既无聊又浪费的东西？
不会飞的甲虫令达尔文困惑不解，有着圆圆小翅膀却不能飞的鸟类也让他十分诧异，比如鸵鸟、企鹅、巴塔哥尼亚的走禽，以及新西兰的无翼鸟。“无翼鸟，”他写道，“可能是原始骨骼的有力例证。”达尔文随“小猎犬”号在新西兰停留时并没有收集到任何一只无翼鸟的标本，甚至没有亲眼看到过。他没有用当地的毛利语称它为“几维鸟”。但他通过阅读，了解了无翼鸟是这大团谜题中的一小部分，将在之后的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
两年来，达尔文一直过着奇特的双面生活，他仿佛是一个间谍，身处英国科学大厦的走廊，而彼时的英国科学大厦根植于自然神学的土壤，与英国国教正统一唱一和。
当时，生物学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研究自然是虔诚的敬神行为。许多博物学家都是牧师，星期日布道，其余时间观察鸟类、收集昆虫，比如吉尔伯特?怀特，于1789年首次出版了内容翔实、文笔优美的自然志《塞尔伯恩博物志》；又如约翰?雷，铁匠的儿子，毕业于牛津大学（当时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还属于教会学校），于1691年顺应时势出版了《上帝在创造中显示的智慧》。1802年，威廉?佩利（WilliamPaley）出版了《自然神学：从自然现象中收集的关于神性存在和其属性的证据》，简称《自然神学》，达尔文在剑桥求学时曾把这本书当作消遣读物。在书中佩利普及了“神圣的钟表匠”的比喻，向大众解释了“神是存在的”：假设我们发现地上有一块表，我们会推断一定有一位或一群工匠出于某种目的制造了它；如果我们在自然界发现了结构复杂巧妙、适应性极强的动植物，那么同理而言，一定是有个强大的造物主创造了它们。19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丛书《布里奇沃特论文集》由诸多当时备受尊敬的研究者撰写，其中八篇论文进一步论述了上帝的智慧和力量，并且说明了上帝是如何一点一点地直接创造了自然界。科学哲学家威廉?惠威尔是论文撰写者之一，他学识渊博，在很多领域有深远影响，还发明了“科学家”一词。惠威尔在论文中称天文和物理都是“有关自然神学”的学问。
佩利的自然神学理论背后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比如本质论认为现实世界由数量有限的“自然类”（naturalkinds）架构，世上的任何一个实体都由其本质或原型所支撑。这一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在柏拉图的影响下，本质主义者认为自然类相互独立，不可变化，物理实体仅仅是其不精准的表现形式。几何形状就是这些自然类的表现之一，比如三角形永远是三边，它可以具备多种多样的次要特征（等边、等腰、不等边），但永远不会是矩形或八边形。另一个例子是无机元素：铁永远是铁，铅永远是铅，除非炼金术士能找到神奇的方法把铁和铅转变为黄金。动植物也属于这种自然类，虽然有些种类的狗或鸡可能会出现不同的个体，但是物种之间的界线泾渭分明，不可变化。按照本质论，在特定时间内，物种的本质比个体拥有更根本、更稳定的特征。这也是威廉?惠威尔在1837年着重强调的一点：“物种在自然界拥有一个真实的存在，从一个物种变为另一个物种的过渡变化并不存在。”相信其他观点就是同教会教义和民间公理背道而驰。
惠威尔是当时举足轻重的知识分子，他兴趣广泛，著作涵盖地质学、矿物学、政治经济学、伦理哲学、日耳曼文学、天文学和生物学等领域。他对物种的看法出自他的著作《归纳科学史》，这本书在佩利的《自然神学》之后出版，观点更为激进。其他与惠威尔同时代的英国科学家和哲学家，比如约翰?赫歇尔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虽然在科学方法和逻辑上存在分歧，但这些分歧都建立在他们对自然类理念的认同之上。在法国，杰出的比较解剖学家乔治?居维叶提出了一种动物分类系统——将动物分为四大门，或者说四大类，这一分类也建立在本质主义假说之上。居维叶认为，寻找动物世界的秩序意味着检验每个物种潜在本质相一致的证据，而不是寻觅物种会随时间变化的线索。当代科学哲学家大卫?霍尔（DavidHull）在研究19世纪生物学理论时发现了不少本质主义的迹象。他总结道：“历史上很少有公开对立的科学理论和形而上学能像进化论同物种不变论这般冲突对立。”达尔文回到剑桥后阅读了赫歇尔和佩利的著作,而惠威尔是剑桥大学的矿物学教授。对达尔文来说，本质论和自然神学就像空气里弥漫的煤烟和马厩发出的臭气一样无处不在。诚然，这些看法并不是人们立足当代思考自然界的唯一观点。19世纪30年代，在伦敦和爱丁堡的私立医学院里，人们的想法更为开放、广阔，其中一些进步思潮涉及早期的进化论。但是这些学院所聘之人皆为专业的解剖人士，教授人体解剖课程，没有可继承的家庭财富，依靠所得薪酬生活，政治倾向较为激进。除了行医的家庭传统外，他们和达尔文毫无共同之处。达尔文16岁时曾跟随（子承父业的）哥哥到爱丁堡学医，但他对此十分厌恶。两年后，达尔文厌倦了无聊的课程，受够了没有麻醉的血腥手术，转到剑桥接受相对平淡、温和的教育。达尔文在基督学院学习成为一名神职人员，这并不是出于某种职业追求（达尔文并不虔诚）或是对教会的承诺（达尔文的母族是一神论者；而达尔文的父族，包括祖父，都是自由思想者），照理推测，达尔文选择这个专业是想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神职博物学家，向吉尔伯特?怀特看齐。而“小猎犬”号航行断了这条路。“小猎犬”号带着达尔文离开基督学院去远行，最终又将他带回了故土，回到他的老师和朋友等人当中，包括剑桥大学的约翰?亨斯洛和亚当?塞奇威克（AdamSedgwick）、伦纳德?杰宁斯（LeonardJenyns）、昆虫学家腓特烈?赫波（FrederickHope），以及威廉?惠威尔，他们都是英国国教神职人员。甚至达尔文眼中的科学楷模查尔斯?莱伊尔，在写《地质学原理》一书时也吸收了不少生物神创的正统见解。1837年到1838年，达尔文终于下定决心，迈出了背离主流思想的第一步。达尔文持有的物种可变观点同本质论直接对立，也同所有建立在本质论上的科学神学观点相悖。达尔文把这些隐密的思考记录在物种演变笔记中，对外则把自己塑造成一名善于交际、不断成长的年轻博物学家。
达尔文借口太过忙碌减少了社交活动，之后担任了皇家地质学会主席惠威尔的秘书。他完成了“小猎犬”号航行日志的手稿，但是直到菲茨罗伊的书写完之后才得以出版。同时他还接受了另一项大型出版工作——汇编《“小猎犬”号的动物学》，该书有多卷，他担任主编，在英国财政部的拨款资助下收集整理各方专家的意见，撰写书籍的介绍评论，委托绘制价格不菲的插图。他同政府、教会和科学界绅士交好，如鱼得水。但私下里，他继续在笔记本上记录着自己离经叛道的想法。
笔记B写完后，达尔文开始了笔记C的写作。这是一本栗色封皮的笔记本，后续还有笔记D和笔记E，内容均有关于生物演变。达尔文博览群书，阅读了不少探险书籍和博物学著作，还涉猎了不少有关动植物养殖、科学历史和科学哲学的书。同时，他开始试着向了解他古怪兴趣的人提一些隐晦的问题。达尔文听取了知识渊博的父亲的想法，得到了很多关于人类精神属性的见解；他也询问了父亲的园丁和家畜饲养员有关家养动物变异和遗传的事情。对达尔文来说，这其中有太多需要探索和思考的未解之谜。遗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物种和变种之间的区别是什么？物种在世界上的分布能得出什么结论？他注意到大洋洲所有的岛屿上都分布着有金黄条纹的石龙子；马尔维纳斯群岛上的野猪长着坚硬的砖红色毛发；摩鹿加群岛上的翠鸟和欧洲大陆上的翠鸟几乎没有差别，只是摩鹿加群岛上翠鸟的鸟喙更长、更尖，这些翠鸟是不同的物种还是同种翠鸟的变种？让达尔文好奇的还有新几内亚的鹤鸵、马达加斯加岛上的马岛猬、圣赫勒拿岛上的壁虎。他还写道，太平洋中部的岛屿上没有蛇。1764年引入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黑兔如今的后代有了其他的毛色。线索，线索，全是线索。这意味着什么？它们是如何适应下来的？爪哇岛的杜鹃、苏门答腊岛的杜鹃和菲律宾群岛的杜鹃是相同的物种还是不同的变种？达尔文穷尽方法收集任何可能与之相关的资料。他还去摄政动物园观察了新引进的猩猩。他贪婪地收集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事实，绞尽脑汁想把一切联系起来。这项研究任务强度极大，也需要深思熟虑。研究时间都是他从公开活动中忙里偷闲得来的。
达尔文思忖，“物种变化一定进行得非常缓慢”，不会比家畜饲养人选择配对的动物快。不管变化是否缓慢，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动物间可以自由杂交时，不同的适应性差异不会模糊不清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所有积累下来的变化都不能传下去”。或许是隔离通过某种方式阻止了这些现象，或许是异种间的不育（例如家养育种中的杂交不育）使得累积的变化得以持续。目前看来，达尔文在笔记本上写了不少大胆的想法，尽管这些想法还不成熟，但他仍称之为“我的理论”。然而达尔文此时还未对他的理论进行整合，他仍在不断摸索，想要看清各种现象，更不必谈找到一种解释各种现象的机制。他建议自己“研究生物体间的战争”。想象一下：人类不存在，猴子经过繁殖、改良，最终产生了某种不同的智慧个体。这些个体像人，但又不是人，从四足的树栖动物演变而来。这确实很难理解，但可能比莱尔缓慢渐进的地质演变观点更容易理解。莱尔正是用这种地质演变理论来解释地质上产生的所有重大变化的。达尔文提醒自己：想想无翼鸟。如果新西兰被划分为多个岛屿，那么现在会有许多无翼鸟物种吗？
1838年春天在笔记C上记录的75页笔记，表明达尔文信心大增。达尔文承认，在这些问题上打破砂锅问到底是一种“颇为费力和痛苦的思维考验”，需要冲破固有理论的偏见束缚，锲而不舍地长期思考，克服巨大的困难。但是，人一旦认同物种“可能会从一种演变为另一种”之后，就会接受“整个自然神学体系根基不稳，经不住推敲”的想法。张眼看世界，达尔文如此提醒自己。达尔文研究之广，涉及物种间的过渡、地理分布、化石记录、灭绝生物和现存类似生物的交叉地理分布。他把所有证据联系在一起思考，激动地说：“自然神学大厦将倾!”对达尔文来说，自然神学理论已经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进化论。进化论不仅关乎嘲鸫、兔子和石龙子，还关乎整个自然界。“但是人类——伟大的人类，”他在笔记中写道，试图把思路延伸到人类身上，危险至极，“人类是个例外。”但后来，他又补充道：显而易见，人类属于哺乳动物；人类不是神，拥有许多和动物相同的本能和感觉。达尔文在之前有关人类的第一条看法下画了三条线，否认了这个观点，坚定地总结道：“不，人类不是例外。”产生这种惊人的想法后，查尔斯?达尔文决定永不退缩，承受各种压力，不惧任何后果。
这些思考影响了达尔文的身体健康吗？或许如此。达尔文正是从动笔撰写物种演变笔记时开始抱怨自己的慢性病的。心悸、反胃、呕吐、头痛、神经性兴奋、肠胃紊乱——这些神秘症状让他痛苦不堪，足够拖累他的研究进度。是得了忧郁症吗？还是患上了神经衰弱？是否他随“小猎犬”号停靠在阿根廷时，被致病的虫子咬过而染上了疾病？直到今天，人们还一直在猜测他的病因，但是依旧没有答案。
“小猎犬”号启航之前，达尔文有过心脏不适，这或许反映了他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但他看上去是个健康的年轻人，并且在五年旅行中的多数时间里一直保持身体健康。当然，达尔文晕船，偶有胃部不适或发烧，但这些症状在从未去过热带地区的人身上很常见。在南美上岸时，达尔文不辞辛苦，长途跋涉，做了不少冒险之旅。他回国之后体重增加了16磅磅，这是一个好迹象，说明雅典娜俱乐部的食物很合他的口味。1837年9月，达尔文给剑桥的恩师约翰?亨斯洛写信说：“我近来身体不适，总是心悸。”他还补充道，医生建议他不要工作，到乡村去度假，他照做了。“我觉得我必须要稍事休息，否则我的身体会垮掉。”达尔文在什鲁斯伯里的家中和父亲姐妹待了几周后，又给亨斯洛写信说：“任何让我惊慌失措的事情都让我精疲力竭，心悸不已。”社交活动和激烈的对话给达尔文带来不少紧张情绪。冲突，或者冲突的念头，最让他紧张。八个月后，达尔文又向老朋友福克斯说了同样的话：“我近来身体不适……”可是达尔文要做的、要学习的、要思考的事情太多了。他不能生病，代价太大了。与“小猎犬”号相关的事务和关于演变理论的思考并没有帮他克服胃部的不适。达尔文此时开始考虑结婚，这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加复杂，虽然有可能达尔文认为婚姻会让生活更简单。
达尔文并不是执意要和某个人结婚，他只是在考虑婚姻这种状态——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婚姻是人生大事，生命里重要的一步。结婚是他应该做的事情吗？也许伦纳德?霍纳的女儿们因为太过聪慧活泼，没有吸引到他。他也没有特意提到过任何青睐的对象，但是结婚一事在他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或许是因为和另一件大事——钱密切相关。长远来看，他要如何承担开销？要吃饭，要买书，他还想再次旅行（要用一种比挤在海军军舰上舒适得多的方式）。他目前所得的补助大概可以支付上述这些费用，但是不够赡养妻儿。在这点上，达尔文没有意识到威严的父亲拥有多么巨大的财富，也没有意识到父亲的慷慨之心。他认为结婚意味着他不得不找个拿薪水的固定工作。做什么工作呢？他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医学训练，鉴于信念和信念之外的想法，当然也无法掩藏真正的自己去做一名牧师。他考虑在剑桥谋一个教职，或许可以当一名地质学教授。达尔文对待婚姻问题有点儿书呆子气，一板一眼，还易焦虑。他把想法写在笔记上，努力在婚姻和金钱上寻求解决之道，就像努力探索物种演变理论一样。达尔文对待时间和精力非常节约，对纸张也是一样——他在给伦纳德?霍纳信件的空白处写了对婚姻的想法。或许这也是他拒绝霍纳女儿们的方式。
“如果不结婚，”他在某一栏的顶部写道，接着列举了不结婚的好处：可以去欧洲旅行；可以去美洲，在美国或者墨西哥做地质考察；可以在伦敦拥有一所更好的房子，靠近摄政公园，以便进行物种研究；可以养匹夏天可以出去度假；可以成为某些动物物种的收藏家，研究它们的亲缘关系。这些听起来还不错。“如果结婚，”他写道，接着列举结婚的坏处，好像在说服自己不要结婚，“有义务赚钱养家。”没有夏日旅行，也不能去乡间放风，更没有丰富的动物收藏和书籍。呵!他能忍受住在伦敦一所挤满孩子的小房子里，闻着乏味的食物散发出的贫穷气息吗？“就像一个囚犯？”如果他能在剑桥谋一份教授的差事，情况可能会好一点。他想：“我的命运不是做一名剑桥教授就是做一个穷人。”当然，达尔文错了。但他在婚姻选择中表现出来的认命态度暗暗影射出他非常想要一个妻子。
达尔文需要给大脑放空一下。1838年6月下旬，他离开伦敦，远离压力——《“小猎犬”号的动物学》的编辑工作和皇家地质学会的事务，或许秘密笔记的写作也给他带来了不少压力，只有把笔记C收进口袋才没有这种感觉——达尔文动身去了苏格兰，做一些实地的地质考察。他去了位于苏格兰高地的罗伊河谷（GlenRoy），河谷因奇特的山坡阶地而闻名。不管是不是在度假，达尔文都保持着敏锐的观察力和活跃的思维。在罗伊河谷待了八天后，他对这种阶梯状地貌有了自己的见解。一回到伦敦，他就从其他事务中抽出时间写了一篇关于罗伊河谷的论文。但是南下时，他在什鲁斯伯里的家中作了短暂停留。
达尔文同父亲交谈，得到了父亲坦率而让人欢喜的建议：不要为钱烦恼，他会有足够的财富，也会结婚，直到享受天伦之乐。达尔文出生时，父亲已经43岁了。父亲的财力支持让他重新开始考虑婚姻。他在另一张纸上又列举了结婚的好处和坏处，这次“结婚”一栏更长，写在了左边；“不结婚”一栏较短，写在了右边。婚姻会给他带来一位终生伴侣和朋友，“再怎么样都比养条狗好”。一个人的一生全部献给工作，令人无法容忍。“要想象有一个漂亮温柔的妻子，坐在温暖火炉旁的沙发上，有书，也许还有音乐……”霍纳的女儿们和这个画面并不搭。翻到下一页，他继续写道：“由此证明，结婚是必要的……结婚时间？迟早。”另一个他要问的问题恐怕是：结婚对象是谁？
达尔文回到伦敦前，前往邻郡拜访了舅舅乔赛亚?韦奇伍德一家，他们家族是有名的瓷器商，靠经营瓷器获得了巨大财富。舅舅家是达尔文在自家之外最为熟知的地方。父亲脾性粗鲁，而舅舅韦奇伍德和蔼可亲，这样看来韦奇伍德家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噢，这儿还有韦奇伍德家未出阁的姑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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