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正版】 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

逯耀东（1932—2006），江苏丰县人，台湾地区大学历史系博士。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四十余年，曾先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台湾地区大学、台湾地区辅仁大学等。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中国传统与现代史学、中国饮食文化等。主要作品有《抑郁与超越》《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肚大能容》等。

导言：抑郁与超越

 《太史公自序》的“拾遗补艺”

 一、司马谈、迁父子校书秘阁

 二、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

 三、司马迁探索孔子成六艺

 四、“通古今之义”与“通古今之变”

 “通古今之变”的“今”之开端

 一、“古今之变”与《今上本纪》

 二、《魏其武安侯列传》与罢黜百家

 三、《儒林》《酷吏》列传与“一人有庆，天下赖之”

 武帝封禅与《封禅书》

 一、“贤良方士诏”与封禅

 二、“尽罢诸儒不用”与太史公谈“留滞周南”

 三、《封禅书》与对封禅材料的处理

 《匈奴列传》的次第问题

 一、《匈奴列传》的次第

 二、《韩长孺列传》与马邑之战

 三、《卫将军骠骑列传》与六郡良家子

 四、《平津侯主父列传》与朔方置郡

 五、余论

 对匈奴问题处理的

 一、“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

 二、“唯在择任将相哉”

 三、“仆与李陵俱居门下”

 列传与本纪的关系

 一、《史记》列传与“拾遗补艺”

 二、列传与魏晋别传

 三、列传与本纪

 史传论赞与“太史公曰”

 一、史传论赞的性质与《左传》“君子曰”

 二、“太史公曰”与司马迁的自注

 三、“太史公曰”“臣松之案”与《通鉴考异》

 “巫蛊之祸”与司马迁绝笔

 一、《史记》断限其最终记事

 二、“巫蛊之祸”与司马迁绝笔

 三、“微文刺讥”与“诗书隐约”

 附录一：沈刚伯先生论“变”与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

 附录二：汉晋间史学思想变迁的痕迹——以列传与别传为范围所作的讨论

 附录三：前不见古人——谈中国历史人物的塑型

 编辑校勘说明

导言：抑郁与超越

汉武帝时代是一个空前变动的时代。

汉武帝自建元元年（前一四○）至后元二年（前八七），在位共五十四年。自建元元年（前一四○）至元封元年（前一一○），司马谈任太史前后恰三十年。司马谈卒后，司马迁继任太史，至征和二年（前九一）《报任安书》说：“得待罪辇毂之下二十余年矣。”武帝崩于后元二年，司马迁或也在此时前后不久弃世。

司马氏父子相继为太史，侍从武帝左右，或从巡幸天下，或侍议中廷，前后经历了整个汉武帝时代。司马氏父子因为职务的关系，久处于政治权力结构中心之内，他们虽然不是决策者，却亲历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对这些重大历史变动，感受更深。而且记录与著述也是太史工作之一，因此他们感到有责任将这些亲历的历史变动记录下来。所以，司马谈临终对这个愿望仍念念不忘，嘱托司马迁他所欲论载的，亦即其个人所经历的汉武帝时代。其后司马迁继承其遗志，“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开始撰写《史记》，其与上大夫壶遂讨论其所欲撰写者，也集中在他所生存的汉武帝时代。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过程中，因遭遇“李陵之祸”，内心郁结，反映在他的著作之中，让后人认为司马迁在《史记》里对现实政治“微文刺讥”，因而视《史记》为“谤书”。当然，司马迁在写作过程中，将其个人际遇的郁结，有意或无意融于《史记》中，也是非常可能的。至于“微文刺讥”，诽谤今上，即使他想这样做，在当时现实的政治环境下，却是不可能的。不过，《史记》虽非专为司马迁个人郁结而发，但司马迁撰写《史记》时，遭受现实政治的压抑，并且身受其摧残。如何超越现实的桎梏，在不触犯时讳的情况下，保留当代历史的记录，是司马迁颇费思量的问题，值得深入讨论。

司马迁所创造的纪传体，成为后世历史写作遵循的形式之一。《史记》是由一百六七十个主要人物编织而成，那里有帝王将相之辈，也有鸡鸣狗盗之徒，有慷慨悲歌的义士，也有穷途末路的英雄。这种历史写作形式让后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中国纪传体是以人为主。事实上，中国的纪传体本以叙事为主，和编年体一样，同样叙述历史事件发展的过程，以及演变的因果关系，所不同的，编年体是以年系事，纪传体则以人系事而已。司马迁以孔子的《春秋》为蓝图，创造中国史学的新形式。《史记》的结构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即《太史公自序》所谓“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本纪为历史发展演变的中心若北辰，年表以时间纵向贯穿，八书以时间横向相联形成一个轴心，世家、列传辐辏，形成一个向前运行的历史巨轮。从表面上看各部分自成体系，互不相关，但事实上各篇间却有无形的逻辑关联性。司马迁融合中国古史写作的形式，铸造成中国史学新的版型，并一直影响着中国两千年史学写作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