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一罚四】龙虎斗与马牛风——论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家(增订本)(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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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保成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ISBN9787100215343
出版时间2023-02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88元
货号31679470
上书时间2024-12-26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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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保成，194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史学史、隋唐五代史、20世纪学术史研究，代表作有《隋唐五代史学》、《民国史学述论稿（1912—1949）》、《增订中国史学史》（全四册）、《传统史学与20世纪史学》。
目录
第一编 史学篇
谈 20 世纪前半纪史学的几个问题
20 世纪前期两次关于“国学”与“国粹”“国故”的论辩
关于古史“层累说”的几点认识
学术史视野下的社会史论战
历史语言研究所与“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民国年间的几种“历史哲学”与历史观
第二编 史家篇
梁启超的学术史与历史研究法
王国维的杰出贡献与学术影响
援庵先生学术三题
陈垣、陈寅恪学术比较
从“神交”到“握手言欢”：郭沫若与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年
附：署名“鼎堂”的遗闻趣事
郭沫若与胡适：由认识东西文化的差异，到走那条道路的敌对
郭沫若与陈寅恪：“龙虎斗”与“马牛风”
郭沫若与容庚：从“未知友”到“文字交”
郭沫若与田中庆太郎：“亲若一家人”
尹达学术评传
附：从尹达致傅斯年的一封信说起
第三编 论辩篇
“李杜并称”与“扬杜抑李”——兼论郭沫若的李杜研究
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的“苦心孤诣”
《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文中的资料并非从冯家昇那里得来
对“兰亭论辩”的认识与思考
附录 另一个版本的郭沫若（饶淑荣）
后记
内容摘要
本书所论为广义新史学，既包括王国维“开山”的“新史学”，又含有郭沫若“开辟草径”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有别于其他关于“新史学”的著论。最精彩之处，在“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纵论各史学大家。详述王国维、陈垣、陈寅恪、郭沫若等史学家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理路。注重历史细节，郭沫若造访史语所的生动场景，以及郭沫若与陈寅恪之间的恩怨纠葛，深入人物内心，对历史悬案给出新的解释。
精彩内容
20世纪前半纪史学发展线索20世纪前半纪的史学发展，基本走势是由古及近、由内向外，以如何认识历代史学为发端，逐渐迈向如何认识中国历史。先是如何认识中国传统史学与古代社会，进而为如何认识新史学与近代社会，再进一步则开始认识中国与世界。
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呼唤“史界革命”，主要围绕如何认识中国史学提出，一面揭露传统史学的“弊”“病”，一面对史学重新定义，包括史学对象与任务、自身特质、价值与功用、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基本内容，初步确立起新史学体系，涉及历史进化、地理环境、英雄与时势、英雄与群众、历史研究法以及编写民史、编写新史等诸多方面。
与此同步，一股强劲的新潮涌入中华大地，对认识中国历史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就是近代考古学的传入与本土文化遗存的被发见。
英、法、德、日、俄等在中国新疆、甘肃的挖宝式“考古”，使得古“丝绸之路”沿线的历史文化遗存，特别是敦煌文化艺术品遭到多次劫掠，迫使中国学者开始接受西方近代考古学思想，把考古学作为“新史学”必不可少的内容。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有史以前之时代”一节，介绍欧洲考古学，以“石刀期”“铜刀期”“铁刀期”为“史前三期”，来对照中国的史前社会。1907年《国粹学报》第2号刊出刘师培《中国古用石器考》，从历史进化角度介绍欧洲考古学成就，引证《尚书》《礼记》《越绝书》《述异记》《说文解字》等，论说中国古代曾经经历过石器时代、铜器时代。
至20年代末，史前遗址的主要发见有直立人化石、旧石器时代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址。旧石器时代文化为周口店中国猿人文化、无定河与水洞沟河套文化、海拉尔达赖文化，新石器时代文化为昂昂溪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30年代，旧石器时代文化又发见周口店山顶洞人文化。裴文中以仰韶彩陶文化、河套旧石器文化、中国猿人以及山顶洞人的发见为“四个大发见”：有了以上四个发见，中国史前人类之历史，已大体可以完成—即由旧石器时代初期起，至新石器时代末期止，我们可以划分为四个大时期，每时期皆有代表者；中间虽有一部分尚未能联结，但中国史前学的基础算是已经奠定了。
同时指明，“研究中国上古史者，亦可追溯上古文化之来源”。
史前遗址之外的新发见，则如王国维所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
甲骨卜辞、汉晋简牍、敦煌文物、明清档案，再加“中国境内外之古外族遗文”（突厥、回鹘、梵文、西夏文等），此五项发见成为推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和基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史研究的路向。
王国维“不以学术为手段，而视学术为目的”，所作甲骨文字、殷周金文、汉晋简牍研究的“划时代的工作”，关于西北地理、蒙古史研究的“惊人的成绩”，深受信仰完全不同的学界代表人物的极高推崇。陈寅恪谓之“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以《王国维遗书》“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郭沫若将王国维与鲁迅相提并论，王国维为“新史学的开山”、鲁迅为“新文艺的开山”，以《王国维遗书全集》和《鲁迅全集》为“‘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一对现代文化史上的金字塔”。 与此同时，孔德、李凯尔特、柏格森、杜里舒、杜威、朗普勒西特、鲁滨逊等的思想观点被引进，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思想学说开始传播。这些引进和传入的思想观念，对于国人学术思想都程度不同地起到过一定的影响。整个20年代，差不多年年都有这方面的译著和论著推出。对此，何炳松有过一段形象的概括：对于西洋史学原理的接受，正与一般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新文学家同，一时顿呈饥不择食、活剥生吞之现象。
这种取其皮毛的生搬硬套，由于缺乏融会贯通，使人颇有“学说纷纭，莫衷一是”之感。在“生吞活剥”的盲目过后，留下了作为时代标志的论著—李守常《史学要论》、何炳松《通史新义》《历史研究法》、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
新思想、新史料的大量涌现，引起旧思想、旧史学的激烈反对，出现“国学”与“国粹”“国故”之争。 辛亥革命前，“国粹”和“国学”两个从日本舶来的词汇并行，反映社会变革当中学术与政治的某种复杂关系：“用国粹激动种性”，称“国学”进行学术研究。民国年间，“国故”与“国学”两种说法并行，出现“赛先生之‘国学’”“冬烘先生之‘国学’”和“神怪先生之‘国学’”，造成“人莫解国学之实质，而皆以国学鸣其高，势之所趋”的“致命伤”。 然而，不论章太炎提倡的“国粹”，还是胡适主张的“整理国故”，也不论是“爱惜汉种的历史”，抑或“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所谓“国粹”“国故”都与历史、历史学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新观念与新材料一经结合，便遇到如何认识中国历史源头的问题。先是对已有历史文献表现为“疑古”态度，出现“古史辨”，胡适、顾颉刚、钱玄同、丁文江、柳诒徵、魏建功、容庚、王国维、傅斯年、张荫麟、马衡、缪凤林、姚名达、周予同、梅思平、冯友兰、郭绍虞、王伯祥、陆懋德、曹养吾、钱穆、李镜池、容肇祖、郑振铎、俞平伯、周作人、刘大白、董作宾、钟敬文、朱自清、罗根泽、梁启超、刘盼遂、游国恩、余嘉锡、张西堂、张尔田、朱希祖、唐兰、高亨、马叙伦、蔡元培、刘汝霖、吕思勉、刘节、范文澜、童书业、谭戒甫、金德建、方国瑜、郭沫若、杨宽、杨向奎、翁独健、蒙文通、齐思和、陈梦家、吴其昌等一大批名家参与讨论，成为20世纪影响广泛、久远的一场学术论辩。继而以新发见的地下遗存考证中国古史，使古史得以新证。王国华总结王国维的“治学之方”，谓“其疑古也，不仅抉其理之所难符，而必寻其伪之所自出。其创新也，不仅罗其证之所应有，而必通其类例之所在”。胡适以“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是顾颉刚“讨论古史的根本见解，也就是他的根本方法”，“要研究那一层一层的皮是怎样堆砌起来的”。 陈寅恪发现《蒙古源流》是在《蒙古秘史》“所追加之史层上，更增建天竺吐蕃二重新建筑”，是“糅合数民族之神话，以为一民族之历史”，强调“吾人今日治史者之职责，在逐层剥除此种后加之虚伪材料”。历史考据从理论到方法得到一次提升，成为辨识后人“层累”古史或“逐层向上增建”古史的一种观念和方法。
新旧体史书编著并驾齐驱，反映直至20年代末史学依然新旧杂陈的实际。旧体史书编纂，主要是延续纪传系列、典志系列，有列入“正史”的《新元史》、接续二十四史的《清史稿》以及新修蒙元史《蒙兀儿史记》和列入“十通”的《清朝续文献通考》，这都是迄今研究蒙元史、清史的基本史籍。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王桐龄《中国史》、萧一山《清代通史》、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分别为新体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的代表，预示着史书编著的某种新趋势。
1927年、1929年，王国维、梁启超先后谢世，标志着 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告一段落。他二人所代表的“新史学”两大基本路向，以更新的方式取得长足发展，深深地影响着其后的史学。
王国维侧重史学与史料的关系，以史料新发见带动史学发展。梁启超侧重史学与社会的关系，以社会新需求推动史学发展。史料新发见与社会新需求，都是史学发展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由于每位学人有各自不同的社会经历、学术渊源、思维方式，因而形成不同的研究路向和研究特点，不应厚此非彼或厚彼非此，而应当“见其异同”，既要指出其观念、方法、取材等的差异，更应见其相互吸收、彼此趋同。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在彼此吸收、取长补短的过程中逐渐得到发展的。因种种原因只见其“异”而忽视其“同”及相互间的交流与吸收，必然造成偏颇，不利于学术发展，甚或造成对于学术发展的危害。
王国维去世一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立；梁启超去世一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辟草径”之作—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非常巧合地成为中国史学出现重大转折的标志。自此而后，形成民国年间史学的两大主干：以保存史料、研究史料为宗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团队，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中国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群体。
王国维所代表的路向，以史学与新史料相结合，从世纪初的盗掘和零星研究发展为30年代的科学发掘、整理与系统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集中体现了这一路向的实际，推动着中国史的基础研究向纵深发展。面对西洋史学原理“或偏而不全，或似而非是，几无一足当义例”以及中国境内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材料“毁坏亡失”的实际，为避免“乌烟瘴气”充斥而遭“妄自生事之讥诮”，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的总原则之下，利用自然科学提供的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把“材料与时增加，工具与时扩充，观点与时推进”作为“此虽旧域，其命维新”的旨趣。在“歧路彷徨，莫知所止”的情况下，“不以空论为学问，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保存下一块避免“乌烟瘴气”的学术“净土”，经过20年的努力，使得有关新石器时代、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西夏学、清史的众多史料不再“坐失毁亡”，取得诸多重大学术成果，证明“科学的东方学”之仰韶文化、甲骨学之“正统”已在中国，敦煌学之“正统”正在回归中国。“以甲骨文金文为研究上古史的对象；以敦煌材料及其他中央亚细亚近年出现之材料，为研究中古史的对象；以明清档案为研究近代史的对象”，这一以材料定研究的原则，迄今仍然为研究中国史的学人们遵循着。
梁启超所代表的路向，以史学与现实紧密结合，从世纪初的史界革命进而为30年代的社会革命，社会史论战体现着这一路向的实际，推动着中国史学观念的转变、部分分支学科的形成。社会史论战对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大基本方面：一是唯物史观被广泛接受，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形成两支骨干力量：以陶希圣和围绕《食货》的学人为“一支重要力量”，研究成果有多种经济通史和近代经济史，断代经济史有西汉、三国、南北朝、唐代、宋元等，专题经济史包括土地制度、田赋、农业经济、民食、粮政、救荒、蚕业、渔业、水利、新工业、矿业、商业、交通、财政、货币、盐政、盐业等；另一支力量以汤象龙、梁方仲、谷霁光等为代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骨干。二是经过社会史论战，在“草径”已经开辟后的10年间，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等，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思想，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建筑”通往未来的“铁路”铺下坚实的路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骨干队伍形成。
由于论战者党派不同、意识形态不同、认识不同，引用理论依据、引用国外论著不同，必然造成国外有什么时髦的“名词，中国便就有”的盲目性，这几乎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带“普遍性”的一种弊病，最值得跟风者和谈思潮者深思。同时，暴露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骨干队伍的重大缺失：一是对社会经济的关注基本集中在对生产方式的研究上，而对现代经济、古代经济则很少问津，社会史论战在他们的研究成果里差不多成了社会发展史或社会发展形态的论战，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骨干队伍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出现空缺；二是以摩尔根、恩格斯为“向导”的关于文明起源的研究，继郭沫若之后，仅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从理论与史实结合上探讨过“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方式”，随后这一问题即被长期搁置。仅此两大缺失，就直接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科学体系的建立，严重影响20世纪后半纪中国主流史学的深入发展。
与两大史学主干同时并存，偏重史学与史料关系者，陈寅恪之外，顾颉刚、陈垣为代表人物。他们在古史、古代文献、历史地理、民俗学、宗教史、校勘学、年历学、避讳学、史源学、目录学、多种语言文字翻译与研究、唐史、敦煌学、西夏研究、蒙元史、佛教史，以诗证史和以治史方法研治诗词等诸多方面，最大限度地“扩张研究材料”、“扩张研究范围”，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学学科的领域，而且成就卓著，影响久远，在海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被视为“现在中国学者中，尤为有价值之学者”。偏重历史哲学者，以“文化”或“生命”观念发挥其主体意识，“创造过去”、服务现实，朱谦之、常乃惪、林同济与雷海宗是其代表，基本特点是既反对历史语言研究所旨趣，又反对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历史，试图“另谋开辟一条新途径”。
1930—1949年的20年间，史书撰著层出，既有作为某“潮”某“派”的代表作，更有不属于某“潮”某“派”的众多撰著。通史撰述，以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钱穆《国史大纲》为两大代表。断代史研究，形成各具影响的代表人物。先秦史，有蒙文通《古史甄微》、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童书业《春秋史》等。秦汉史，劳榦、杨树达、孙毓棠等为代表。魏晋南北朝史，陈寅恪、周一良影响最著。隋唐五代史，陈寅恪、岑仲勉成就与贡献尤为突出。宋史，邓广铭有“筚路蓝缕之功”，张孟伦、张家驹、陈乐素各展所述的辽金史，冯家昇、陈汉章的辽史、王静如的西夏研究，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的蒙元史，均有重要影响。吴晗以朱元璋研究奠定在明史领域的学术地位，王崇武、李晋华关于《明史》的研究，谢国桢《晚明史籍考》《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均为无可企及的成果。清史研究，继萧一山之后，孟森贡献最大，为民国年间清史学的“里程碑”式人物。近代史研究，出现两家代表作，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以“近代化”观念贯穿全书，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以唯物史观贯穿全书。近百年政治史研究、太平天国研究均已形成名家，尤以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研究最受中外学界推崇。专门史著述门类繁多，包括政治、经济、思想、社会、民族、中外关系等方方面面，被纳入广义的“文化史”，如商务印书馆自1936年开始印行《中国文化史丛书》，其中多属拓荒之作，在开拓视野、扩展研究方法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中外不断碰撞下，国人视野逐渐从周边拓展到中亚、东南亚、西亚、东非乃至整个世界。中外关系史、世界史研究的兴起，从一个侧面反映国人认识世界所迈出的步履。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是中外关系史领域无可替代的撰著。国人编写世界史，以1908年晏彪、廖宇春《世界历史》为最早，但以西洋史数量为多。国人所写世界断代史、近代史、各洲史、各国史以及专门史、国际关系史，数量不等，以东洋史、东亚史数量为多。国际关系方面，以近代欧洲外交关系史数量为多。周谷城三卷本《世界通史》，为20世纪前半纪世界通史的一项带总结性的成果。
史学史学科，古代史学以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为代表，近百年史学以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为代表。历史文献整理，三大丛书系列——《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提供了诸多足以补《四库全书》之阙、纠《四库全书》之谬的更好版本。历史文献工具书编纂，以洪煨莲和哈佛燕京学社所编引得成绩最为卓著。
20世纪前半纪的史学是在新史料、新方法、新观念、新理论以及国外某些导向等诸多因素综合推动下全面发展起来并取得巨大成就的，绝非某单一因素或某几种因素所能促成。
后记这本论集收录的20个篇章和2个附篇，大都是在撰写《民国史学述论稿》过程中系统读书的一些心得之作，有充足的理由将这些个篇章独立为一书。一是这些篇章较为集中地反映20世纪前半纪史学的一大走势，二是不少篇章都提供有一些不为人知，或未注意，甚至回避的材料，足以澄清某些人云亦云的不确说法，三则可以反映个人承学的足迹和治学的特点。
王国维、梁启超先后去世，标志着 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谢幕。他二人所代表的“新史学”两大基本路向，以更新的方式取得长足发展。王国维所代表的路向，以史学与新史料相结合，在其去世一年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立，集中体现了这一路向的实际，推动着中国史的基础研究向纵深发展。梁启超所代表的路向，以史学与现实相结合，在其去世一年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辟草径”之作——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一路向的实际，推动着中国史学观念的转变、部分分支学科的形成。自此而后，形成20世纪前半纪史学的两大主干：以保存史料、研究史料为宗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团队，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中国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群体。
新石器时代、甲骨学、敦煌学，作为20世纪的“显学”，与历史语言研究所“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旨趣紧紧相连，而且证明了王国维的预见：“此等发见物，合世界学者之全力研究之，其所阐发尚未及其半，况后此之发见，亦正自无穷，此不能不有待少年之努力也。”“动手动脚找材料”的考古组，发掘河南、山东、甘肃等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殷墟遗址，证明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甲骨学之“正统在中国”。“以敦煌材料及其他中央亚细亚近年出现之材料为研究中古史的对象，以明清档案为研究近代史的对象”的历史组，整理敦煌文物、整理明清档案，使敦煌学之“正统”逐渐回归中国。语言组也有开“风气之先”的西夏研究。
20个篇章分作三编，第一编6篇，以“史学”为主，属综合性论述。《谈20世纪前半纪史学的几个问题》一篇，是《民国史学述论稿》一书的叙论，略述20世纪前半纪史学基本线索、“最纠纷”的古史问题、“历史哲学”问题以及应注意的问题。《20世纪前期两次关于“国学”与“国粹”“国故”的论辩》一篇，针对谈“国学”者有“三不知”的盲目，将清末、民国年间的两次论辩作一清理，间接反映我本人对这一流风的认识。《学术史视野下的社会史论战》《历史语言研究所与“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两篇，分别考述两大史学主干，前者着重弄清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辟草径”时的实际情况，后者着重述说历史语言研究所“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具体成就，都是此前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说历史语言研究所旨趣，未曾深涉或规避的内容。新增《关于古史“层累说”的几点认识》《民国年间的几种“历史哲学”与历史观》二篇，前者提出个人独特见解，后者几乎是在填补研究空白。
第二编10篇2附篇，以“史家”为主，关注史家交往，而且与我的承学经历有太多的“渊缘”。这里用“渊缘”不是用错字，而是想强调这个“缘”字，并稍作赘述。
引我入史学之门的两位先师—汪篯、尹达，不仅与陈寅恪、郭沫若有着不解之缘，而且尹达、陈寅恪、郭沫若都与历史语言研究所关系密切，恰恰是他们在新石器时代、甲骨学、敦煌学三大“显学”领域证明了“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我1961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分专业时自报现代史却被分在古代史，分专门化被分在汪篯先生名下学隋唐史，并在海淀书店买了陈寅恪的两本书，一本《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本《元白诗笺证稿》（目录后一页“附记”开头一句是“此稿得以写成实赖汪篯王永兴程曦三君之助”）。其间，听到流传的一则陈寅恪与郭沫若的对联——“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之初，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招收历史学研究生，我报考的是隋唐史专业，尹达先生从初试合格者中挑选我学史学史专业。就这样，我便因“缘”承学于隋唐史、史学史两个专业。
汪篯先生领我到隋唐史大门前便离去了，使我在隋唐史“门槛边缘”，一脚槛里一脚槛外。但自大学确定这一专业方向以来，隋唐史始终是我从事史学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攻读史学史学位期间，购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陈寅恪文集》一、二、三册，即《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与先前购买的陈寅恪的两本书作为案头必读书。1982—1983年尹达先生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我执笔的章节主要在唐代。1995年我的第一本代表作《隋唐五代史学》出版，成为我研治隋唐史、史学史“两结合”的一项成果。
读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新乐府·七德舞”关于《贞观政要》版本的论述，尤其“纵得日本传写政要之全本，恐亦不能悉复吴氏原书之旧观”，使我对日本所谓的《贞观政要定本》产生了兴趣，经20年搜求海内外钞本、刊本进行集校，证明日本现存各本均不可能是“定本”，《贞观政要集校》（2003年初版、2021年修订）成为我在古籍整理方面的代表作。
读陈寅恪为陈垣所写三篇序而读陈垣《敦煌劫余录》《元西域人华化考》《明季滇黔佛教考》三部著述，逐渐认识敦煌写本的重要价值以及“二陈”成为“敦煌学之预流”的成就。“二陈”的佛教史研究使我对佛教史籍产生了兴趣，又知《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一书书名是陈垣登门请郭沫若题写，便作为读佛教史籍的入门书。由此，我在1998年提出“佛教史学”的概念，并在《隋唐五代史学》《中国史学史》中写有佛教史籍或佛教史学的章节。《援庵先生学术三题》《陈垣、陈寅恪学术比较》即是在这一承学、读书过程中产生出来的。
尹达先生自谓郭沫若的“私淑弟子”，1982年11月郭沫若90周年诞辰之际代尹达先生起草两篇关于郭沫若的文稿，使我对郭沫若其人、郭沫若著述渐生兴趣。1999年出版的《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和即将出版的《郭沫若学术述论》，既是我研究郭沫若的代表作，也算是继承尹达先生的一项未竟之业。
郭沫若视王国维为“新史学的开山”，视1940年版《王静安先生遗书》为现代文化史上“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金字塔”，1983年上海古籍书店据1940年版影印的《王国维遗书》16册也成为我案头必备书。《王国维的杰出贡献与学术影响》一篇，即是读《王国维遗书》（主要是《观堂集林》）的心得，在认识其卓著成就、杰出贡献的同时，指出其学术思想和科学方法的精髓以及对历史语言研究所、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骨干成员的重要影响。
两大史学主干形成之初，郭沫若构筑的唯物史观历史学体系与历史语言研究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社会史论战中他遭攻击，中央研究院评选第一届院士他名列其中。郭沫若在社会史论战中是什么角色，他的甲骨文、金文成就如何取得，评选院士怎样被认可？《从“神交”到“握手言欢”：郭沫若与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年》《郭沫若与容庚：从“未知友”到“文字交”》《郭沫若与田中庆太郎：“亲若一家人”》，从不同侧面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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