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一罚四】现代性

宋文，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英美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现当代文学，发表有多篇英国文学文化研究论文，译著《大师之路》。

《现代性》：

 自启蒙运动以来，不同价值领域开始了自我立法过程，并逐渐分化成三个独立的价值领域：科学技术、道德法律和艺术。现代化是三大领域的制度化，职业化的科学、普遍的道德准则和自由的艺术创造成为现代化的成果和标志。韦伯认为现代就是社会文化领域的分化。在考察西方理性主义时，韦伯把新教精神视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他称之为主体的“自律行为”，此类行为使生活本身实现最大程度的理性化，因而与资本主义规范化的管理方法一致，也就是使个人行为的多样化服从组织管理的单一理性化过程。韦伯把“合理性”视为衡量现代资本主义及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等方面进步性的标准。他对西方理性主义的成就作了广泛的描述，其论述包括数学形式的理论知识、系统的科学专业活动、形式化的法律机制、资本主义的经营伦理。

 韦伯将清教伦理视为理性化的生活一世界的引擎及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动机。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是借镜于清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理性化的选择模式（哈贝马斯，1997：159）。哈贝马斯概括与整理了韦伯的理性主义，从社会、文化和人格的维度对合理化进行阐释：合理化在社会上的表现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国家的分离；在文化上，合理化表现为现代科学技术、独立的艺术、法律和道德的自主化导致的价值领域的分化，哈贝马斯认为文化的合理化是现代社会典型的意识结构；合理化的人格体系是在行为处理和价值方向上的自我控制、自我独立的生活指导。韦伯认识到科层制的组织形态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公共行政机关提供了高效并合乎经济原则的动作模式，这是理性化的高度成就。但科层制在发展过程中反过来具有了缺乏人性或非人性的性质，现代社会的组织系统成了一只庞大的铁笼，制约着人类的自由。

 和康德一样，韦伯强调行动者的理性选择。韦伯的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概念也可能受到了康德道德哲学的影响，二者都以“目的一手段”的关联来解释人的行为。韦伯继而对两种理性加以区分。工具合理性又叫目的合理性，“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韦伯：56）；而价值合理性“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56）。韦伯提出，把赚钱视为天职的价值理性是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然而，西方现代性的结果是工具理性过分膨胀，价值理性相对暗淡，进而打破了价值和工具间的二元平衡。工具理性使人对象化、客体化，人不再是主体、不再是目的，而是成为手段。一方面，经济或物欲至上，清教伦理丧失，人们失去提升的动力而沦为物质和消费的动物；另一方面，官僚国家对人的宰制使人丧失了人性．韦伯的“工具理性”论说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进行“技术理性”批判的主要概念根据与话语源泉。

 对人的本质是理性这一观念最猛烈的冲击来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弗洛伊德把人的本质认定为一种性本能的冲动，即所谓的性力“力比多”，而人们最深层的心理结构表现为一种非理性的“无意识”。

 尼采以非理性的唯意志论向理性本质论发起冲击，他要恢复人的自然本性，解放人的生命力。尼采拒绝复活理性概念的修正，正式告别启蒙的辩证法，他从狄俄尼索斯（Dionysus）的疯狂中发掘出一种非中心的主体性自我显现的经验，从认识和目的活动的全部强制中，从功利和道德的全部命令中解放出来，“个体原则的爆破”成为现代性逃逸的路线。尼采把狄俄尼索斯的形而上学概念化，得到“权力意志”的概念。“创造意义的权力构成权力意志的真正核心，这也是幻象的意志、简化的意志、隐蔽的意志、表象的意志，艺术是人的真正形而上学的冲动，因为生命建立在幻象、欺骗、视觉的基础上”（Habermas：95），尼采从生命作为被科学文化所压抑的他者的角度，批判理性不仅使科学自身丧失了自我批判的能力，而且压制了意志的自我创造，造成了生命的萎靡。尼采所批判的机械论的科学真理观，和韦伯的工具理性一起，成为“技术理性”批判的思想源泉。

 福柯考察理性的角度是历史的，他指出理性历史地与权力联系在一起。在福柯看来，十八世纪以来的理性主义革命理想中，理性扮演的是“专断”角色。他批评理性的“专断”，却又肯定理性所具有的“自我创造”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体现在科学文化、技术装备、政治组织等方面的“合理性”形式．福柯尝试分析有关合理性的问题域，诸如理性对疯癫的统治以及疯癫的主体的真实性，有关话语主体、知识主体的真实性问题，有关罪犯与惩罚的问题，以及有关性问题的研究，尤其是自我作为性快感主体的真实。首先，福柯强调制度性的因素在合理性问题上的影响。“阶级关系、职业矛盾、知识模式乃至整个历史以及主体和理性都参加了进来”（福柯，1998：496-497）。其次，福柯突出了合理性概念与权力的关系。他把自我、性、知识、惩罚、规训等现象，都归结为“权力”运作的产物，把各种社会控制都还原为权力的功能，“权力关系是我试图分析的诸联系中的决定性要素”（506），再次，在合理性问题上，福柯注意到它与偶然性的关系，在偶然中把握必然性，各种不同的合理性形式是通过偶然的事件而展现出来的，不过它们最终又表现为一种必然性的形式。最终，福柯提出合理性的代价问题，即人类对某些论域的合理性的认识与把握是经历了曲折与错误的。福柯通过对疯癫、惩罚和性的历史分析以及对现代社会制度的研究发现，现代社会是一个以管制和控制为唯一目标的“规训”的社会，规训的结果就是产生服从社会规范而又驯服的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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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读人群 ：学生,教师,一般读者

现代性是一个纷繁多样的理论领域，它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之间复杂的历史进程。本书引入中国视角，跨学科、多角度地论述西方现代性理论，考察现代性的中国对策，呈现多元的现代性形态。

本书首先厘清现代性的定义，讨论现代性核心概念的构成与演变，继而从哲学视角审视理性与现代性、都市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以及现代性的中国面孔；通过分析经典著作，描摹日常生活的现代性体验，论述盲从现代理性带来的极端案例，并凸显现代性性别视角，肯定女性独特的现代性体验以及对现代文明作出的独特贡献；在原创案例部分，本书专注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都市书写和林语堂的文化建构，在理论运用与方法创新上作出了努力；最后提出选题建议和趋势展望，提供可能展开的研究选题。

本书既是理论阐释，也是研究方法指南，兼具学术性、应用性、原创性与文学性，既可供外国文学研究方向硕博研究生、年轻教师、研究者参考，亦适合文学文化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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