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一罚四】捆住市场的手：如何驯服利己主义（美）梅德玛　著，启蒙编译所　译

 前言

    亚当·斯密在自己的著作中探讨了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将个体对私利的追求转化为社会总体利益的。这一问题引发了人们关于利己行为的社会影响的激烈讨论，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亚当·斯密认为个人追求私利的行为是有益的，政府管控比自由放任更符合国家的利益。亚当·斯密并不是个提出这一观点的人，在他写作《国富论》几十年之前，文森特·德·古尔奈（Vincent de Gournay）、皮埃尔·德·布阿吉尔贝尔（Pierre deBoisguilbert）以及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都十分明确地表达过相同的看法。

    但亚当·斯密却是个为自己提出的观点建构出一个分析体系的人，这个体系声称个人对于私利的追求可以发挥有益的作用，后来的许多辩论都是围绕这一分析体系展开的。

    认为人们按照利己主义规则行事的想法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利己主义的假设从内容到形式都经历了巨大变迁，至今在经济分析中仍处于核心位置。对经济学不了解的人会将利己主义等同于自私，但事实并非如此。

     经济学家们并没有说人们只关心自己或者他们是贪婪的，他们普遍的看法是，在不同的具体环境下，人们会做那些他们认为会给自己带来幸福的事，而商人会做的事则是程度地追求利润。的确，有许多不同的表述形式，例如，人们“似乎”总在追求自身利益；人们“倾向于”追求自身利益；形象的说法是，人们充分利用自己的理智，像一台能精密计算收益和成本的计算器一样，限度地实现自我利益。所有这些说法的相同点是，利己主义是个体行为的一种驱动力量，而这从古典时期以来就是经济活动分析中一个需要考虑的层面。

     综观经济学思想史，对于利己主义行为影响力的分析与政府在经济系统中应该发挥的作用的讨论一直是紧密相联的。利己主义和政府作用之所以被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人们有这样的担心，利己主义行为被市场引导着，有时候它产生的结果并不符合社会整体利益，而政府应该主动采取行动，消除利己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为了对利己主义行为产生的效应作出回应，现代经济学家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分析政府的经济角色，研究在何种情况下，利己主义行为能产生“效应”或者说有效率的结果，何种情况下会出现“市场失灵”。利己主义行为、市场以及理论上政府应该发挥的经济作用这三者之间关系的讨论持续了超过百年的时间。本书将对这段历史中某些重要的方面进行回顾，特别是19世纪以后人们关于利己主义和政府作用的讨论。

     在19世纪前期，几乎所有的经济学著作都对利己主义行为对社会福利可能带来的影响感到不安，并将国家干预视为的解决方法。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斯密倾向于认为，利己主义行为是有益的。在亚当·斯密看来，个人对于自身利益的追求往往可以通过“看不见的手”为社会带来更大的福利，而政府的干预往往于国家利益相悖。19世纪古典经济学家们进一步完善了亚当·斯密的假设，但他们的主要思想是一样的，他们认为市场通常是高效率的，能够协调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

到19世纪中期，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了不同的看法。尽管还有很多人对于国家帮助改进市场表现的能力持悲观态度，但政治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关注看不见的手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引导个人的利己主义行为，从而促进社会利益。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对于市场效率的疑虑增加了，而对于政府能力的怀疑减少了——到了20世纪中期，正统的经济分析中充满了大量关于市场失灵的讨论，以及政府看得见的手将如何导致效率的提高，而这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所无法办得的。

20世纪后半叶，情况又发生了改变，这一时期的许多经济学家对之前强调政府作用的正统经济观念提出了挑战，这一思想的先驱是芝加哥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的经济学家。他们首先提出的一个观点是，利己主义行为在政府中同样存在，利己主义行为也存在于选民、立法者以及政府官僚之中，而与市场失灵类似的政府失灵也会由此产生。

    对于当时的正统经济学观点的第二个批评是，市场的调节能力可能比多数人想象的要强。他们认为所谓的市场失灵不一定存在，也许只要建立一个合适的法律框架，所谓的市场的局限性就可以解决了。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反驳了当时的正统经济学提出的市场失灵和政府能够改善市场表现的观点。

    1960—1970年代间，经济学的范畴有了相当程度的扩展，正是在这一时期内，芝加哥学派和弗吉尼亚学派对市场失灵理论提出了批评。这场运动反映了经济学家群体以及全社会中越来越强化的一个观念，即利己主义行为会贯穿整个社会领域，人们开始从经济学的角度思考那些以前未被归于经济学领域的问题。其中心就是将经济分析用于法律和政治行为的研究，这使得经济学家们得以更深地介入到广阔的社会问题当中。

    我们可以将法律和政治规则及其产生的效果与标准市场条件下的表现进行对比，对比的结果显示，人们关于市场和政府的普遍看法在很多时候是值得怀疑的。本书的重点在于讨论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末这段时间里，利己主义行为、市场和国家在经济分析中的相互作用。在进行讨论之前，我们对相关的历史背景做了一下概述，从古希腊时期到亚当·斯密所在的那个年代。本书对于19世纪上半叶的亚当·斯密和古典经济学家的介绍较为简略，如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Robert Malthus）以及大卫·理查德（David Ricardo）等人，他们的著作已经获得了普遍承认，DP.奥布莱恩（DPOBrien）、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沃伦·萨缪尔斯（Warren Samuels）等学者已经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这里无须赘述。

    接下来的讨论集中在本书主题的近现代史上：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 和亨利·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扩充了市场失灵的研究广度；关于政府修正市场失灵的能力，也出现了越来越乐观的声音，这种声音主要来自于剑桥学派的西德维克，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和庇古（ACPigou）；随之而来的，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关于市场失灵的更复杂的分析。一群意大利的学者发展出了一套经济政策分析方法，其中也涉及到政治程序理论；之后科斯对皮谷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提出质疑；之后是公共选择分析——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接下来介绍了法律经济学的演变。

     公共选择分析和法律经济学成功地将利己主义这个因素引入政策制定领域——前者说明了政府失灵的可能性，后者则讨论了假如市场失灵不可避免，那么法律系统应该如何促进市场的顺利运行。

      本书主要在微观经济的层面上分析了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可以做出的反应。事实上，在宏观经济领域，也有对应的理论：在古典主义时期，法律是自由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对于政府干预的看法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和皮谷的福利经济学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而理性预期理论的兴起以及同时期结果不变的理论使芝加哥学派和弗吉尼亚学派逐渐向不干预政策倾斜。

     鉴于宏观经济学理论中的稳定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本身就是对经济不稳定和分配失衡等市场失灵问题的反应，这种遥相呼应的情形发生得相当自然。

    当我们审视经济学理论的历史上人们对于利己主义行为、市场和国家这三者反复不定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并不能认为上述问题就是全部内容，还有很多在本书中被略去了。

     事实上，关于利己主义行为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的讨论已经持续了近两千年，而诺贝尔奖继续把奖项授予那些关于如何引导个人的利己主义行为、使之能够促进社会总体福利的研究。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莱奥尼德·赫维茨（LeonidHurwicz）、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以及罗杰·美尔森（Roger Myerson）通过一个机制设计出了在个体拥有私有信息的条件下财产的分配机制。

在本书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会讲述关于利己主义行为、市场和国家之间的故事，而这个故事远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