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一罚四】羌在汉藏之间王明珂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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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明珂著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8172791
出版时间2022-01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79元
货号3836882
上书时间2024-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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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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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明珂，有名历史人类学家，1952年出生于南台湾地区黄埔军校旁的眷村，台湾地区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1983)，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1992)，台湾地区“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中研院”第30届人文社会科学组院士。长期从事于结合华夏与华夏边缘，以及结合人类学田野与历史文献的中国民族研究，其多点、移动的田野考察遍及青藏高原东缘羌、藏、彝族地区。主要著作有《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游牧者的抉择》，以及《寻羌》《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等田野杂记及随笔集。
目录
本书基于作者在汶川、茂县、理县、松潘、北川等地区多年田野考察的经历, 并结合丰富的古今文献档案, 对该地区社会、历史与文化做出的多层次探讨和长时段解读。书中介绍了羌族族群的历史记忆与身份认知、近代民族识别过程中羌族身份的重建、当前羌族在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下的生活状态等问题, 有助于我们理解羌族的历史演变与社会生态。作者通过对羌族的案例研究, 为理解非主体性民族的认同和处境提供了更具诠释力的历史人类学理论, 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本书由中华书局于2008年初版。
内容摘要
《羌在汉藏之间》为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的代表作之一。作者王明珂在十余年内反复出入四川省西部岷江和湔江流域高山峡谷中的羌族聚居区，具体包括汶川、茂县、理县、北川、松潘等地，进行了多点、移动的田野考察。基于考察所得的田野文本，以及丰富的历史档案资料，王明珂以“羌”为案例，深入讨论了“民族”由来问题，以及华夏边缘族群的融合变迁，提炼出“一截骂一截”“毒药猫”“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等具有创造性的历史人类学理论概括。全书分为“社会篇”“历史篇”“文化篇”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羌族社会结构中的认同与区分、羌族历的典范叙事与历史心性的形成、族群认同下的文化再造与展演。
王明珂认为，羌既是一个在他者眼中存续三千年的古老民族，又是一个族名和历史叙事在近几十年才为族人所自知的新兴民族。与所有其他“民族”一样，羌既是历史的创作物，也是历史的创作者。从汉代的河湟西羌、唐代的西山诸羌，到20世纪前半叶的羌民，以及当今的羌族，都是历史事实与历史记忆的创作物，而他们也以各种表征与行动回应主流叙事，促成种种历史事实，如中古与唐朝、吐蕃对抗，并借此完成族群的内部塑造。正是在这样的历史与“历史”中，“羌”成为了汉藏之间模糊的、漂移的边缘。
精彩内容
历史的创作物与创作者在本书中，我介绍一个居于汉、藏之间的民族——人口只有约20 万的羌族。这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也是一个新的民族。他之所以古老，是因为三千多年来一直有些西方“异族”，被商人或历代华夏（古代中国人）称为“羌”；无疑他们的血液与文化，或多或少的，曾流入当今许多被称为羌族或氐、羌系民族的中国边缘人群之中。从另一角度来说，这却是一个新的民族。因为凝聚当今“羌族”的历史记忆，包括对“羌族”这个民族称号的记忆，都在近数十年来才成为川西北一些人群的本土知识。然而，羌族却不是一个奇特的民族。在前言中我曾提及过，西佛曼与格里福所言历史人类学的两大主题：“过去如何造成现在”，以及“过去之建构如何被用以诠释现在”。这两大主题，在关注“历史”与“民族”等主题的人类学或历史学研究中，几乎是说明“民族由来”的两个没有交集的诠释模式。在有关中国民族或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这便是“历史实体论”与“近代建构论”之争。由“羌族”研究所得，我对此的看法是：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一样，羌族是历史的创作物，也是历史的创作者。作为历史的创作物，无论是汉代的河湟西羌、唐代的西山诸羌、20 世纪前半叶的羌民，或是当今的羌族，都是历史与“历史”的产物。这历史，也就是我所称的华夏边缘的历史；“历史”，则是在此历史中，人们（汉与羌）所建构、认知的“历史”。作为历史的创作者，他们也创作历史与“历史”。被汉人视为“羌人”或“羌族”的人群，以各种表征与行动，来响应其相对于汉、吐蕃或藏的边缘地位，因此缔造种种历史事实（如，或聚集诸部与唐朝、吐蕃对抗，或成为汉、西番或藏）。同时他们也创作“历史”，以诠释、建构其内部各群体间的或相对于汉人的族群本质。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与“历史”中，“羌”成为汉、藏间一个漂移的、模糊的边缘。一、 华夏边缘的历史与“历史”古今华夏心目中的羌人与羌族历史，事实上并非某一民族实体的历史，而是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这个华夏边缘的历史，是当前羌族的历史，也是华夏历史的一部分。近代羌族成为一个中国少数民族，并非只是近代中国知识精英的发明或建构。因此，我难以认同“历史实体论”与“近代建构论”之说。以华夏边缘历史来理解羌族，我们可以说，由“羌人”到“羌族”至少经历了三个过程。一是“羌”为汉人观念中西方异族与族群边缘。由商到东汉，这个族群边缘随华夏的扩张逐步西移，终于在东汉魏晋时在青藏高原的东缘形成一个“羌人地带”。后来在隋唐时吐蕃政治与文化势力东移的影响下，以及唐朝与吐蕃在此进退相持之下，这个羌人地带大部分的人群逐渐汉化或“番化”（在汉人的观念中），因此“羌人”的范围逐渐缩小。到了民国初年，只有岷江上游一带较汉化的土著，仍在文献中被称作“羌民”。二是受西方“国族主义”影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与文化记忆遗存中重新调整华夏边缘（此时亦是中国边缘），以建构新国族。汉人成为此国族的核心，古代所谓的“四裔蛮夷”则成为边疆少数民族。清末民国以来的中国民族志与民族史研究与书写，一方面说明这些少数民族的落后与边缘性，一方面说明他们与汉族间长久以来的弟兄民族关系。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羌”的历史记忆被建构成“民族史”的一部分；岷江上游人群的文化与习俗，也被探索、描述为“羌族文化”或“氐、羌民族文化”。第三个过程是，近代以来岷江上游本土知识分子的我族建构过程。在各种外来观念与历史文化记忆影响下，以及在新的经济与政治环境下，岷江上游与北川的部分民众逐渐接受或争取成为羌族。本地知识分子也在汉与本土社会记忆中，以及在“英雄祖先”与“弟兄祖先”两种历史心性下，学习、选择与建构他们心目中的羌族历史，选择、建构与夸耀他们的羌族文化。通过一层层的历史与文化之学习与夸耀，羌族成为一建立在本土认同上的民族。由华夏边缘观点来了解“华夏”或“中华民族”，我们也可以将此“华夏边缘历史”分为三期。首先，由商至汉晋时期，以“羌”为表征的华夏西部族群边缘，随着华夏的西向扩张而西迁，终于移至青藏高原东缘，这是“华夏西部族群边缘的形成与漂移期”。其次，由唐至清，在汉人心目中西方可称为“羌”的人群愈来愈少，而相对的“番”愈来愈多，显示华夏西方族群边界逐渐深化与鲜明化，此为“华夏西部族群边缘的深化期”。最后，晚清到1980 年代，可以说是“华夏西部族群边缘的质变期”。在此时期，通过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等所建立的“羌族”“羌族史”“氐羌系民族”“藏缅语族羌语支”等知识，使得旧羌人地带上的非汉族群成为各个少数民族，联结在中国国族网络之内。此也便是在民族主义下，中国知识分子唤回汉晋“羌人地带”记忆，并通过新学术书写重新糅化、模糊化此华夏西方族群边缘，由此将藏、羌、彝等“少数民族”纳入“中华民族”边缘内。这个变化，以及当代羌族、彝族等的自我历史与文化建构，共同创造了新华夏边缘，或更准确地说，应是中华民族边缘。在历史上，华夏不断地想象、界定与描述西方异己“羌人”。这些描述，作为一种活化的社会记忆，也影响华夏与“羌人”间的互动。“历史”影响、缔造历史，并造成新的“历史”（记忆与叙事）。虽然华夏不断地描述、记录他们心目中的“羌人”，然而完整的并成为社会典范记忆的“羌人历史”，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只出现过两次。汉晋时期，第一部华夏观点的“典范羌族史”被编定，那便是《后汉书· 西羌传》。此后直到清末，各部中国正史中都没有介绍“羌人”及其历史的专章，也就是说，没有“典范羌族历史”再被华夏书写、保存与流传。再来便是，由20 世纪初始，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书写中的羌族历史建构；基于这些片段的研究，终于在1980 年代，几种典范的“羌族史”被完成。这不只是一种新的典范羌族史书写，相对于《后汉书· 西羌传》来说，也是一种新的文类（genre）创作。上述两种“典范羌人历史”书写之间，相隔了近1700 年之久。这显示，以“羌人”来表述的“华夏”的西部族群边界，经历了两大阶段变化。第一阶段，此华夏西部族群边缘形成于后汉魏晋之间，《西羌传》描述、表达此族群边界。在此文献中，华夏想象、描述这些西部异族是被华夏圣王“舜”驱逐到边区的“三苗”后裔，也是姜姓的一个支族，其豪酋家族又是中原去的一个逃奴“无弋爰剑”的后裔。第二阶段，在近现代的“羌族史”叙事中，羌族是炎帝、共工的后代，其后裔除了羌族之外，目前还广布于汉、藏、彝与所有西南氐羌系民族之中。经由语言、考古、体质与民族学知识之助，各民族间的紧密历史关系被建立起来。由这些古之华夏与今日中国人对“羌”的历史叙事来看，三苗之后的羌人，是华夏心目中的“夷狄”；炎帝之后的羌族，则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少数民族”。对古之华夏来说，“夷狄”是在边界外的异族。对今之汉族来说，“少数民族”是国家主权、疆界内的边缘族群与兄弟民族。如学者所言：“文类”反映与建构“情境”。在此，“文类”的转变，也反映与造成新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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