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正版，假一罚四】近八十年来关中方音微观演变研究(上下)(精)邢向东|责编:张可9787101150780

 邢向东教授近给我发送了《近八十年来关中方音微观演变研究》一书的全部文稿。这是数年前张双庆教授主持的香港政府资助项目、邢向东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的终合作的大型成果，几经评审，已经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了。邢向东教授知道我对西北地区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不断情结，要让我先读为快。此等情谊，令人感动！

《近八十年来关中方音微观演变研究》内容非常丰富。全书分为两篇：上篇是“描写论述篇”，从所记录的语言事实出发，深入讨论关中方言微观演变的历史规律，例如古帮组声母的唇齿化、古知系合口字的读音及与精组合口字的分混问题、端精见组齐齿呼字的关系、关中方言例外上声字及其解释等等。这些讨论都非常专业，很有深度，足见作者探索问题的宏观视野和观察问题的微观境界。这两个方面都须要极其厚实的专业功力。下篇是“语料篇”，排比了关中地区48个地点、2273个单字的方言事实，可以作为上篇论述的充分佐证。项目调查时还调查记录了1624条词语、70个语法条目，后都没有收入下篇，大概是出于篇幅的考虑，只好割舍了。这多少有点儿让人觉得惋惜。不过细读上篇就知道，讨论演变历史规律的时候很多地方都用到了词语和语法材料，并且很多字音的准确性是须要依靠词语和语法事实的支持的。大著指出，研究近八十年来关中方言微观演变的历史规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例如，关中方言的研究对汉语史、汉语共同语史的研究具有其他方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要进行西北地区汉语方言、语言接触和西北官话史的研究，必须先对关中方言作系统的考察；关中方言特殊的演变现象和规律，都反映出它在汉语语音史研究中有着某种独特的价值。我多年关注西北地区尤其是关中地区的方言调查研究，曾经仔细阅读过《西安方言词典》（王军虎，1996）、《关中方言略说》（孙立新，1997）、《演化与竞争——关中方言音韵结构的变迁》（张维佳，2002）等有关论著；还仔细参考过《陕西方言词汇集》（张崇主编，2007）的有关部分；也认真拜读过邢向东、张双庆两位教授此前发表过的多篇相关论文。因此我相信以上所说诚可信矣！

近时读报，202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我国考古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说：“当今中国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新。我们的实践创新必须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之上，必须行进在历史正确方向之上。”对此，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对于中国应该建设怎样的考古学，他用了三个词来形容：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言语中传递着满满的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中国语言学，尤其是中国的汉语研究，在学科性质上是接近考古学的人文社会学科之一。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多的语言之一，是中国重要价值的资源之一，也是中华文化之根，华夏民族之魂。因此也应该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标准，来建设现代中国语言学，建设现代中国汉语学。

我读《近八十年来关中方音微观演变研究》，自然会联想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北地区尤其是关中地区，是华夏民族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对关中地区汉语方言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无疑也具有考古学上的重要意义。本书以实地方言调查为基础，从大量的语言事实出发，探究历史演变规律，作出理论升华。全书实事求是，言之有据，言之有物，不说空话、虚话，传承了中国语言学优良的学风和文风。我敢说这是近期以来所发表的一部重要方言学著作，比较符合“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要求，所以愿意向读者郑重推荐。

《近八十年来关中方音微观演变研究》一书，研究讨论问题涉及三个重要的方向：一是现代关中地区的方言事实；二是近八十年来关中地区方言的微观演变；三是西北地区或关中地区语音的历史演变。由此，我建议读者在阅读本书的时候还要同时阅读另外两部重要论著。一部是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1933），另一部是白涤洲的《关中方音调查报告》（1954）。

罗常培是中国现代汉语方言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唐五代西北方音》是古方言研究领域里重要的一部著作，其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都经得起推敲，至今无出其右者。它首先把藏文对音或藏文译音转换成音标，由此知道汉文字的汉语读音，并由此发现唐五代西北方音有很多前人所没有说过的特点；然后把这个语音材料跟《切韵》系统进行比较，去推溯汉语读音的来源，当是属于唐中叶陇西一带的方言；之后对比现代西北地区兰州、平凉（甘肃），西安、三水（陕西），文水、兴县（山西）等三省六处音系，加以验证，同时可以看到唐五代西北方音到现代西北方音的历史演变。这六处音系里有两处就在关中地区。后得出唐五代西北方音的面貌，指出唐五代西北方音具有一些显著的重要特点。下面可以简单举出几条：

　　1.轻唇音“非敷奉”多读送气音［p‘-］声母，可以看出当时已经显露出重唇音分化的痕迹；

　　2.舌上音混入正齿音；

　　3.正齿音的二三等不分；

　　4.鱼韵字大部分变入止摄；

　　5.通摄的一三等字元音不同；

　　6.一等二等字的元音大多没有分别。

我们很容易发现，《近八十年来关中方音微观演变研究》一书“描写论述篇”里讨论到的一些重要问题，跟《唐五代西北方音》所说到的一些结论有密切关联。究根溯源，还真离不开《唐五代西北方音》这部著作。因此，两部著作参照着阅读，可以互为参考、互为印证，提高我们读者的分析能力和理论水平。

白涤洲是一位有才华的语言学家，惜乎年轻早逝。老舍先生是这样评论他的：“他老想使别人过得去，什么新的旧的，反正自己没占了便宜。自己不占便宜就舒服。”1933年，白涤洲先生调查了关中42县50个方言点的语音系统，他来不及整理就于第二年去世了。后来由喻世长先生整理其调查材料，并于1954年出版了《关中方音调查报告》（语言学专刊第六种）。该报告较为系统地描写了关中方言的语音状况，并对一些音韵特点及其演变、地理分布进行了简略的讨论。其中有一些讨论是整理者喻世长先生说的。罗常培在“序”里曾指出本书之不足，主要是没有将声调和声母、韵母配合起来。当然，本书的音缀总表只有427个单字音，而且只有声母和韵母，而缺声调，也没有涉及关中方言的词汇、语法材料，这也算是其中不足。不过，我们不能苛求于白涤洲。

无论怎么说，《关中方音调查报告》都为《近八十年来关中方音微观演变研究》这部著作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参照系，为观察当代关中方言的语音演变提供了一个非常合适的窗口。而《近八十年来关中方音微观演变研究》增加了大量单字音材料，增加了很多词汇和语法的调查，极大地弥补了《关中方音调查报告》之缺陷。

三部重要著作，不仅关联起了关中地区八十年语音演变的历史，实际上也一定程度地构建了一个长达数千年的方言演变的历史模型。其中《近八十年来关中方音微观演变研究》这部著作是这个键条的重要环节。读者把三部著作联系起来阅读，可以游荡于关中地区古今方言的海洋，尽情地享受中国方言学研究的无穷魅力！

我已垂垂年老，无力于生动的田野调查，于是读书便是打发日子好的方式之一。每读好书，尤其读到老朋友的重要作品，便兴高采烈，经常会想起年轻时往来的旧事。读《近八十年来关中方音微观演变研究》一书文稿，也是如此。

《近八十年来关中方音微观演变研究》一书的作者邢向东教授和主要合作者张双庆教授，都是我在学界里的好朋友。

邢向东教授读博士时的导师是著名学者钱曾怡教授，也是我在学界里非常尊敬的师友和大姐。我主持过邢向东教授的博士论文答辩，也应邀主持过好几届他的博士学生的论文答辩。所以我们之间本来就有着很深的学术因缘。他回到陕西师范大学任教以后，日夜乡音缭绕，如鱼得水，很快就开拓了西北地区汉语方言研究的全新境界，做出很多突出的成绩，而且在汉语音韵、汉语语法、地理语言学等诸多中国语言学领域都成就不凡，蜚声学界。其时我也正倾心陶醉于西北地区的汉语方言以及有关的文化现象，因而不时得到他的照顾和指教，使我增加了很多见识。他于专业眼界开阔、思维缜密、善于发现问题，屡有新见，我甚佩服。但他不是一个书呆子，还有很多语言学之外的爱好。我多次在席间听他高唱西北地区的信天游，声情并茂，字正腔圆，大概跟专业的文艺家相差不远，每每让我们大家拍案叫绝！

张双庆教授是我在香港认识早的学界朋友之一。他除了在中文大学的教职之外，还专攻汉语音韵学和汉语方言学，尤其专精于闽语、粤语和客家话等东南地区的方言，多有专论，闻名于学界。他还经常参加在内地举办的各种学术会议、学术活动，所以我有机会在很多场合向他请教学问，受益很多。我有时候去香港参加一些学术会议，他知道了一定会请我小酌。有一次我在香港一个地方讲座，他知道了专门搭车走了很远的路，给我坐镇压惊，其中透着浓浓的朋友情谊，叫我非常感动。

邢向东教授在西北，张双庆教授在东南，看似无缘，却是有情。好几年以前的事情了，邢向东教授希望开拓西北地区方言文化研究的境外影响，恰好张双庆教授这个时候也在利用香港的优势帮助东南地区的方言研究。我于是怂恿张双庆教授找时间到西北地区走走看看。我跟他说，到了那里你会很快爱上她的！不久之后，张双庆教授应邀专程参加在西宁青海民族大学举行的“第二届西北方言与民俗国际学术研讨会”。大约就是在这次会上或会后，两位教授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了。张双庆教授沉醉于西北浩瀚的黄土地，爱上了西北地区厚重的语言与文化。于是有了后来的两个重大研究项目的合作，终催生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重要成果《近八十年来关中方音微观演变研究》。

以上文字分别说到三件事情：《近八十年来关中方音微观演变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与这部大著有关的另外两部重要著作《唐五代西北方音》和《关中方音调查报告》；略说这部大著的两位合作者。我笔拙，可能都没有说清楚。至于这部大著的其他长处或不足，我尚有自知之明，不敢多说，留着请各位读者评论。

是为序。

张 振 兴

2020年11月3日于北京康城花园

时虚年八十

关中方言在官话方言中具有十分重要而独特的地位，它的调查研究对汉语史和北方官话史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因此，白涤洲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奉派调查过关中方言，后来由喻世长先生整理成《关中方音调查报告》。此后，有关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我2003年结束南开大学的博士后工作回到陕西师大，开始关注关中方言。步是细读《关中方音调查报告》，结果发现，七十多年来，关中方音跟白涤洲调查的时候相比，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尤其是声母和韵母（及介音）之间的互相影响，导致发生许多特殊的语音演变。令人惊奇的是，关中方言的语音演变，基本上是跟普通话反其道而行之，“我行我素，自成一路”。而且它的不少变化，似乎是在重演古代汉语中曾经发生过的音变。比如双唇音声母的唇齿化，与古代的重唇音变轻唇音真是十分相像。再如古端精见组声母齐齿呼字的变化，对于我们认识上古的舌头音分化出舌上音，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还有一些语音变化，在白涤洲调查的时代刚刚露头，而当下已呈燎原之势。这些情况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那时正在为曹志耘兄主持的《汉语方言地图集》调查关中方言，于是利用这些调查材料，跟我的研究生黄珊合写了两篇文章。那时就想，如果有机会，一定要系统追踪调查白涤洲时代到当代关中方言的语音演变，看看这八十来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2006年7月，第二届西北方言与民俗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青海民族大学举行。张振兴先生建议邀请香港中文大学张双庆先生出席。会议期间，我向张双庆先生谈起系统调查关中方言的想法，张先生连说“有趣有趣”，并说以后要找机会一起研究西北方言。2007年秋，张先生邀请我去他负责的香港中文大学吴多泰语文研究中心访问了十天。其间我们讨论了对白涤洲《关中方音调查报告》作追踪调查的具体计划，决定以研究声母和介音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主，还商量了申报有关项目的细节，决定先由张先生在香港申请政府资助局的资助。到2008年，《当代关中方言的调查及声母、介音演变研究》（项目编号440808）成功申请到香港政府资助局立项资助，由我组织精干的队伍实施。正式调查以前，我们在礼泉县组织了十天的试调查，张先生、我都参加了，还邀请潘悟云先生作软件技术上的支持和指导。那十天中，我们几乎天天吃“biāngbiāng面”，对这种美味面食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也对下一步调查中各种情况和问题的处理达成了一致意见。此后，项目进展非常顺利，到2009年调查完成，我们一边整理材料，一边合写文章。张先生就邀请我的博士生张建军到吴多泰语文研究中心工作半年，完成了语料登录。2010年又邀请我去中文大学一年，完成语料核对、结项工作。和张双庆先生朝夕相处的一年，是我回西安以来放松、开心的时光。我永远忘不了从新亚书院的住所隔窗眺望的“天人合一”的梦幻景色，还有晚间在后山的小径上边散步边大声唱陕北民歌的情形。经过我们共同努力，香港资助局的项目于2010年顺利结项。因为项目遗留的任务还多，我同张先生商量后，又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近八十年来关中方言微观演变研究》，2015年结项并获得优秀等级。2019年，我用项目成果申报国家哲学社科文库，2020年获批入选。这个项目的成果，从始至终，都是我和张双庆先生以及项目组其他成员合作的结果，是我和张先生多年来友谊的象征和结晶。

由于成果文库的有关规定，即将出版的《近八十年来关中方音微观演变研究》只能由我单独署名。这令我非常不安，也留下了巨大的遗憾！尽管张先生诚恳地说不要紧，等以后《关中方言词汇、语法语料集》出版的时候再考虑联合署名，但我还是要在这里把情况交代清楚，向张先生表示诚挚的歉意！ 

在我们开始对《关中方音调查报告》进行追踪调查之前及以后，杨春霖、张成材、张崇、王军虎、张维佳、孙立新等先生已经对关中方言作过多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于关中方音的基本面貌，关中方言韵母系统中发生的多种演变，上述学者已经有比较深透的研究，尤其是张维佳《演化与竞争——关中方言音韵结构的演变》一书，对古全浊声母字的今读、阳声韵的文白异读及其竞争、阴声韵和入声韵的关系等等问题，他的观察以及其他先生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因此，我们的着力点就放在了声母和韵母的互动关系以及声调的特殊演变上，确定以追踪调查为路径，通过田野调查获得“同时性”很强的语料，以此来观察近八十年来关中方言的微观演变，在共时平面将关中方言放到北方方言的整体格局中，在历时平面将目光延伸到汉语史的发展进程中，以更开阔的视野来观察、解释当代关中方言的演变，并用当代方音的演变来认识、理解汉语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演变现象，其中大量运用了地理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在这过程中，作者逐渐形成了“一切以解决问题为宗旨”的研究理念。在语料处理上，本书把2273个单字在关中48点中的读音全部对照列出，其中包括《关中方音调查报告》“音缀表”中的所有例字及注音，以资比较。关中方言（特别是东西两翼）的文白异读比较丰富，字音对照表一律照收，可以作为下一步研究文白异读的材料。该项目成果的1624条词语对照表和70条语法例句对照表，限于篇幅，只好割爱，将来另行出版。

本书的完成和出版，除了主要合作者张双庆先生的贡献外，还要特别感谢张振兴先生。张先生是我博士论文答辩的主席，多年来我一直把先生视为自己的老师。张先生对西北方言研究非常关注，对陕西师大的语言学研究非常关心，对我个人也特别关怀。每次召开西北方言与民俗国际学术研讨会，先生必到会支持，每每提出高屋建瓴的观点和建议。是他促成我和张双庆先生合作调查关中方言，成就了这个项目。成果入选《文库》之后，张先生又不辞辛苦阅读了全书，欣然作序。对书稿及我和张双庆先生多所褒奖和鼓励。

我还要感谢潘悟云先生在试调查过程中给我们的指导。感谢调查中的所有发音合作人。感谢研究团队的全体成员：调查组的吴媛、陈荣泽、徐朋彪、史艳锋，独力完成登录的张建军，项目成果排版校对的代少若、张永哲，为书稿绘制方言地图的孙建华，复核、排校的曹兴隆、庄佳、侯治中。后要感谢中华书局支持本书申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感谢秦淑华主任的大力支持，感谢责任编辑张可女士的倾力而为。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们真诚地期待来自学术界各位师友的批评指正。

邢向东

2020年11月19日于西安俗雅斋

邢向东，1960年生，陕西神木人。山东大学文学博士。现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语言资源开发研究中心主任，《语言与文化论丛》主编。出版专著10部，发表论文120余篇，主编教材2部，主编《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神木方言研究》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和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陕北晋语语法比较研究》获第十二届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二等奖。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秦晋两省黄河沿岸方言的现状与历史研究”、重点项目“近八十年来关中方言微观演变研究”，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西北地区汉语方言地图集”。2004年入选*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10年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5年入选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2016年入选“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兼任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陕西省语言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