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食恶果：欧洲即将沦为第三世界 迈克尔.刘易斯 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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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迈克尔.刘易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ISBN9787508635460
出版时间2012-12
四部分类子部>艺术>书画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定价56元
货号1018400233484828685
上书时间2024-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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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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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主权债务危机的另类解读：不幸的危机国家各有各的不幸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提起《大空头》、《说谎者的扑克牌》等书籍，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可以说是耳熟能详，这几本书的作者都是迈克尔·刘易斯，而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自食恶果》，则是他的另外一本饶有趣味的新作。
在阅读本书书稿并着手撰写序言时，超级飓风“桑迪”正肆虐国际金融中心纽约。看到一些分析说，纽约最早期的地标性建筑，如纽约证交所、纽约银行大厦等都建于曼哈顿地势最高的位置，而且离海较远，可以远离风暴潮的影响。后来随着科技进步，保险产品“无微不至”，大厦越建越高，而且越来越“科学”，建筑师有建筑师测算，精算师有精算师为财物承保筹谋，纽约这个城市形成早期的避险意识渐趋薄弱，越来越多的摩天大楼建于非常近海的位置。在“桑迪”飓风吹袭纽约期间，这些近海区域一片汪洋，那些凝聚高科技技术的现代摩天大楼比上百年历史的古老建筑更加危险。这个评论角度十分独特，正好与正在阅读的《自食恶果》一书想要传达的理念异曲同工。
在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之后，主权债务危机又继续肆虐，恰如“桑迪”飓风，这让金融市场深刻意识到，虽然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对飓风的移动路径、风力、风速等作出准确性较高的预测，但是当飓风真正来临时，涌进城区的潮水到底高1米、3米还是4米就未可知了，而且往往是这些没有预见到的意外因素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金融危机期间，不同资产之间急剧提高的相关性就让大量金融机构日常风险管理过程中的预测技术相形见绌，大幅低估金融危机产生的损失，并且让众多的老牌机构深陷困境甚至倒闭。这些坐拥先进技术和顶尖人才的金融机构恰如临近海岸修建的摩天楼，虽然自以为已经全副武装，但是在真正大规模的金融风险来临之时，又是那么的脆弱不堪。所以对于金融机构而言，防范金融危机，关键并不在于仅仅强调不断优化风险管理技术，而是应当尽可能控制所承担风险的水平并远离有巨大风险的领域，不要让灾难那么容易找上你。但是现实的情况却是，飓风带来的超大潮水袭击了大量的临海而建的摩天高楼，而金融危机中金融机构发现持有了太多的问题资产。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可以精确实验的自然科学领域还是无法准确模拟的社会科学领域，虽然人们都知道存在风险，但是金融机构往往还是在过度乐观倾向的影响下，承担了过多的风险。这已经为数百年来的历次金融危机所不断证实。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关于次贷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出版物已经很多，大部分内容都在尝试告诉读者为什么会发生金融危机，而这些背后的理论和逻辑早已被历次金融危机反复证明，正如谚语所说，“太阳下面没有新鲜事”，历史悠久的英国“南海泡沫”、荷兰“郁金香泡沫”与现在的次贷危机在危机的形成机理上并没有本质区别，都可以说是市场过度乐观，期望通过高杠杆追求不切实际的高回报，在资产价格出现回落时引发大幅亏损，最终债务累累。但是泡沫形成的过程和目标每次都不一样，对于投资者来说，只是知道危机产生的机理，除了能够对历史进行分析之外，往往难以帮助他们识别下一次泡沫。他们不光要知道为什么，而且要知道危机的发展过程，也就是正常的价格上涨是如何演变为泡沫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此书在序言部分借助美国的对冲基金经理之口就已经告诉读者次贷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产生机理，在随后的五个章节中，作者充分发挥自己当过记者的优势，通过大量的实地采访，分别对冰岛、希腊、爱尔兰、德国和美国这五个主权债务危机主角国家中的微观参与主体形象和行为进行了刻画，分析了危机在这些国家中产生的根源和发展的路径。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以及国民性格等不可量化的因素，在作者的眼中对于危机的起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产生了不同的危机演变路径，甚至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现象。这一观点似乎与全球一体化、同步化的趋势判断不太一致，不过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虽然资本可以全球自由流动，但是各国的文化、民族差异客观存在，这使得过剩的资本在不同国家以不同的形式兴风作浪。具体来说：
冰岛这个在2008年次贷危机中就已经破产的国家，之所以会有如此疯狂的泡沫，在作者看来，与他们的大男子主义盛行密不可分，而且自然环境恶劣压抑了他们的欲望，所以在泡沫中，冰岛人想急于告别捕鱼的生活，成为投资银行家；冰岛人社交圈子狭窄、任人唯亲的生活习惯也使得泡沫借助群体的力量得以快速膨胀。
希腊的银行虽然没有在次贷危机中受到太大损失，但是希腊政府体系收支的混乱使得政府出现巨额赤字，并且把银行拖垮。作者分析说，希腊民众已经习惯于以牺牲公共利益来追寻自己的利益，这才是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真正根源。相比之下，引发希腊政党更迭的修道院行贿丑闻只是揭开了希腊政府隐藏的巨额赤字，但是却往往容易被作为引发主权债务危机的替罪羊。
虽然爱尔兰的银行并没有过多投资美国次贷资产，但是他们集中涉足爱尔兰国内的房地产泡沫，在美国次贷泡沫破裂后引发的连锁反应中受损严重。债权人基本是外国投资者，本来不太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不过爱尔兰政府并没有让银行债务违约，而是选择国家承担债务，进而使得爱尔兰也加入到了主权债务危机国家之列。作者认为，爱尔兰政府的此种行为或许可以从其隐忍的国民性格上找到答案。
德国在此次主权债务危机中始终有意无意地被期望扮演救世主的角色，欧元的命运在很多时候实际上掌握在德国人手中，作者认为，这一地位来自于德国人的谨慎和克制。或许德国人由于20 世纪2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恶性通货膨胀留下的惨痛经历过于深刻，使得他们在面对信贷扩张时保持警惕，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房地产价格暴涨和过度消费信贷。但是作者的描述为我们揭开了德国人的另一面，德国人外表光鲜，但内里却未必像表面看起来的那样，他们虽然在国内保持克制，但是商业银行在海外的次贷和主权债务投资中也是近乎疯狂的，在危机中也受伤惨重。而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德国人对于市场交易规则过度迷恋使他们受到华尔街投行的愚弄，在不少场合成为了接盘的傻瓜。这一特性也使得欧元诞生的基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存在根本性缺陷，当时的德国之所以会接受该条约，也是认为其他成员国会严格遵守条约中的规定。
美国作为次贷危机的发源地和重灾区，经过4年多的恢复性发展，似乎已经开始走出危机的阴影，主权债务危机在2011年只是在国债上限上调之前让美国市场虚惊一场，之后美债反而成为国际投资者的避风港，伴随着欧债危机的愈演愈烈，美债利率不断走低。尽管美国政府在主权债务危机中看似平安无事，但是美国各州以及地方政府的债务情况并不比欧洲诸国好到哪儿去。作者分析说，美国民众对于物质享受的追求使得政府开支居高不下，赤字规模难以缩减，债务不断积累，如果不进行改变，终将再次导致危机。
通过本书，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面放大镜，也可以说是一面哈哈镜，使我们了解到身处金融危机的各国民众以及金融人士等微观主体如何从切身利益出发来进行决策，更加丰富了我们对于金融危机的立体性、多角度的了解，而不是仅仅停留在通常对于危机理论的枯燥注解上。同时，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传统在金融危机中产生的影响存在巨大差异，这也值得我们在分析时借鉴。
正如作者在书中提到的，“信贷并非仅仅意味着金钱，它本身就是一种诱惑。信贷给整个社会群体提供了一次全面展露其品性的机会，但是，人们根本不能承受这种放纵的代价。信贷向举国上下的人们发出的信息是：‘现在熄灯了，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没有人会发现你的所作所为。’在黑暗中，人们想利用金钱达成的事情各不相同。”通过本书，读者能够对危机中主要经济体的经济社会体系的运行和文化传统等建立更加丰满和多层次的认识。虽然作者的观点在某些地方可能失之偏颇，但是至少为读者打开了一个新的角度和思路，有助于拓展我们的分析视野。
2012年11月6日于北京
最大的空头
与其说次贷危机是问题的根源，还不如说是问题的表象。产生次贷危机的更深层次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依然存在。
撰写这本书的想法纯属偶然。当时，我的另一本有关华尔街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书还在成书之中。在此之前，我就对在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崩溃中大发其财的一小撮投资者颇感兴趣。早在2004年，华尔街几家最大的投资银行就亲手构建了最终摧毁自己的机制—针对次级债券的信用违约互换。信用违约互换促使投资者做空任何既定债券的价格—使之成为“空头”债券。这是一种保险单据，但个中却不无机巧：购买者无须拥有投保的资产。保险公司无法通过合法的途径将他人住宅的火灾保单卖给你，但是金融市场却可以，而且还可将他人投资的违约保险销售给你。成百上千的投资者都对信用违约互换市场有所涉猎—很多人认为，至少隐约觉得，美国房地产市场势必难以为继—但是仅有约15名投资者全面涉入其中，投入大量赌注，以期有朝一日美国主要金融市场将陷入崩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伦敦或纽约经营对冲基金；通常情况下，他们在面对记者时对此避而不谈。但如今，他们对此话题却如此开诚布公，这着实令人吃惊。在疯狂的世界中，作为一个头脑清醒者，难免会有一种陌生而孤独的感受。他们都曾有此经历，而当他们谈及自己的经历时，其语气之镇定，宛如一位只身坐在一艘小船中的默然看客，眼睁睁地看着“泰坦尼克号”撞向冰山。
出于本性，有些人对于此种孤独和沉默倍感难耐。在这个成员为数不多的群体中，其中一位便是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海曼资本公司对冲基金经理，他的名字是凯尔·巴斯。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得克萨斯人，年近40，在其职业生涯的早年间，曾在贝尔斯登公司工作过7年，主要向华尔街各公司销售债券。2006年末，他从在华尔街职业生涯中所赚取的1 000万美元中抽出了一半，又动用关系从他人那里筹集到5亿美元，最终创建了属于他自己的对冲基金，并由此展开了大规模做空次级债券市场的行动。随后，他乘飞机去纽约提醒他的老朋友们：列位已然在这场豪赌里押错了大小。对于他的忠告，贝尔斯登公司的员工们不以为然。“咱们各自管好自己的事就好。”其中一人这样说。2008年年底，当我去达拉斯看望巴斯时，次级债券市场已经崩溃，贝尔斯登公司也随之被卷入万劫不复的旋涡之中。如今的他十分富有，在投资界也小有名气。但是他的目光已不再停留在给他带来巨大利润的次级债券危机中了，他全力关注的新目标是美国政府。那时的美国政府正忙于收拾贝尔斯登公司和华尔街其他银行所留下的次贷残局。联邦储备局最终承担了约2万亿美元高风险债券所致的风险，这一行动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政府所采取的行动相差无几：各国国库和中央银行正在消化由那些在私营部门供职且享受高薪的金融家一手造成的不良贷款。
在凯尔·巴斯看来，这场金融危机仍未结束，它只是被富有的西方国家所倡导的“完全诚信”所遮蔽。对于这场危机将以何种形式告终，我花了一天时间倾听他和他的同事们进行的令人头晕目眩的探讨。他们已不再谈论债券的崩溃，而是谈论整个国家的分崩离析。
此外，他们又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投资观点，大致如下：自2002年以来，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产生了虚假繁荣的景象。所谓的经济增长，其实际推动力是人们可能无法偿还的贷款。据他们粗略估算，自2002年以来，全球债务—无论是政府的还是私营部门的—已经从84万亿美元增长到了195万亿美元，增幅超过一倍。“全球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高的债务累积额。”巴斯说道。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发放了大部分贷款的大型银行已不再被视为私营企业，而是当地政府的分支部门，若发生危机，政府无疑将帮助其摆脱困境。富裕国家的公共债务似乎早已危如累卵，而为了应对这场危机，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攀升。但是，这些国家的公共债务并不只是政府的债务，还包含银行系统的债务，只不过在发生危机时，这些债务被转移给了政府。“我们首先想计算出的数字，”巴斯说道，“是银行系统的债务究竟有多少，尤其相对于政府收入而言。我们花了4个月时间搜集数据，但迄今为止仍无法达成共识。”
若将这些数字累加起来，结果将十分惊人。就爱尔兰而言，其年度赤字巨大且呈现日益增长的态势，它所累积的债务是其年税收总额的25倍以上；而西班牙和法国累积的债务也是其全年收入的10倍以上。从历史的角度看，如此高水平的政府负债行为曾导致政府违约。“我认为，这些国家若要摆脱困境，唯一的途径是，”巴斯说，“他们的预算出现盈余。但是，若要这种事情发生，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至此，他依然在思索是否忽略了什么东西。“我曾到处寻找某个或者任何了解主权债务违约的人。”他说道。最终，他找到了有关这一议题的权威专家—哈佛大学的一位名叫肯尼斯·罗格夫的教授，当时他正好在和业内学者卡门·莱恩哈特共同撰写一本有关国家金融大崩溃的书，名为“八百年金融荒唐事”。“我们为罗格夫逐步解说了这些数字，”巴斯说道，“他只是看了一眼这些数字，随后仰靠在椅背上说道：‘真不敢相信，情况居然如此糟糕。’但是我说：‘等一等。您是全球主权债务方面的权威，是解决此类问题的专家。您曾在普林斯顿大学给本·伯南克授课，您把拉里·萨默斯引荐给其第二任妻子。假如您对此一无所知，谁又能知道这些呢？’我心想，谁会留意这样的事情呢？”
他终于提出了有关投资的新论点：与其说次贷危机是问题的根源，还不如说是问题的表象。产生次贷危机的更深层次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依然存在。投资者一旦觉醒，他们就会认识到规模庞大的西方政府并没有完全摆脱风险，进而在向其借贷资金时会收取更高的利率。当利率上升时，政府将会负担更重的债务，这就刺激利率进一步上升。令人担忧的是，某些国家根本无法承受利率的上升，因为仅债务的利息支付款项便能吃空预算。“例如，”巴斯说，“假如日本不得不按照法国的利率借钱，那么仅仅借贷利率的负担便会使政府破产。”一旦金融市场意识到这一点，投资者的看法将会发生改变；而一旦投资者的看法发生改变，上述政府将不得不陷入违约的境地。而随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所以得到暂时的平息，原因仅仅是，投资者相信，政府能够借贷到足够多的资金，以挽救各自的银行。然而，假如人们对政府本身也失去了信任，后果将会是什么样子？
另一场更大的金融危机也在酝酿之中—在凯尔·巴斯看来，这场危机只是个时间问题。2008年年底，他认为希腊或许会成为这场危机的第一个爆发地，并进而引发欧元危机；他还认为这场危机或许会在两年之内爆发，但是对于爆发的确切时间，他却没有十足的把握。“让我们假定需要5年时间，”他说，“即使假定还有7年时间。那么我是等到他们翻白眼儿时再着手此事，还是现在就未雨绸缪？答案是现在就动手准备。因为一旦人们意识到可能出现这种‘国家违约’的情况，国家早已‘病入膏肓’。假如你只是等待，你必将承担全部风险。”
在我们见面时，巴斯刚刚根据自己及其分析团队的考量，对其所认为的最有可能无法偿清债务的国家购买了首批信用违约互换：希腊、爱尔兰、意大利、瑞士、葡萄牙和西班牙。在购买这些赌注时，他直接与华尔街为数不多的大公司合作。在他看来，这些公司破产的可能性极小—高盛公司、摩根大通公司和摩根士丹利公司—但是，他对这些公司承受更加严重危机的能力却存有疑虑，于是他要求这些公司每天公布交易抵押品的情况。在今天看来，他当时所付的违约保险价格低得令人不可思议。例如，针对希腊政府的违约保险，他花费了11个基点投保。也就是说，对于希腊政府100万美元债券的违约，海曼资本公司每年支付的保险费为1 100美元。巴斯估算，当希腊出现违约时—势必如此—这个国家将不得不即时支付其债务的70%左右，也就是说，每下1 100美元赌注，即可有70万美元的回报。“人们不相信发达国家会违约，因为迄今我们从未亲眼目睹过这种情况出现，”巴斯说，“所以，现在每一个人都在饶有兴致地时刻关注着这种可能性，我们公司内部的投资者甚至也是如此。他们似乎在对我说：‘没错，你在次贷危机中的赌注的确押对了。但是，你所追寻的是一种十分极端的事件，你认为这些事件发生的频率很高，而事实并非如此。’对于目前的这种投资，我并非有意去追寻，而只是在了解世界运行机制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机会。”他继续说道，如今他已经了解到了世界运行的机制，他认为，只要是头脑清醒的人，必然会为另一场更大的金融危机作些准备。“这场危机可能并非意味着世界末日的到来，”他说，“但是很多人会损失很多钱。我们的目标就是不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他的话极具说服力，同时也令人难以置信。一个家伙坐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办公室里，居然对其几乎从未涉足的国家的未来发表以偏概全的论断，我不禁发问：针对素未谋面的一群人，他究竟如何知晓他们会怎样行事？在他滔滔不绝地陈述自己观点的时候，我的内心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过去也有人像他这样对不确定的事件确信无疑。我内心的一部分完全为他的论断所折服，并开始担心世界即将面临崩溃的局面的出现；但另一部分却在怀疑，他或许是个夸大其词的疯子。“您的论断太棒了，”我这样说道，但是我已然在思索着需要赶哪一趟航班，“但是即使您的说法是对的，普通人该如何应对呢？”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似乎我脑门儿上写着：世界上最愚蠢的人。
“当您母亲问您应该把钱投向哪里时，您如何告诉她？”我问道。
“枪支和黄金。”他简洁地说道。
“枪支和黄金啊！”我说。这样看来，他的确是个疯子。
“但不是黄金期货，”他说，丝毫没有注意到我在沉思，“你要投资实实在在的黄金。”他解释道，当下一场危机来临时，黄金期货市场可能会处于瘫痪状态，因为未兑付的黄金期货远远超过可以获得的黄金。人们以为自己拥有了黄金，而实际上他们所拥有的不过是一堆废纸而已。他打开抽屉，拿出一块巨大的金砖，放到桌子上。“我们买了很多这种东西。”
至此，我开始有些坐立不安，并不断地瞄向门口。现实中的未来要比华尔街人士让你信以为真的东西更加难以预测。一个如凯尔·巴斯能准确预测次级债券市场崩溃那样准确预测未来的人或许也会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拥有可以准确预测其他各种复杂事物的天赋。无论如何，对于刚刚在美国发生的一切，我太想弄清楚究竟了，以至于根本不关心世界的其他地方会发生什么，因为在当时看来，这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巴斯对美国刚刚发生的事情已经或多或少地失去了兴趣，因为他认为，在全球各地即将发生的事情更加重要。辞别巴斯后，我离开了达拉斯，内心对他有些不屑。撰写这本书的初稿时，我将有关凯尔·巴斯的部分全都删掉了。
随后，金融世界再次发生改变，而且变化的趋势与凯尔·巴斯的推测十分类似—很多国家的经济开始处于全面的崩溃之中。起初，一切似乎只与华尔街有关，后来，与华尔街有重大联系的每一个国家几乎都被牵扯进去了。我当时正在写一本有关美国次贷危机和利用次贷危机大发横财的人的书，因此，我开始去其他地方旅行，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在旅行期间，一个问题始终在困扰着我：达拉斯的一位对冲基金经理如何能预想到这些怪异的事件？
两年半之后，即2011年夏天，我回到达拉斯去问凯尔·巴斯这个问题。那时，希腊的信用违约互换已经从11个基点大幅跃升至2 300个基点，该国即将出现债务违约。爱尔兰和葡萄牙则急需大量的紧急援助，本来被视为毫无风险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其经济也处于崩溃的边缘。令人尤为惊讶的是，日本财政大臣即将向美国派出一个代表团，考察一些诸如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和黑石集团等大型的债券投资基金，看看能否找到愿意购买日本政府价值5 000亿美元的10年期债券的人。“这是一个迄今尚无人投资的领域，”巴斯说道，“如今，我们最大的投资目标是日本和法国。假如多米诺骨牌倒下，最糟糕的无疑是法国。我希望首先崩溃的不是美国。我所有的赌注都押在美国不会首先陷入崩溃上，这也是我最大的担心所在—我担心自己猜错事件发生的顺序。但是对于最终的结果，我深信不疑。”
他依然持有大量的黄金和铂金条，其价值现在已经增加了约一倍，但是他还在观望，寻找可能增值的合适硬通货，防止因所谓的法定货币即将来临的贬值而遭受损失。例如，5美分硬币。
“一枚5美分硬币中所含的镍的价值为6.8美分，”他说，“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刚刚购买了价值100万美元的5美分硬币，”他说。或许觉得这一说法不够确切，他随后又补充说：“2 000万枚5美分硬币。”
“您居然购买了2 000万枚5美分硬币？”
“嗯。”
“您是如何购买的？”
“实际上，这并不太难，”他说。随后他解释道，他给银行打电话，告诉他们要订购2 000万枚5美分硬币。银行虽然照做了，但是联邦储备局却产生了疑问。“显然，联邦储备局打了电话给银行，”他说道，“他们问银行：‘为什么您想要这么多5美分硬币？’所以银行便打电话问我：‘为什么您需要这么多5美分硬币？’而我则回答：‘因为我喜欢5美分硬币。’”
他抽出一张5美分硬币的照片递给我。果然，在位于达拉斯市中心的布林克集团的保险库里，我看到一只巨型木质托盘里堆满了5美分硬币。
“我敢断定，在接下来的两年之内，他们将改变5美分硬币的价值，”他说道，“你现在真的应该给银行打电话买一些。”
我怀疑凯尔·巴斯从来都不是一个喜欢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盯着电脑屏幕看的人。他喜欢这种悬而未决的生活。我们登上了他的悍马汽车，汽车保险杠上装饰着贴纸（上面写着：“上帝将保佑我们的军队，尤其是我们的狙击手”），此外，他还对汽车进行了改装，他对此很有兴趣。例如他可以按下一个键，然后便如同詹姆斯·邦德一样在驶过的路面上撒下一层大头钉。我们开车飞速驶进了得克萨斯的丘陵地。凯尔·巴斯利用从次贷危机中所赚取的财富，在这里购买了一处称得上是城堡的地产：在一处数千英亩的土地上，盖了一座4 000平方英尺的牧场庄园，庄园有自备的供水设施，还有一个藏有自动装置和狙击步枪及小型炸弹的武器库—足以装备一个营的兵力。那天晚上，我们坐在他的吉普车里游览了整个庄园，并用美国陆军最新配发的装有红外瞄准镜的狙击步枪射杀那些海狸，因为他认为，这些海狸对他的水路而言是一种威胁。“你可以在网上买到这些炸药，”当我们在黄色的丘陵中穿行的时候，他说道，“它就是一种分子间的反应而已。联邦快递可以邮寄成百上千磅此类东西。”经过第一夜的步枪射击后，那些侥幸逃脱的为数不多的海狸第二天将会发现，自己所筑的水坝已基本化为乌有。
“这听起来的确不像是一场公平的决斗。”我说道。
“海狸是啮齿类动物。”他说。
不管做任何事情，他都能乐在其中。他已经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密切关注全球的金融系统及运营该系统的人们，并最终对其产生了不太乐观的看法。这并没有使他感到沮丧。绞尽脑汁地思索似乎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情令他异常兴奋。“我并不是一个一味悲观的人，”他说，“我认为这是我们需要经历的东西。它是一种救赎—是对过去罪行的一种救赎。”
这位对冲基金经理的话几乎再次得到了验证，整个世界似乎都错了。我想，现在或许是提出困扰我两年多的那个问题的最佳时机。于是，我直截了当地说，您瞧，表面看来，您是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一位普通的对冲基金经理，自您成年以来，从未走出过这个小圈子。您不会说外语，也很少到国外旅行。您深深地热爱自己的祖国，您最大的慈善事业是救助受伤的老兵。您几乎不认识任何美国以外的人。您如何去研究有关这些遥远国度的金融未来的理论？
“这一切都要从冰岛说起，”他说，“我一直以来都对冰岛十分感兴趣。”
“为什么？”
“您小的时候，难道没有玩过‘大战役’这个游戏？”他问道，“我当时特别喜欢玩‘大战役’。而且我始终把所有的军队都部署到冰岛。因为你可以从冰岛袭击任何人。”
“可以从冰岛袭击任何人”的想法使凯尔·巴斯尽可能多地了解冰岛的有关知识，当冰岛事态有变时，他自然尤为关注。他发现，地理学家经常把冰岛作为一个国家实例，以说明其具有在长期恶劣环境中生存下来的特殊天赋。“我们不断地提醒，‘这些银行要破产了。’但政府还是在一味地挽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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