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情敌同居 方悄悄 中信出版集团

《与情敌同居》作者自序 
方悄悄 

《与情敌同居》这本书出版之前，我打开豆瓣搜索隐藏日志，确认*次将这篇发表出来是在2014年2月25日，那时候叫《与情敌共处一室的必备技能》。 
事实上，开始写这篇小说，肯定是在2011年，*晚不超过2012年，因为那时候我还在雪漫文化工作。当时，我看了江国香织的《沉落的黄昏》，很喜欢其中的人物关系，尤其喜欢那种女性之间*“情敌”关系的彼此心灵呼应。另一个女人对“我”来说，可能比爱情还重要，同时“我”和她的关系又不是恋情关系，甚至不是完全的欣赏，而是带有一点敌对。我对当时的总编老师说，我也要写一个这样的小说，她说，很难，你怎么才能让两个这样关系的女人住在一起呢？有些事日本人可以做，中国人做就很怪，那种看似微小的差异却是骨子里的。 
我知道老师说得很对，但我向来固执，觉得自己喜欢，就一定要写一写。要解决老师指出的问题，唯有设置更紧密的人物关系，设置更多现实中的阻力，为他们制造“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写起来我就发现的确很难。我几乎一下就把“情敌”定位成一个有孩子的神秘单身女人，话不多，甚至不怎么美（但后来会发现她十分美）。为什么这么做，可能那时候我对男性还是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吧。 
我大概为这个小说写了三四个开头的样子，实在都不像话，就把它搁下了。原本有可能就此搁下，但有天我看了大学同学东东枪的情感专栏《鸳鸯谱》，有一个女人给他写信，说自己从记事起，就和单身的外婆、妈妈生活在一起，长大后爱上了一个成熟已婚的男人，并且怀孕了。那个男人因为妻子家的势力很大，自己的事业基本都是靠妻子，所以根本不敢离婚，而她也从没有过让他离婚的念头。因为自己从小也是在单亲家庭里长大，所以不觉得一个人抚养孩子有什么问题。不过，她还是把怀孕的事告诉了他。之后发生的事情是难以想象的，那个男人带着妻子登门拜访，妻子说，让她生下孩子以后验DNA，如果确实是自己丈夫的孩子，就由他们家收养。既然是一起上门的，那么肯定是两人共同的意见。女人备感屈辱，但想到这也许对孩子更好，又或是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还是答应了。只是在给孩子验过DNA，确认的确是那个男人的孩子之后——她一念之下，居然就带着孩子逃跑了。 
因为那是一封公布的来信，所以很多人对这女人作出评论。大部分都是说她性格有缺陷，缺少父爱，行为偏激。少部分指责她不自爱，当第三者，毁了自己也毁了孩子的一生。只有很少的人出言安慰。几乎没有人对她努力自立、尽力不受干扰地与儿子生活在一起这件事表示乐观，说白了：没有人认为她这一生还能幸福。 
但我想，即便如此她还是有权力获得幸福的。可能性则另说。 
当时我似乎是辞了职，也失了恋，刚刚旅行回来。我和东东枪在对外经贸大学附近的一间咖啡馆里匆匆见了一面，我对他说，我要把这个女人写进小说，并给她一个幸福的结局。 
话虽如此，这几乎算不上什么承诺。后来的日子里，我很久很久都没有写小说，再次动笔，是我上一本书的*篇，《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百分之百的异性恋》，一开始叫做《初夏的房间》。现在想起来，那的确是一个很怪异的开头，是濒临放弃的边缘时，一次绝望的尝试。那个小说滑向了我意想不到的方向，在那之前我是个青春文学作者，虽然出过两本书但自己都觉得不够理直气壮，想要转型但其他类型的出版之门似乎已经向我关死，而那篇小说带给了我很多。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它磨练了我的一种写作方式，就是不管怎样，写下了开头就一定要尽力写到结尾，开始的故事尽量松散，尽量轻快，可以有一些自己也不明白怎么跳出来的情节，让人物自由出现，自由发展，到结尾再将他们收拢。如此写了几篇以后，我感觉能力有所提升，可以回头写这个与情敌同居的故事，于是就在豆瓣上发出了未完成的日志，当时，我认为很快就能写完了。 
然而事与愿违：我仍然在写到一半、一万多字的时候感觉无以为继，只好隐藏了日志。之后我写了一些别的小说，签了出书的合约，换了工作，卖房，买房，人生不甚激烈地持续震荡着，整个人似乎被缓缓地翻了一个个儿。这种震荡里，一篇未完成的小说显得不那么重要，如果没有厦门大学吴春明事件的话。 
现在应该很少人会记得这两个名字了吧，吴春明，“青春大篷车”。总是如此，没有例外，无论事件发生的当时激起过怎样的轩然大波，总归是迅速地被人遗忘。然而我还记得当时，豆瓣网友“桃花石上书生”的一篇帖子后面就有上千个讨论，即使在相对理性的讨论声中，也总有这样的声音：为什么别人没有遇到这样的事？为什么偏偏就是你？你自己没有想过利用跟导师的性交易保研吗？你现在揭露他还不是因为没得到好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声音呢？我想。 
我想象着自己如果是当事人，总会看到这样的指责，会作何感想。如何辩驳？这种事情根本是无法辩驳的。黑暗似乎是有实体的东西，比淤泥还要更加粘稠，一旦陷入其中，即使用尽全力拔身出来，也终身无法与其划清界限，灵魂的一角永远是黑暗——我真真切切地感受着。 
然而，这样就无法幸福了吗？ 
一定会走出来，一定会幸福的。我这样想。 
女人的心里，有多少高贵和坚韧，就能凭借这种品质获得幸福。 
我要写这么一个关于幸福的小说。在我的小说里，让这个女人获得幸福。 
当然，如果有人说这种想法很幼稚，我也无话可说。 
总之就是重新动笔了，仍然很不顺利，中间有一次改成日记体，写了十几段又改了回来。这个过程一拉长，整个人又会变得焦虑不安。这东西没什么意思啊！写得不好啊！写它干什么啊？每次打开文档，都要跟这样的心绪斗争。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如果再不完成，可能就真的永远完成不了了，终于横下一条心，以每天一两千字的速度写到了结尾。 
写完，正式发布到网上，已经是2016年了。 
这是这篇小说的由来——其实这本集子中的每篇小说，几乎都是这样写成的。 
要获得幸福啊！这样一种呐喊。再加上那种一定要写到结尾的决心。从*初想写一个故事，到想到其中的人物，再到写出来，总会经历很长的时间。 
每一次都得跟“这东西写了有什么用”的念头打上漫长一架。本雅明说，不要跟人谈论还没完成的作品，因为只有与人谈论它的愿望，才能使你尽快完成它。的确如此。写小说能带来什么？多数时候什么也不能带来。但报偿是，你能与人谈论。多数时候人类还是需要交流的动物，交流能带来快乐，甚至有些时候带来安慰。 
好了就这样。 

应该说说这本即将出版的书了。这是一本小说集，共收录了5篇小说，其中4篇都比较长。除了同名的《与情敌同居》之外，我觉得写得更好的是《谁人是你一生中*爱》，那也是一个关于幸福的故事，关于“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一切，还有没有可能再次幸福”？不过，我*喜欢的一篇、也是其中*长的一篇，是《蓝衬衫的女孩》。 
在我上一本书里有一篇《如何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床垫销售员》，那一篇其实是《蓝衬衫的女孩》的变形。在这一篇里的阿蓝，才是真正的蓝衬衫女孩。它开头更早，差不多跟《与情敌同居》一样早，因此在中间还能看到“非典”“短信”这样久远的词……但它完成得更晚。中间一度，我以为不可能完成了，于是整个重写，成了销售员那篇。但那篇太实了。阿蓝居然成为了一个真正有职业的人，尤其是，居然成为了一个精明能干的人。尽管长相类似，但她不是我曾经徒劳地在空气中捕捉的阿蓝。当我写完这本书里的重头篇目，我意识到，那些作品中，对于幸福的渴望太过沉重了，而阿蓝是连幸福也不想要，即使在幸福里也不停留。相对应的，我也无需要交代她从哪里来、以何谋生、又消失在哪里。包括对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是。包括整篇小说都是。当这篇小说写下*后一句，我感到久违的难过，似乎要跟什么人告别，我感到它其中就连我自己也有些费解之处，但同时我又十分肯定，这些费解之处不需要一一去解释清楚——这就是小说。 
与其说这是我写出来的小说，这更像是阿蓝送给我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