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译注（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 王守仁|王晓昕 中华书局

前　言

《传习录》是王阳明的代表著作。要了解和读懂王阳明其人其学，《传习录》是必读之书。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自号阳明，浙江余姚人，二十八岁中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他自幼立下学做圣贤的志向，历经反复求索，于三十七岁时，在边远的贵州龙场经体悟而确立了“心即理”的哲学立场和“知行合一”的心学宗旨，终于明确了他立志成圣的道路和方向，开始了他心学体系的建构。晚年在江西提出“致良知”命题，其心学体系臻于完备，使他成为历史上心学的集大成者。

《传习录》记载了王阳明全部重要思想的主要表达，和这些思想发生、发展、形成的全部过程。读好《传习录》，可使我们深入地走进王阳明的思想世界。

一、《传习录》的特点

书名中“传习”二字，源于《论语·学而》曾子所云：“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传”是老师向学生传授知识，“习”是学生对老师所授知识的学习、温习，“传”“习”二字体现出师生的教学互动。《传习录》与《论语》一样，采用了大量“问答”形式，问者（主要是学生）问，老师答，一问一答，格外生动活泼。有随机提问，随机作答，如果学生善于提问，老师回答精妙，那真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知识与思想的学习与传播，就在一种无拘无束的状态下快乐地进行着。所以从形式上看，《传习录》一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采用了问答形式，一问一答，随机性很强。

二是相类似的问题会多次出现，有不同表述，不同回答。

三是成书时间跨度长，前后历经五十五年。

基于上述特点，《传习录》与通常的著作不同，从整体上看，它不是按问题的逻辑顺序来安排的，而是按问答的时间先后来排列。这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有利有弊。有利的是我们在理解同一问题时，可以通过其在书中不同阶段的相关表述，来考察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把握这一问题的发展过程。不利的是一般读者若按书中自然顺序来读，往往会产生思路的中断和理解上的困难。所以，要学好这本书，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它的基本结构。

二、《传习录》的基本结构

《传习录》一书，原文不到十万字，分上、中、下三卷。各卷成书时间不一样。三卷共342条，即342个问答。上卷129条，由王阳明的三个学生辑录，内容大约产生于1512年至1518年之间；中卷71条，大约产生于1519年至1524年之间；下卷142条，产生的时间跨度大，内容则是在1518年之后至1528年之前。

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

一是《传习录》原文虽由342个问答组成，但原书并未编有序号。我们今天所编从1到342的序号，是参照了陈荣捷先生所著《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湾学生书局版）一书加上去的。序号的使用，对于阅读、学习、研究，无疑提供了便利。

二是除了原文的342条外，《传习录》的主要编辑者，王阳明的学生徐爱、钱德洪等，在编写过程中写有一些序、跋，我们在阅读时，应注意将原文与这些序、跋加以区分，当然，这些序、跋对于理解正文是十分有帮助的。

三、《传习录》的成书始末

《传习录》的成书，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若以成书时间为序，可分“初刻”“续刻”“续录”三个阶段。

（一）初刻传习录

初刻阶段的动机，可追溯到1512年，王阳明的弟子徐爱（字曰仁，号横山，1487—1518，浙江余姚人，既与阳明同乡，也是阳明妹夫）是这一阶段的关键性人物。1512年年底，阳明升南京太仆寺少卿，逢徐爱以祁州知州考满进京，于是师徒二人结伴从北京出发，乘船沿京杭大运河南下省亲。船行一月余，次年二月方至。一个多月时间里，二人的讨论成为《传习录》开篇的内容，钱德洪在《年谱》中说，徐爱“与先生同舟归越，论《大学》宗旨。闻之踊跃痛快，如狂如醒者数日，胸中混沌复开。仰思尧、舜、三王、孔、孟千圣立言，人各不同，其旨则一，今之《传习录》所载首卷是也”。徐爱搜集先生自这次以来的言论，并作序与跋。在序中，他承认自己接受先生的教诲历经了三个步骤：开始时“因旧说汩没，始闻先生之教，实是骇愕不定，无入头处”，继之“其后闻之既久，渐知反身实践”，最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傍溪小径、断巷绝河矣”。徐爱得先生平日言论，尽行搜集，相互订正，其苦心良在，可惜英年早逝，后人称其为“王门颜子”。

《传习录》最初为徐爱所辑，仅一卷，未及刊行，又难免有部分散佚。徐爱殁后不久的正德十三年（1518）八月，同是王阳明学生的薛侃（字尚谦，号中离，1486—1545）得徐爱留下的《传习录》手稿（其中问答14条，序1条，跋1条），加上他自己搜集的阳明讲学手稿（含问答35条），又加上另一同门陆澄（字元静，一字清伯，生卒年不详）所录听讲笔记凡80条，三人共129条，合为一书，首刻于江西虔州（即今赣州），称虔刻本。后录《王文成公全书》卷一，谓《传习录上》，即所谓“初刻传习录”。

（二）续刻传习录

《传习录》续刻于嘉靖三年甲申（1524）十月，南大吉（字元善，号瑞泉，1487—1541，陕西人）是这一阶段的关键性人物。作为绍兴知府，南大吉不仅以官员身份拜师阳明，还尽心整理老师文字。他复取老师论学书信共九篇，即《答顾东桥书》（又名《答人论学书》）、《启周道通书》、《答欧阳崇一》、《答罗整庵少宰书》、《答聂文蔚书》各一篇，《答徐成之》二篇，《答陆元静》二篇，合做一册为下，又将虔刻本作为上，上、下合成《传习录》二卷，命其弟南逢吉（字符真，号姜泉，1494—1574）校刻于浙江绍兴，名《续刻传习录》，又称越刻本或南刻本。作为知府的南大吉又设置稽山书院，请阳明前往讲习，并以此为教本。这时的《续刻传习录》只有上册是问答形式，下册则是论学书信形式。后来发生了几次变化：一是钱德洪作了删补附序，补入《答聂文蔚》第二书，将《答徐成之》二书移置《外集》，又以《训蒙大意》及《教约》附后，写了一篇序，并将原因作了交待。二是将下卷由书信体转换为问答体，时间稍晚，则是发生在整个《传习录》完成之时，即传习续录阶段。

（三）传习续录

南刻本《传习录》梓行后，阳明门人及时儒对该本不断有所校正续刻。嘉靖七年（1528）十一月，钱德洪与同门王畿（字汝中，号龙溪，1498—1583）相约赴广信奔师丧，讣告同门，约定用三年收录阳明遗言。同一年，门人聂豹（字文蔚，号双江，1487—1563）与陈九川（字惟浚，号明水，1494—1562）对南刻本重加厘订，删复纂行，总为六卷，刻于八闽，称“闽刻本”。嘉靖三十年（1551），时儒蔡汝南（字子木，号白石，1514—1565）、孙应奎（字文卿，号蒙泉，？—1570）两人将阳明手授《传习录》梓刻于石鼓书院，据南本翻刻，称石鼓书院本，亦称衡湘书院本。嘉靖十三年（1534），钱德洪主试山东，翌年归而删正，欲将其所录与《文录》合刻于苏州，后因母丧作罢。嘉靖三十四年（1555），门人曾才汉（字明溪，号双溪）偶获钱德洪未及付梓的手抄本，旁为采辑，汇成一集，名《遗言》（又即《遗言录》），刻于湖北。钱氏读之，认为采录未精，于是“删其重复，削去芜蔓，存其三之一，名曰《传习续录》”，刻于宁国（安徽）水西精舍，称水西精舍本。嘉靖三十五年（1556）夏，德洪游学湖北蕲春，遇门人沈宠。沈宠担心阳明真教不传，遂力劝钱增刻逸稿。德洪决定“复取逸稿，采其语之不背者一卷，其余影响不真，于《文录》既载者，皆削之”，为求全书体例统一，德洪将中卷的书信体改为问答体，交付黄梅府尹张君刻于崇正书院。其增刻部分与《续录》部分即今《传习录》下卷，称《传习续录》，包括陈九川录21条，黄以方录15条，黄勉叔录11条，黄勉之录68条，黄以方又录27条，合142条。

明隆庆六年（1572），后学谢廷杰（生卒年不详）巡按浙江，偶“阅公（王阳明）文，见所谓录若集，各自为书”，又恐“四方之学者，或弗克尽读”，决定将汇集的阳明书札文稿作综合整理，分为六大类，第一类为《语录》三卷，即《传习录》上、中、下卷，并附录《朱子晚年定论》于后。这就是终本《传习录》，即本书所据底本。

四、《传习录》的基本思想

《传习录》的基本思想就是王阳明的基本思想，可以用“一条主线”、“三大命题”来加以概括。

“一条主线”即立志成圣。这是阳明自幼立下的伟大志向，他一生中的各个阶段，都在为实现这一志向做出不懈的努力。《传习录》中讨论的一个个问题，无一不是紧紧围绕这一志向加以展开。只要我们悉心阅读，深入思考，认真领会，不难在字里行间发现他那始终未曾泯灭的良苦用心。

“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思想的三大核心命题。这三大核心命题也是紧紧围绕“成圣”主题而加以展开的。“心即理”是他成圣之路的基本立场，“知行合一”是他成圣之路的不二功夫，“致良知”则是他创造性地揭示出的本体与功夫高度一致的实现成圣理想的根本宗旨。

“心即理”之所以是成圣之路唯一可靠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就在于离开了这个立足点和出发点的成圣追求都是不可靠的和注定会失败的。宋儒以“性即理”为立足点和出发点的成圣之路，已被证明为不可行而遭致失败。陆象山虽亦以“心即理”为之立足，但其“心”限于“吾心”而非天下人之本心（良知），因而有点“粗”。

“知行合一”这一命题在《传习录》中有多处表述，由于《传习录》各条是大致地依时间顺序辑录的，所以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这一理论从提出、展开、深化到成熟的大致过程。知是知什么？行是行什么？知与行的合一又是什么？无外乎，“知”是“知良知”，“行”是“行良知”，真正知道了良知就是在行良知了，切实地行良知了就是真正知道了良知。这从他晚年的《答顾东桥书》一信中可读到确切的解答：“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加“行”就是“致”，“知良知”加“行良知”就是“致良知”。

“致良知”即是王阳明思想中最为简捷、最为核心的命题，也是他实现成圣理想的最根本的方法。《传习录》中多处讨论“致良知”，是最为集中的话题。

人人致良知。良知是人人所具有，无论圣凡，无论智愚，无论高低，无论贵贱，无不本心所有，不必向外寻求。良知于世间的意动，生出习染，就有了善恶之分，故须去昏蔽，革习染，以存善去恶。正心，明德，明善，诚身，省察克治，事上磨炼，是人人皆应修习的功夫，所谓利根之人一悟即透，中根及以下人，或学知利行，或困知勉行，虽“致”的功夫大小不同，人人致良知则是没有例外的。

时时致良知。“集义只是致良知”，“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187）。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也无论是熙熙攘攘时还是人消物静时，时时皆应致良知，一刻也不能停息，“时时刻刻，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331），“学者时时刻刻常睹其所不睹，常闻其所不闻，工夫方有个实落处”（329）。时时皆应致良知，王阳明又将其概括为“此心更无放失时”（321）。特别是在私意方萌动时致良知，更见其功效：“你萌时这一知处，便是你的命根。当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功夫。”（333）

处处致良知。竭力致良知，不得有任何地方的脱离。“天地间活泼泼地，无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惟不可离，实亦不得而离也。无往而非道，无往而非工夫。”（330）处富贵也好，处贫贱也罢，人前也好，独处也罢，无论处境如何变化，致良知是不变的。他把良知比作《易》：“良知即是《易》，‘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此知如何捉摸得？见的透时便是圣人。”（340）能够在变化万端之处捉摸得住，见得透，这样一种处处致良知，真是一种极高的境界。

事事致良知。《传习录》第218条有一故事：“有一属官，因久听讲先生之学，曰：‘此学甚好，只是簿书讼狱繁杂，不得为学。’先生闻之曰：‘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为学就是学习致良知。阳明主张“四民异业而同道”，无论做何事，从事何职业，致良知是共同大道。

《传习录》所讨论的许多问题，无一不是围绕着“三大命题”展开，而“立志成圣”则是贯穿《传习录》全书的一大主题，也是贯穿王阳明一生思想发展从未间断的主线。

王晓昕

2017年秋于龙冈书院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余姚（今属宁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陆王心学集大成者。 相关著作，以《王文成公全书》为名结集出版。

 王晓昕，生于1951年，重庆开州人。贵阳学院教授，贵州省管专家、教学名师，贵州省阳明学学会会长，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相关著述有《东西形上摭论》《阳明心学摭论》《王学之魂》《王学之光》《王阳明与贵州》《王阳明与阳阳文化》等，点校整理有《阳明先生集要》《王文成公全书》等。

前言 1

传习录上 1

传习录中 187

传习录下 365

附录：朱子晚年定论 529

《传习录》索引 573

 《传习录》是明代著名哲学家王阳明的代表作品。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既有阳明与弟子之间的对话问答，又有阳明与时人的书信往还，内容丰富，体现了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诚意格物等哲学思想。王阳明对朱熹的哲学观点既有服膺，又有批驳，他认为朱熹晚年对自己早期的思想多有匡谬纠正，因此，编纂了《朱子晚年定论》。此次译注，为了方便读者全面理解阳明思想，将《朱子晚年定论》全文作为附录置于书末，另以哲学术语、人名、书名为主要索引项编制了《传习录》原文的索引。本书注释以阐述阳明哲学思想为旨归，精要得当，译文则通俗易懂，文笔流畅，是《传习录》译注类作品中的上乘之作。

 一、《传习录》是王阳明代表作品，是对阳明心学的集中体现，价值巨大，值得研读。

 二、这是中华书局推出的第一部《传习录》译注，从约稿到出版历时数年，可谓精耕细作。译注者长期从事阳明学研究，对阳明文献做了抽丝剥茧式深入解读，既推出了多部相关专著，又点校整理了《王文成公全书》，在此基础上撰著《传习录译注》，确保了注释和译文在注释字词、疏通文意的同时，能够体现出阳明思想的精髓。

 三、为了方便读者对相关内容做出准确定位，省去翻检之劳，我们编制了极为详细的目录和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