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复兴与乡教运动/20世纪乡村建设运动文库/当代齐鲁文库

 李培林（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是世界各国都需要经历的发展过程。欧洲国家的传统社会转型从16世纪开始，到19世纪中期工业化完成后得以基本实现。中国作为以农业为传统文明类型和农民为人口主体的国家，在近代以来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中心的整体性变革中，却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和挑战。乡村建设问题成为过去一百年中，中国社会发展为重要的、反复出现的议题。它的每次浮现，都是对不同政治、社会和知识力量在社会改造能力方面的检视。把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置于近代以来的“大历史”中审视不难发现，今天的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本质、重要的社会矛盾的当代体现，是对解决“三农”问题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也是对农村发展历史困境的全面超越。它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

以“社会运动”方式谋求农村复兴，是当时很多社会团体、实业家、学者和社会管理者的共识。自晚清起，中国的社会精英就开始探索乡村的改良。早的实践始自米迪刚等人在河北省定县翟城村提倡的“村治”示范，通过开展识字运动、公民教育和地方自治，实施一系列改造地方的举措，直接孕育了随后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由晏阳初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所主持的“定县试验”。如果说这个起于传统良绅的地方自治与乡村“自救”实践是在村一级展开的，那么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在其家乡南通则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县一级的探索。

20世纪20年代，余庆棠、陶行知、黄炎培等提倡办学，南北各地闻风而动，纷纷从事“乡村教育”、“乡村改造”、“乡村建设”，以图实现改造中国的目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乡村建设运动”蔚为社会思潮并聚合为社会运动，建构了多种理论与实践的乡村建设实验模式。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调查，当时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实验区达1000多处。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梁漱溟的邹平实验区、陶行知的晓庄实验区、晏阳初的定县实验区、鼓禹廷的宛平实验区、黄炎培的昆山实验区、卢作孚的北碚实验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无锡实验区、齐鲁大学的龙山实验区、燕京大学的清河实验区等。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陶行知、黄炎培等一批名家及各自领导的社会团体，使“乡村建设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国内外影响，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专辟“乡村建设运动”一节讨论民国时期这一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把当时的乡村建设实践分为西方影响型、本土型、平民型和军事型等六个类型。

1937年 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全国的“乡村建设运动”被迫中止，只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晏阳初坚持不懈，撤退到抗战的大后方，以重庆璧山为中心，建立了华西实验区，开展了长达10年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实验，直接影响了后来台湾地区的土地改革，以及菲律宾、加纳、哥伦比亚等国家的乡村改造运动。

“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在当事者看来“无疑地形成了今日社会运动的主潮”，在今天的研究者眼中，它也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社会运动”。尽管“乡村建设运动”的团体和机构，性质不一，情况复杂，诚如梁漱溟所言，“南北各地乡村运动者，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背景。有的是社会团体，有的是政府机关，有的是教育机关；其思想有的左倾，有的右倾，其主张有的如此，有的如彼。”他们或注重农业技术传播，或致力于地方自治和政权建设，或着力于农民文化教育，或强调经济、政治、道德三者并举。但殊途同归，这些团体和机构都关心乡村，立志救济乡村，以转化传统乡村为现代乡村为目标进行社会“改造”，旨在为破败的中国农村寻一条出路。在实践层面，“乡村建设运动”的思想和理论通常与国家建设的战略、政策、措施密切相关，并呈现出“群体性”和“多样化”的特点。

作为对数千年中华文明自下而上的一种历史传承与创新发扬，“乡村建设运动”在理论上并不限于对西方“冲击”的简单“回应”，也是基于对“老中国”的再认识，以及对平民、知识、知识分子和中国在现代世界处境的自觉反思。如果说鸦片战争后的“自强运动”，体现着被压迫民族的自尊与憧憬，同时也作为封建统治者及上层精英们的“自救”，然而随着甲午以来“体用说”及其指导下洋务实践的破产，则产生着整体性的“西化/现代化”动力，在以工业化为主导、以城市化为重点的历史变迁中，存在着“都市本位、工业优先、从三农提取剩余产品、改革成本向乡土转嫁”等特点，都市的发展，其反面就是农村的崩溃。使农村加速崩溃的种种事实，同时就是使都市发展的事实。“一部中国近百年史，从头到尾就是一部乡村破坏史。”

上层和精英的“自强”导致下层和乡土社会的“自毁”，引发了“多元救国论”的进一步兴起，“救济”、“复兴”、“建设”、“改造”农村的改良主义运动在各地不断出现。用梁漱溟的话说，“谋救人的要到乡村，谋自救的也要到乡村，从从容容作学术研究的归到乡村，急急忙忙救死不遑的也须归到乡村，东西南北都归到一块”。马若孟在《中国农民经济》中认为，“随着更多的人外出旅行和通信及交通的改善，那些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意识到了他们自己与农村居民之间正在变宽的鸿沟。城市在农村落后的汪洋大海中只是一些近代化的小岛。这种意识促使学者、革命者和官吏们更近地观察农民，严肃地考虑他们的问题。每个阶层都感觉到，如果不能找到某种改进农业的方法，中国就永远不能独立和强盛，也将无法发挥其经济发展的潜力。”

因此，我们不应该仅将“乡村建设运动”理解为消极应对的产物，它实际上是近代以来“以都市支配农村”发展路向的一个历史性反拨。关于乡村建设的报道、评论、争议在各种刊物连篇累牍出现。在知识分子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影响的当属梁漱溟主持的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区和晏阳初主持的定县乡村建设实验区，对全国的乡村建设事业起到了示范与推动作用。梁漱溟和晏阳初在从事实际的乡村建设实验前，以及实验过程中，对当时中国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出路都进行了理论探索，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看法，成为乡村建设实验的理论根据。

梁漱溟曾是民国时期宪政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实践者。由于中国宪政运动的失败等原因，致使他对从前的政治主张逐渐产生怀疑，抱着“能替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的志向，他开始研究和从事乡村建设的救国运动。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原为乡村国家，以乡村为根基与主体，而发育成高度的乡村文明。中国这种乡村文明近代以来受到来自西洋都市文明的挑战。西洋文明逼迫中国往资本主义工商业路上走，然而八十多年来除了乡村破坏外并未见都市的兴起，只见固有农业衰残而未见新工商业的发达。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思想和主张，源于他的哲学思想和对中国的特殊认识。在他看来，与西方“科学技术、团体组织”的社会结构不同，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不同于“从对方下手，改造客观境地以解决问题而得满足于外者”的西洋文化，也不同于“取消问题为问题之解决，以根本不生要求为上之满足”的印度文化，中国文化是“反求诸己，调和融洽于我与对方之间，自适于这种境地为问题之解决而的满足于内者”的“中庸”文化。中国问题的根源不在他处，而在“文化失调”，解决之道不是向西方学习，而是“认取自家精神，寻求自家的路走”。乡村建设的理想是社会和政治的伦理化，基本工作是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主要途径是乡村合作化和工业化，推进的手段是“软功夫”的教育工作。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建设不能走发展工商业之路，也不能走苏联的路，只能走乡村建设之路，即“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使中西文化得以融通，开创民族复兴之路”。他特别强调，“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他将乡村建设提到建国的高度来认识，旨在为中国“重建一新社会组织构造”。他认为，救济乡村只是乡村建设的“层意义”，乡村建设的“真意义”在于创造新文化，“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只有理解和把握了这一点，才能理解和把握“乡村建设运动”的精神和意义。

晏阳初是中国著名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专家，1926 年在河北定县开始乡村平民教育实验，1940-1949 年在重庆歇马镇创办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后改名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并任院长，组织开展华西乡村建设实验，传播乡村建设理念。他认为，中国的乡村建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乡村既是中国的经济基础，也是中国的政治基础，同时还是中国人的基础。“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乡村建设就是要通过长期的努力，去培养新的生命，振拔新的人格，促成新的团结，从根本上再造一个新的民族。为了实现民族再造和固本宁邦的长远目的，他在做了认真系统的调查研究后，认定中国农村普遍的问题是农民中存在的“愚贫弱私”四大疾病；根治这四大疾病的良方，就是在乡村普遍进行“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以治愚、生计教育以治贫、卫生教育以治弱、公民教育以治私，终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礼俗“六大建设”。为了实现既定的目标，他坚持四大教育连锁并进，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统筹协调。他把定县当作一个“社会实验室”，通过开办平民学校、创建实验农场、建立各种合作组织、推行医疗卫生保健、传授农业基本知识、改良动植物品种、倡办手工业和其他副业、建立和开展农民戏剧、演唱诗歌民谣等积极的活动，从整体上改变乡村面貌，从根本上重建民族精神。

可以说，“乡村建设运动”的出现，不仅是农村落后破败的现实促成的，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的产物，两者的结合，导致了领域广阔、面貌多样、时间持久、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而在“乡村建设运动”的高峰时期，各地所开展的乡村建设事业历史有长有短，范围有大有小，工作有繁有易，动机不尽相同，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邹平实验区、定县实验区的影响。

20 世纪前期中国的乡村建设，除了知识分子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还有 1927-1945 年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农村复兴运动，以及1927-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乡村建设。“农村复兴”思潮源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体上与国民政府推动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和由社会力量推动的“乡村建设运动”同时并起。南京国民政府为巩固政权，复兴农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先后颁行保甲制度、新县制等一系列地方行政制度，力图将国家政权延伸至乡村社会；二是在经济方面，先后颁布了多部涉农法律，新设多处涉农机构，以拯救处于崩溃边缘的农村经济；三是修建多项大型水利工程等，以改善农业生产环境。1933 年 5 月，国民政府建立隶属于行政院的农村复兴委员会，发动 “农村复兴运动”。随着“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展，赞扬、支持、鼓励铺天而来，到几个中心实验区参观学习的人群应接不暇，平教会甚至需要刊登广告限定接待参观的时间，南京国民政府对乡建实验也给予了相当程度的肯定。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工作会议后，建立县政实验县取得了合法性，官方还直接出面建立了江宁、兰溪两个实验县，并把邹平实验区、定县实验区纳入县政实验县。

1925年，成立已经四年的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农村在革命版图上的重要性，要把农民动员成一股新的革命力量，遂发布《告农民书》，开始组织农会，发起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乡村的衰败是旧的反动统治剥削和压迫的结果，只有打碎旧的反动统治，农民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实现“耕者有其田”，才能解放农村生产力。在地方乡绅和知识分子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的江西、福建等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乡村改造和建设运动。它以土地革命为核心，依靠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贫雇农，以组织合作社、恢复农业生产和发展经济为重要任务，以开办农民学校扫盲识字、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强健民众身体、改善公共卫生状况、提高妇女地位、改革陋俗文化和社会建设为保障。期间的尝试和举措满足了农民的根本需求，无论是在政治、经济上，还是社会地位上，贫苦农民都获得了翻身解放，因而得到了他们坚决的支持、拥护和参与，为推进建国后的新中国农村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与乡建派的乡村建设实践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开启了没有乡建派的乡村革命实践，通过领导广大农民围绕土地所有制的革命性探索，走出了一条彻底改变乡村社会结构，彻底改变城乡关系的乡村建设之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掀起的阶级斗争和土地革命，也引发了更多城市知识分子思考乡村改良的不同道路。

因为不能改变农村的土地所有制，“乡村建设运动”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民国农村的问题，诸如农产品的技术推广、农产品运销以及金融流通等，难以达到农业经济复苏的目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当时就遭到了十分尖锐、深刻的批评，这种批评，有来自国际组织的，有来自政府重要人物的，更多的来自学术界，尤其是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他们认为，改良主义运动的实际工作，无论是从教育农民入手，从改良农业技术入手还是从组织乡村自治入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以承认现存的社会政治机构为先决条件，对于阻碍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残余势力的统治，是秋毫不犯的。所以，“尽管许多从事乡村改良工作的人员抛弃都市的享乐，而到农村去做那些艰苦的工作，精神是可钦佩，主观上是为了拯救中国农村的崩溃（当然也有把乡村工作当作进身之路的），但客观上起到开倒车的作用”，因为中国农村所需要的是推翻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铲除封建残余势力的统治，而“在各种改良主义的麻醉下，以平民识字课本、改良麦种、改良农具作钓饵去吸引农民，以自治、保甲、民团等等新的桎梏，去束缚农民底解放斗争”。“这里显然是两种不同的主张。这两种主张的相互论争，当然不是无原则的互相倾轧，而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切不说恢复并巩固现存的社会秩序，同否定这社会秩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主义；即以对于发展教育和改良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的见解而言，这里也存在着两种根本的主张。”总的看来，批评者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以温和的手段从事枝节的社会改造，不可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

在20世纪风云变幻的政治条件下，以教育、社会运动和经济建设来改良乡村，不能给中国乡村问题提供根本的解决，乡村建设所面临的政治瓶颈不仅阻碍它继续前行，也是导致它后失败的主要原因。虽然晏阳初开始一直宣称他的乡村建设与政治无涉，但后不得不承认，“事实的情势使我们也不能不钻入政治”；梁漱溟也说过他的“两大难处”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

“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和实践虽然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从总体上看并不成功，这也说明了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改良主义在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但是学者们也普遍指出，乡村建设学派也有不少值得肯定之处。著名学者孙本文就认为，该学派“值得称述”之处，主要有两点：“，他们认定农村为我国社会的基本，欲从改进农村下手，以改进整个社会。此种立场，虽未必完全正确；但就我国目前状况言，农村人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农业为国民的主要职业；而农产不振，农村生活困苦，潜在表现足为整个社会进步的障碍。故改进农村，至少可为整个社会进步的张本。第二，他们确实在农村中不畏艰苦为农民谋福利。各地农村工作计划虽有优有劣，有完有缺，其效果虽有大有小；而工作人员确脚踏实地在改进农村的总目标下努力工作，其艰苦耐劳的精神，殊足令人起敬。”乡村建设学派的工作曾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不少国家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乡村建设与社区重建中，注重借鉴中国乡村建设学派的一些具体做法。晏阳初1950年代以后应邀赴菲律宾、非洲及拉美国家介绍中国的乡村建设工作经验，并从事具体的指导工作。

总起来看，“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国百年的乡村建设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融汇中西的作用，它不仅继承自清末地方自治的政治逻辑，同时通过村治、乡治、乡村建设等诸多实践，为乡村民主革命道路的发展探索了方向。同时，“乡村建设运动”是与当时的社会调查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批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走出书斋、走出象牙塔，投身于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改造，对乡村建设进行认真而艰苦地研究，并从丰富的调查资料中提出了属于中国的“中国问题”，而不仅是解释由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问题”或把西方的“问题”中国化，一些研究成果达到了那个时期所能达到的，甚至迄今难以超越。“乡村建设运动”有其独特的学术内涵与时代特征，是我们认识传统中国社会的重要基础，也是我们今天在新的现实基础上发展中国社会科学不能忽视的学术遗产。

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利用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资料的突破往往能带来研究的突破。20世纪前期的图书、期刊和报纸都有大量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著作、介绍和研究，但目前还没有“乡村建设运动”的系统史料整理，目前已经出版的文献多为乡建人物、乡村教育、乡村合作等方面的“专题”，大量文献仍然散见于各种民国“老期刊”，沉睡在各大图书馆的“特藏部”。本项目通过对“乡村建设运动”历史资料和研究资料的系统收集、整理和出版，力图再现那段久远的、但仍没有中断学术生命的历史。一方面为我国民国史、乡村建设史的研究提供手资料，推进对“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整体认识，催生出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为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在城乡一体化、新型城镇化、乡村教育的发展等提供参考和借鉴，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做出应有的贡献。

由于大规模收集、挖掘、整理大型文献的经验不足，同时又受某些实际条件的限制，《20世纪“乡村建设运动”文库》会存在着各种问题和不足，我们期待着各界朋友们的批评指正。

是为序。

2018年11月3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