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研究(增订本)(精)/大家小书

郭沫若《屈原研究》导读

　　　李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

　　郭沫若曾坦言：“屈原是我喜欢的一位作家。”从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到1978年逝世，郭沫若始终喜爱着屈原。他读《史记》时，就对《屈原列传》深感兴趣；1912年在旧体诗《寄先夫愚》和为亡友吴耦逖所写挽联中，多次使用屈原的典故；其后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伐战争时期、流亡日本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等不同历史阶段，他都曾对屈原深致敬意，直到去世前一年，还挑出了礼赞屈原的《黄钟与瓦釜》（1963年作）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郭沫若以屈原为主题，写过旧体诗、新诗、古诗今译、小说、研究专著、剧本、杂文、报告等各种文体，形成了丰富而复杂的屈原言说。这些言说以学术论文和戏剧创作为代表，体现了鲜明的时代印痕。对于郭沫若的话剧《屈原》，学界已经多有展开，本文以郭沫若的《屈原研究》与《屈原赋今译》为对象，对其以屈原为代表的古典文学研究的特点略作探讨。

　　一

　　五四时期，郭沫若对屈原早的言论出现在1920年初写给宗白华的信中。在这封信中，郭沫若以《东君》中东君跟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Apollo在“乘车马，操弧矢，射天狼等等几无不相类”，证明“吾华民族西来说之可信”，“人类全体有一共栖时代之说，可于神话传说中寻出有利之证左”。1920年年底，郭沫若完成了以屈原为主人公的诗剧《湘累》，剧中屈原的台词实际上是郭沫若的“夫子自道”，除表达了郭沫若本人的诗学理想，还“借屈原之口，抒发了自己对‘混浊的世界’的愤懑之情，表现了自己为‘无辜的百姓’而长太息的赤子之心”。

　　郭沫若早对屈原所作的系统论述是1921年写作的《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他在文章中将屈原思想分出三个时期：“《离骚》《九歌》颇带神秘的色彩，盖因袭三代之思想而未变，是为因袭时期；《天问》及《九章》对于天问及其他因袭之观念始大起怀疑，是为怀疑时期；《远游》中借仙人王子乔语以表示其对于宇宙人生之彻悟，遂由多神的、神秘的思想，一变而无神的老庄派之形而上学。”郭沫若对屈原思想的分期是在他对中国历史的分期中凸显出来的。在与欧洲文化的类比中，郭沫若将中国古代历史分为三期。其中的第二期，也就是夏殷西周这一千多年的历史，被郭沫若称为中国历史上“次之黑暗时代”。“虞夏之际，为我国历史上之一极大的转换时期：古代思想由形而上学的、动的宇宙观，一变而为神学的、固定的宗教论；而政治组织由公产制度一变而为私产制度，由民主主义一变而为神权政治Theocracy。殷因于夏，周因于殷；政教专制之暴威，不输于秦汉以还；自由独创之传统精神，早已终绝一次。”屈原的《离骚》《九歌》就处于这个时代的阴影之下。在郭沫若看来，《天问》充满了怀疑思想，体现了Renaissance（文艺复兴）的精神。郭沫若重点讨论了《天问》“吾人试细味屈子原文，可知其深为有扈氏鸣不平。聊借他人之酒杯，以自舒愤懑。……屈子殆深为有扈氏呼冤而因以疑天帝之存在”。这正表现了郭沫若当时的研究取向：以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

　　对于屈原的“怀疑”和“彻悟”，郭沫若在《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述。郭沫若认为，对于宇宙人生，人类在不开眼的时代“是幸福的时代”，但人类逐渐“把我们的心眼睁开内外观察”时，才发现有很多即便是科学也不能回答的问题，屈原“在《天问》《卜居》之中对于宇宙人生发了许多的疑问，他是知道上帝的名称的，他也是知道本体的悬拟的”，“他曾梦想上天，但升至中道又失了航路。形而上学的灰色的理论，也终竟于他无补，他终竟跳在汨罗里面死了”。在郭沫若看来，这种因为彻底怀疑而自杀其实并不可取，他心中的偶像是浮士德。浮士德在“大悟一番”后，“献身于陶醉之中，献身于至痛苦的受用，人生一切的痛苦都要在他内部的自我中领略，把一切的甘苦都积在胸中，把自我的小己推广成人类的大我”。

　　郭沫若在五四时期以西方理论为关照，在跟西方文化的发展进行类比中确定了屈原在历史上的位置，突出了个性鲜明、充满怀疑精神的诗人屈原形象。这事实上是诗人郭沫若的镜像，对这一镜像，郭沫若充满了反省意识。

　　二

　　1935年，正在日本流亡的郭沫若应开明书店之邀，写作《屈原》作为“中学生丛书”之一并出版单行本。该书是郭沫若关于屈原的本专著，由《屈原的存在》《屈原的作品》《屈原的艺术与思想》《离骚今言译》四部分组成。

　　1921年，郭沫若对屈原作品按照创作时间排序为：《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但在1935年的《屈原》中，郭沫若认为：《离骚》是屈原“晚期的作品，也是他的成熟的作品”；《九歌》“当作于他的早年得志的时候”；《天问》作于“襄王时被放逐于汉北以后，是在《悲回风》之后，《哀郢》之前”；《九章》非作于一时，《橘颂》早，其余八篇与《离骚》《天问》同，都是屈原放逐以后的晚期作品，顺序依次为《悲回风》《惜诵》《抽思》《思美人》《哀郢》《涉江》《怀沙》《惜往日》；《招魂》也为屈原早期的作品。据此，郭沫若将屈原的作品分为三期：期包括50岁以前的作品，有《橘颂》《九歌》《招魂》；第二期为50岁至62岁时的作品，包括《悲回风》《惜诵》《抽思》《思美人》《天问》；第三期为62岁自沉汨罗之前短短几个月间的作品，包括《哀郢》《涉江》《离骚》《怀沙》《惜往日》。对于屈原作品的如此分期，是基于郭沫若独特的研究所得。

　　《屈原》后一节标题为《言行一致的爱国诗人》，着重论述了屈原的爱国精神。郭沫若认为，楚国无论从疆域还是富庶程度上说，都有可能实现大一统的目标，但偏偏被后起的秦国战败了。但屈原“不甘心也就是楚人的不甘心，由这不甘心所生出的他的悲愤的文辞也就是楚人的呼吸，楚人特别爱他的辞，特别哀他的死，更由他的辞与死而增涨了民族的义愤”。“由楚人所产生的屈原，由屈原所产生出的《楚辞》，无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国统一着的。中国人如不灭种，中国文如不消灭，《楚辞》没有毁灭的一天。楚人的功劳是不朽的，屈原是永远存在的。”可见，郭沫若认为屈原和楚国虽然在事实上失败了，但在精神上却统一了中国。在郭沫若这里，文学作品充当了民族形成和统一的重要媒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比武力来得更为重要。但郭沫若很快就对这种论述有了反省。

　　这种反省体现在1935年11月郭沫若所写的《屈原时代》一文中。该文是“由社会史的一个角度里来作的观察”。郭沫若赞美屈原“在诗域中起了一次天翻地覆的革命”，但伟大的文学家屈原不过是“在时代的边际上彷徨”。郭沫若遗憾屈原没有充分发动楚国的民众，成就千秋功业，改写中国历史，并对此扼腕不已。在郭沫若的心里，文学家在时代的大潮中不能仅仅从事文学创作。郭沫若真正欣赏的，是那些能够领导民众进行实际政治斗争的政治活动家。

　　完成《屈原时代》半年之后，郭沫若写了小说《贾长沙痛哭》。在这篇小说中，他再次对知识分子以“文人”为志业表达了不满。那种将文人、武人分为不同领域，要求他们各自恪守职责、明确身份的观念，对于像郭沫若这样企图逾越自己的“文人”身份的人来说，是一种束缚。郭沫若在文中综合了《屈原》和《屈原时代》的观点，体现了对屈原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他觉得屈原没有领导民众，只是自己跳水而亡，这是一种失败；另一方面，他觉得屈原跳水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可以凝聚起民族的意志。对屈原的矛盾态度，成为他后来解读屈原的基调。

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一

　　屈原是中国民族所产生出的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热爱真理和正义，他的诗是由这种真挚的感情所充溢着的。

　　他以二二九二年前（公元前三四〇年）生于战国时代的楚国，照族系上讲来，是楚国王族的同宗。屈姓是春秋初年（公元前七世纪）楚武王的儿子屈瑕的子孙。屈是屈瑕的封地。但屈原在《惜诵》里面说，他自己的出身是“贱贫”的。这是因为“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韩非子·喻老》），封君只传两代，便要由王家收回土地。故屈原尽管与楚王同宗，事实上只等于楚国的一个平民。

　　因为这样的关系，他很知道民间的疾苦。看到人民生活的多灾多难，他经常叹息而至于流眼泪。后来在他失意遭受了流窜的时候，他屡次想跑到别国去，这是战国时代一般知识分子的常态，但他也想到人民的灾难而不忍离开。他似乎是特别同情农民的。在《卜居》里面曾说到屈原向郑詹尹问过：“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这样相反的问题，他列举了八对，上一项都是他所愿意做或已经做了，下一项都是他所不愿意做的。如果《卜居》的描写合乎事实，那么屈原就是愿意拿着锄头耕田，而不肯去游说诸侯以求一官半职。

　　同情人民、热爱人民，这是屈原的基本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所以他才能够博得人民的同情，他的诗也才能够有充沛的生命，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卷起了一次诗歌革命的风暴，在文学发展上发生着深刻的长远的影响，使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民一直都在纪念着他。

　　屈原的诗歌，根据汉代官家的著录，在当时只留下二十五篇。很可庆幸的是这二十五篇一直保留到现在，并没有残缺。那就是《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离骚》《天问》

《招魂》《卜居》《渔父》各一篇，一共二十五篇。虽然后汉的王逸把《招魂》作为宋玉的作品，而把可疑的《远游》一篇充足了二十五篇的数目，但我们根据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和《招魂》本身的内证，可以断定《招魂》确实是屈原的作品，而《远游》则很有可能是司马相如《大人赋》的初稿。在这二十五篇中，还有一个近于公认的看法是：《卜居》和《渔父》（特别是《渔父》）也不会是屈原所作。但其中用韵还是先秦古韵，我认为当是屈原的后人如宋玉、唐勒、景差等，同情屈原而又深知屈原的生活和思想者的作品。故这两篇尽管不是屈原所作，而在作为研究屈原的资料上仍然是可以宝贵的。

　　根据那些可靠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屈原诗歌的特质就是人民的气息非常浓厚。首先值得注意的，他是采用着民间歌谣体，而充分地把规模扩大了。

　　在屈原以前，中国古代贵族阶级的诗歌，如《大雅》《小雅》《商颂》《鲁颂》等，以及春秋以来的青铜器上的一些有韵的铭文，不分南国和北国，都一致地采用着四言诗的格调，和民间口语是脱离了的。到了屈原，虽然在《天问》《招魂》《橘颂》的几篇中，基本上还保留着四言格调，而在其他的篇章中便把这种格调彻底打破了。

　　方言和口语的大量使用，是屈原诗歌的一大特色。这些字眼是举不胜举的。一个反复使用的“兮”字便是好的一把钥匙。“兮”字是古代民歌里所常见的字，采自民间的《国风》也常见使用。这个字，今音虽读如“牺”，古音却读如“呵”，懂得这个音窍去读屈原作品，民歌品质的真相便完全表露出来了。

　　屈原在古代中国的诗歌中是创造了一个新的形式的，而这个新的形式和他的同情人民、热爱人民的感情意识正相为表里。故屈原的诗歌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典型的一致。

二

　　屈原不仅是一位热爱人民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

　　他生在楚国，因而热爱楚国。但他的对于祖国的热爱，是超过了楚国的范围的。

　　请读他的《天问》吧。那里面所包含着的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大部分是关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叙述，从虞、夏、殷、周以来每一代的事迹都说得相当详细，而后说到楚国时却只有四五句而已。再请读他的《离骚》吧。那里面也在称赞尧、舜、禹、汤、皋陶、伊尹、武丁、傅说、周文王、齐桓公，而却没有一处说到楚国的先公先王。从这里，屈原的抱负不是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吗？屈原，他不仅热爱楚国，而且热爱中国。

　　中国的古代社会，在春秋以前虽然仿佛是一个统一的局面，但那局面很小，而在实质上只是一些大小氏族集团（所谓“万邦”）的并不十分紧密的联盟。那些氏族集团在联盟期中，特别在联盟瓦解之后，都各自为政，进行其独立性或半独立性的发展。但有一点是很重要的，便是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在基本上是在统一形式之下发展着。因此，在这长期的个别发展中，中国的局面由小而大，到了春秋末年已经普遍地生出了更严密的统一要求，即所谓“大一统”。由殷周以来的多数氏族集团归并而为春秋的十二诸侯，再归并而为战国的七雄，这样的历史发展的轨迹正明显地表示着这个“大一统”的趋势。这是中国民族的一个总要求，差不多无例外地，反映在周秦之际的各家学派的主张里面。

　　屈原当然体会到了这种趋势和要求，而生出了由楚国来统一中国的抱负：“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离骚》）——他要急走直追，辅助楚王，向统一中国的禹汤文武追赶上去。

　　要由楚国来统一中国，楚国在当时是不是有这样的资格呢？这倒并不是屈原一个人的纯粹的主观愿望。

　　楚国本来是殷王朝的同盟，殷代灭亡后，在周代的几百年间，独立地在南方发展。到了战国时代，长江流域、汉水流域、淮河流域的全部都入了楚国的版图。此外还包含着今天的陕西、河南、山东等省的各一部分。中国南部的开发，楚民族的“筚路蓝缕”是尽了很大的力量的。故在战国七雄中，楚国的疆土，而兵力也不弱。

　　就在屈原诞生前四十一二年前，楚国的悼王曾经重用吴起，对于内政雷厉风行地施行了一次大改革。“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史记·吴起列传》）这和二十年后秦孝公重用商鞅的作风是很相仿佛的，吴起与商鞅同是出身于魏国的法家，他们的主张和手腕相同，目标相同，步骤也是相同的。但不久楚悼王一死（公元前三八一年），楚国的反动公族们便把吴起射杀了。吴起的悲剧也和商鞅的相同，所不同的只是商鞅执政的时期很长（在二十年以上），而吴起执政的时期很短（只有两年光景）。但在吴起死后，射杀吴起的反动派有七十多家被治罪而整个消灭了，由此可见吴起的余教在楚国必然还有留存。

　　屈原正是在吴起、商鞅等实行变法的流风遗韵中长大的。他靠着自己的才能曾经得到楚怀王的信任，做到仅次于令尹的左徒的官职，参预了高级的行政工作和外交工作，他的实际政治家的作风相当浓厚地表示着法家色彩。请读他的《惜往日》吧。他说：“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回想从前我曾受信用，禀受王命使时代光明。把先代的业绩昭示众庶，使法度严密无疑可存。）这明明就是“明法审令”的做法。在他所说的“先功”（先代的业绩）里面，可能就包含有吴起的余教。故在这之外，他在同一诗中，更主张“参验考实”，而反对“背法度而心治”。这些都是法家的基本主张。

　　然而屈原所遭遇的楚怀王，却不能和吴起所遭遇的楚悼王、商鞅所遭遇的秦孝公相比。因而他倒遭遇到了和吴起、商鞅一样的悲剧。楚怀王是一位虚荣心很重、浅薄无定见而又妄自尊大的人，他很轻易地听信了反动贵族的中伤，便把屈原疏远了。这个国王被一群反动派包围，一味地骄奢淫逸，轻举妄动，多树敌人，容易受人欺骗，也容易受人挑衅，结果一败再败，就像一个败家子一样，把楚国几百年来所建立起的基业，差不多就败坏在他一个人手里。后还被秦国诱引去做了三年俘虏，囚死在秦国。

　　楚怀王的继承者顷襄王是更不济事的。在他的时代，正直的屈原更进一步遭受到迫害而被放逐。结果在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二七八年）秦国的大将白起领兵南下，把郢都破灭了，焚烧残杀，划平了历代楚王的陵墓，还长驱直入，占领了洞庭、五渚、江南。楚国的君臣朝东北逃走到陈城去才暂时稳定了下来，几几乎弄到了亡国的地步。

　　国家败坏到这步田地，在热爱祖国的诗人屈原当然是不甘心的。这便是在他后期诗歌里面所包含着的绞心沥血的悲痛、抑郁、愤懑和绝望的深在根源。在郢都破灭后，他在逃难中作过一首《哀郢》的诗来表示深沉的悲痛。他那时已经六十二岁了。他是往南方逃走的。他逃走的方向恰恰是白起进兵的方向。所以他逃到了哪儿，白起也追到了哪儿。这就逼得他就在郢都破灭的那一年，终于跳进湖南境内的汨罗江里自杀了。

　　屈原的自杀，事实上是殉国难。很显然，他是把他自己造成了一个典型悲剧时代中的典型悲剧人物。

本书是郭沫若先生的经典著作之一。《屈原研究》初出版于1943年，作者梳理了屈原的身世、作品，对其作品进行解说，从历史的角度总结当时的时代特征，并在此的基础上，对屈原的思想进行分析，突出反映其以人为本的文艺观。同时，本书将郭沫若先生的《〈屈原赋〉今译》一并收录。《〈屈原赋〉今译》是郭沫若先生在1935年至1953年的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反复推敲、修改的白话今译《 楚辞》，鲜明地体现了其学术研究进展和具体观点背后的时代印痕。此次出版，是这两部著作在中国大陆的首次联袂呈现，对于我们理解屈原及《楚辞》大有助益，有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屈原虽九死其未悔的执着的爱国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