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越陇坂：从东西互动到天下中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9787559855077 阎海军著

文明的十字

——早期中国以陇山为轴心的东西互动

天下中国”的由来

在远古“中国人”的心目中，人类是与天地共存的，这种朴素原始的思维，奠定了“天下”思想的基础。

三代时期，祭祀和占卜都是王朝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也是统治者的特权。这种代表上天发号施令的特权，只有天子才能拥有。这是“天下”思想的核心。统治者通过祭祀和占卜这样的仪式，彰显特权，申明自己“受命于天”。《诗经·商颂·殷武篇》就有“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由此可见，“天下”思想在形成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了周边民族集团。华夏族群将周边民族集团完全纳入“天下”体系。只要周边人群尊崇自己独一无二的天子之位，就认可他们的臣民地位，也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与“天下”等同的说法，还有“四海之内”。

春秋时期，齐桓公问管子陆地面积有多大，管子回答：“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可见，直到春秋时期，人们认为陆地四周全是海洋，中国在“四海之内”，“四海之内”就是九州，就是“天下”。

“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形成于先秦时代的‘天下思想’中周边民族集团与中原王朝同属一个‘天下’的认识上来。”华夏民族早期思想诞生的“天下”观念以及由此衍生的政治制度文明和文化精神，具有非常先进的普适性。这理想的治世图景，需要漫长的探索实践。

周代努力“把天下人，甭管什么姓，团结成一家”，积极落实“天下思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话听起来十分霸气，但执行起来却十分困难。有周一朝，所统御的范围始终没有扩展到九州之域、四海之内。东周时期，更是春秋争霸、战国争雄，混乱到了极点。楚子问鼎、齐秦称王，极大地羞辱了周王室的权威。其时的“中国”，只能是何尊铭文所说的“宅兹中国，自兹乂民”，仅是中央之国而已。

周朝树立的“天下”思想，变成了整个社会的理想主义。

列国纵横、群雄逐鹿，但大家都认可一统。每个列国都想成为完成一统的人，“谁也不甘于小区域的分治，都要去争夺完整的天下。

不是争要不要统一，而是争由谁来统一”。

轴心文明时代的“中国”，正期待迎来新的希望，那一道曙光，已经在关陇大地孕育而成，蓄势待发。

以陇山为基点的东进

公元前221年，秦国完成了前人无从想象、周王朝梦寐以求了800年、列国共趋之的一统天下大业。

这是改写中国历史、改写人类历史的伟大事件。

完成这一创世伟业的秦国，前身只是陇西高原上发迹的一个弱小部落，在与诸戎狄部落不断斗争、不断融合中，最终壮大了自己。

秦人一路向东的崛起，经历了非常关键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陇西高原为根据地翻越陇山入主关中的斗争；第二个阶段是以关中、陇西为根据地积蓄力量，最后完成狂飙突进式横扫六合的中国统一战争。

两个阶段，秦人奋斗了670多年。

关于秦人的发家史，得从秦非子说起。《史记·秦本纪》记载：“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

周孝王名字叫姬辟方(前960—前896)，是西周第八位君主，在位时间大约在公元前910—前896年，那时秦人在陇西高原上还寂寂无名。

秦人先祖一直与马有很深的渊源。商周两代，秦人先祖都有为王室赶马车的经历。那年月，马车是领导的专车，给领导开专车，显然是个肥差、美差。殷商时秦人先祖为领导赶马车，凭此一度成为诸侯；周朝时秦还有先祖获得了赵城的封赏。

非子养马非常成功，周孝王很满意。为了奖励非子的功劳，周孝王想让非子做西犬丘秦人首领大骆的继承人，但是被申侯阻挠了。

申侯的女儿是大骆的妻子，生了成，申侯要让自己的外孙继承大骆。周孝王于是在陇山西麓（今张家川、清水县一带）封赐非子几十里土地，作为封邑，“使复嬴氏祀，号曰秦嬴”。

非子的秦邑，与其父亲大骆的西犬丘形成了秦人的两个政治中心。

成为附庸，秦人算是正式得到了周王室的承认。周朝有公、侯、伯、子、男五个爵位，附庸其实在周王室的“天下”格局和“五服”体系中，压根还没入流。

但非子获封周王室附庸，成为秦人崛起的起点。

秦嬴以降五代，都在东起汧河西至武山一带的陇山南部山地及渭河沿岸台地与西戎犬牙交错，无休无止地斗争着。秦嬴父亲大骆在西犬丘的其余子孙后代，后来全部被西戎杀灭。秦嬴后代中，秦仲也被西戎杀死。一直到秦仲的孙子秦襄公继位后，秦襄公让妹妹嫁给西戎丰王，秦人与西戎的关系才略有缓和，但斗争依然继续。

秦人往返于陇山大坂，时时眺望着东方的关中平原，那里沃野连绵，五谷丰盛。作为周王室的附庸，秦人对关中的觊觎，是僭越礼制的非分之想，必须牢牢地装在心里，决不能外露。

艰难斗争中的秦人，终于在公元前771年等到了机会。

那一年，西周发生了灭顶之灾。《史记》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以求褒姒一笑，导致了亡国之祸。但2012年现世的《清华简·系年》中，并没有“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清华简记载，周幽王主动进攻原来的申后外家申国，申侯联络戎族打败周幽王，西周因而灭亡。

“烽火戏诸侯”是真是假，实难判断，但周幽王在这一年的确死了。此时，秦人的首领是秦襄公，他带兵营救申侯支持下夺权成功的周平王，并一路护送到了洛邑。周平王称王的同时，周王室的官员还拥立了周携王。两王相争之际，秦襄公对周平王的军事协助，让周平王十分感激。于是，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赐给他岐山以西的土地。

周平王的权力本身来路不正，有了秦人的武力支持，周平王对秦人心存感激，从名义上让出了关中西部地区的领土。不过，这时的关中四处都是戎人，要把周王室开出来的空头支票变成现实领土，还得靠武力征服，赶走西戎。秦襄公有信心夺回这些土地。他更看重诸侯这个名号。有了这个名号，秦襄公立即向其他诸侯国派出使节，互致聘问献纳之礼；又用黑鬃赤身的小马、黄牛、公羊各三匹，在西畤隆重举行了祭祀天帝的仪式。

从最初周旋于西犬丘的小部落，到东扩占领陇山南部成为周王室附庸，再到正式成为诸侯国，秦人终于翻越了陇山，完成了东扩。这个过程完全是秦人凭借英勇斗争精神换取而来的地位提升。随着西周王室的没落，秦人成了东周王室倚重的对象，这也是秦人崭露头角的另一个机会。

秦人在正式立国的基础上，开启了第二阶段的奋斗。

秦人发展的第一阶段，都城从陇山之西的西犬丘和秦邑，迁到了陇山之东的汧渭之会，完成立国重任，用时大约100年。此时，秦人尚属于“城市国家”，以城邦立国，所占疆域面积不大，且难以固定，时常遭到西戎侵扰。

秦人发展的第二阶段，都城从汧渭之会一路东迁，先后经历了平阳、雍城、泾阳、栎阳、咸阳多个时期。定都咸阳的时候，秦人彻底完成了从“城市国家”向“领土国家”的过渡。这个过程，秦人用时500多年。

秦人东进的同时，并未停止向西部和北部两个方向扩展。秦武公十年（前688）“伐邽、冀戎，初县之”，开创了中国郡县制的雏形。其时秦国在陇西的疆域依然在渭河沿岸。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并国十二，开疆千里，遂霸西戎”，疆土有了大范围扩展。秦献公元年（前384）攻灭狄族，设立狄道（今临洮）。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设置陇西郡，三十五年（前272）诱杀义渠王，在其地设北地郡(今宁县西北)。至此，秦在关中西北部拥有了陇西、北地、上郡三个郡，后秦国又修筑了从陇西郡到上郡的长城，将防御线连在一起，建立了稳固的西北根据地，为消灭六国奠定了后方基地。

秦人在陇西高原和关中平原的斗争过程，是血与火的战争历程，也是文化融合的过程。从考古发现来判断，秦人在继承商文明、尊崇周文明的同时，吸纳了西戎等少数民族的文化。秦人东进的过程，不全是杀戮，归顺秦人的戎人不断被秦人移民安置到关中一带。戎人的文化和文明从一个侧面支持了秦人政治制度、文化精神的壮大，戎人融入秦人势力的过程，也扩展了秦国族群结构的多元丰富性。

秦人东进，陇山一直是基点。进入关中前，秦人以陇山为轴心，催动了陇西高原游牧文明和关中平原农耕文明的互动。入主关中之后，秦人对关陇两地的治理更加速了两种文明的融合。关中平原和陇西高原以两种地理区位和两种文明形态共同构成了秦国的立国根本。以陇山为轴心的关陇互动结构，催生的文明动力、军事战力、文化实力，最终以摧枯拉朽的姿态席卷全国，完成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

中国的先贤圣哲都在幻想完成“四海之内”“九州之域”的“天下中国”建设，然而，“夏、商、周三代的活动中心，也不过在今天河南、山东和陕西省东部、山西省南部，及河北省的一部分，最多达到汉水上流和淮水北部，要之是一个不完全的黄河流域。”让“天下”变为现实的，是发端于陇西高原、成长于关中平原的秦人，他们由秦国而大秦帝国，成就了真正意义上的“天下中国”。

秦国在春秋时代是最不起眼的小国，不被各诸侯国看好。然而，正是弱小落后的他们，完成了光辉的历史任务。

秦人东进对“历史中国”的集约化整合，完全是一次武装革命的胜利，充满了兵戈杀伐，但最终的胜利结束了春秋、战国诸侯不断征伐、永无宁日的动荡局势。以暴制暴、以戈止戈，和平来之不易。

以陇山为基点的西扩

秦人开创了前无古人的伟业—一统天下，也制造了旷世扼腕的悲剧—二世而亡。

楚汉相争，项羽和刘邦对抗，刘邦最终胜出。

西汉不仅继承了秦朝的国都，而且基本沿用了秦朝开创的制度。官制方面，秦国完成统一后，中央设立三公九卿，形成以丞相为核心的中央官僚体制。汉朝建立后，继续沿用了这套中央集权制度。

地方行政管理方面，秦朝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郡县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汉朝采取郡国并行制：对秦国故地采取郡县制，中央集权化管理；对六国故地采取分封诸侯制，以避免重蹈秦二世速亡的覆辙。

郡县制是秦朝对中国上古国家制度的全新变革，其创新性、革命性具有里程碑意义。汉封诸侯后，刘邦很快就后悔了，眼看异姓王在六国有坐大后和中央分庭抗礼的可能，刘邦便罗织罪名对异姓王进行了剪除，全部更换本姓王—“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但刘邦死后汉朝很快就出现了李斯当年在秦朝朝堂的警告—诸侯谋反—“七国之乱”。

治理方面，“虽然汉朝最初尝试简化秦的法律，使它们不那么严厉，但很快汉朝就大规模地沿用了秦的模式”。通过休战并推广黄老治术，汉朝缓和了民众的压力，从春秋、战国以来接连不断的

战火中走来，老百姓获得了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机会。

外交方面，刘邦对北方最大的敌人匈奴采取和亲、赠赂的办法进行安抚，基本稳固了局势。

郡县制、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秦始皇统一天下，创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其管理系统之完备和充实，在当时各处的大国中可谓独步。”秦朝的制度优势是汉承秦制的真正动力，这也是后世史家研究历史将秦汉归于一体考察的原因。

刘邦之后，通过文景之治，汉朝出现了国富民强的大好局面：“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如果以上《汉书·食货志》的表述属实，刘彻接班时的汉朝，真可谓富得流油。

乍一看，国家形势一片大好。但刘彻不这么认为，匈奴带来的耻辱，大汉皇室内部成员记忆深刻，如鲠在喉。

刘邦死后，匈奴单于赤裸裸写信骚扰吕后：“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这算第一大耻；文帝“十四年冬，匈奴寇边，杀北地都尉卯”，一路南下，突破萧关，直逼长安，这算第二大耻。

过去七十年，除了发生这两大耻，匈奴对汉朝的要挟、骚扰、挑衅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汉匈之间的和平其实是有限的和平，是汉朝深陷屈辱的和平。

“御戎无上策，征战祸也，和亲辱也，赂遗耻也”，大汉要长治久安，必须一揽子解决北方的匈奴问题，这是事关汉祚的命脉问题。

刘彻有这个雄心壮志，他一心要建立比肩秦始皇的功业，他很快就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

整个帝国的北部和西北地区，全是匈奴的地盘。刘彻在公元前138年派出张骞去西域寻找同盟，欲联合大月氏，以夹攻匈奴，“断匈右臂”。不料张骞离开后杳无音讯。

联兵作战实现不了，刘彻只能靠自己。从公元前127年到前119年，刘彻先后发动13次大规模对匈作战。向北部的进攻，从北方前线多点出击，每有胜算，迅速撤还，回环往复地驱赶，终将匈奴赶到了漠北；向西部的进军，源源不断的汉家将士翻越陇山，以陇西为前哨，不断出击，最后完全占领河西走廊。

汉武帝对匈奴用兵正酣时，被匈奴扣押十多年的张骞奇迹般地返回了。刘彻最初联兵大月氏的想法已经时过境迁。张骞带来的信息，给刘彻与西域建立联系带来了信心。张骞受命二出西域（前119—前115），打开了汉朝与西域诸国互动的闸门，一直到公元前104年和前102年汉朝两次以得到汗血宝马为由攻打大宛国，最终奠定了西汉王朝真正掌控西域诸国的主动局面。

占领河西之地，汉朝先后设立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个郡，完全将其内属，变为自己的国土。

但对待西域，汉朝只是确立了宗主权，以“外臣国”相待。其实，完成对西域大国—大宛的征服之后，汉朝完全有能力让整个西域变成自己的“内属之国”，“但汉王朝要求西域各国做的只是向汉称臣、将王位继承人作为人质送往汉朝廷，向汉王朝进贡，也就是缔结朝贡关系”。

后来，对西域的掌控演化为都护制，由朝廷设置在西域的都护府为整个西域的臣服之国提供保护。一直到唐朝，西域都护府都在发挥作用。

对于降服了的匈奴，汉朝又采取了另一种措施—以属国进行安置。属国相当程度地保留了匈奴王朝原有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结构，投降的匈奴重要首领大多被安置在长安，朝廷给予食邑；一般的王和普通部众，则被安置在属国内，接受汉朝派驻的都尉的直接监督管辖。“属国事实上是一种被置于军事管制之下的特别行政区。”

王柯在《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一书中认为：“汉王朝对匈奴政策具有怀柔和牵制的双重性质，它是以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匈奴帝国为背景而产生的。”

匈奴帝国对于汉朝的挑衅，是游牧文明对农耕文明的示威。汉朝有足够的判断，汉无法鲸吞北部游牧世界，因此对匈奴的打击也只能量力而行、适可而止，划疆而治是最好的选择。即便匈奴因为内乱衰落，汉朝也没有做出问鼎蒙古高原的姿态，可见汉朝统治集团对于如何管理草原世界，当时并没有什么信心。

根据对方不同的历史渊源和军事实力以及地理结构，汉朝对新征服区域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模式。这是非常灵活的政治手段。汉并没有一味地去征服世界。汉朝遵循的依然是周王朝遗留的理想—建立“天下中国”。

采取不同的治理模式，汉朝既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也避免了因为穷兵黩武而导致的两败俱伤或者不可预知的毁灭性结局。汉武帝刘彻尽管积极采用武力手段实现了对“四夷”的征服，但他并没有完全摒弃传统理想中依靠文明向化魅力改变夷族、收服人心的政治遗产。比如其晚年所作《轮台罪己诏》，就对滥用武力有深入的反思。当然，关于这个罪己诏，有学者认为系后世杜撰。不论这种反思是真是假，刘彻晚年在遭受丧子之痛和李广利投降两件事的打击之下，确实深深意识到了武力的局限性。

在西部、北部用兵对付匈奴的同时，刘彻还在南越、东越、辽东一带出击，实施了比较成功的征服战。汉帝国虽一度拥有了84个郡和18个诸侯国，但纵观刘彻一生和整个汉朝历史，经略西部一直是汉王朝政治、军事、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

刘彻将汉室核心军力排布于陇山之西，开疆拓土，占领河西、掌控西域，真正实现了“欲保关中，先固陇右；欲保陇右，先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的战略构想。

在处置河西、西域、北方草原三个区域的治理方式上，汉王朝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这几乎是后世中国处理类似问题的样板，羁縻手段为历史的发展方向也廓清了视域，有所为而有所不为。这也是中国哲学阴阳相生、虚实结合、辩证统一的伟大之处。

终其一生，刘彻最大的努力在征讨匈奴，最大的成就也在完成对匈奴的征服。表面上看，刘彻用兵的重点在北方，主攻方向在北部，但刘彻真正拓展的疆域其实绝大部分在西方。他推动的外交、商贸活动所促进的民族融合、文化交流、文明互动对象也在西方。

秦汉以长城为边线与匈奴展开的拉锯战，并没有促成更多的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双方始终隔墙对峙，打打杀杀，谁也奈何不了谁，谁也没有输出文明改变对方。以长城为边线，即使一方攻入另一方的领地，也会自主撤回。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相互试探，前提是谁都不想打破平衡关系。双方的这种底线思维，不纯粹因为军事能力的强弱或者占领的难度，而是基于两种文明的界线—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各自保有不同属性—两种文明的接合地带恰好也正是地理分界线。对这条地理分界线、文明分界线、军事分界线的逾越，其实，不止农耕文明的汉王朝没有突破，后世的所有中原王朝一直都未突破。而突破这条分界线的游牧民族，一旦越过分界线，往往都要放弃自己的文明属性，从游牧变为定居农耕。史学家一直认为这种有趣的现象是因为中华文明的强大。此问题后文还将述及。

相反，在西方，刘彻的用兵和外交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实质的文明互动（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与民族融合（华夏民族与少数民族）。“帝国向中亚东部地区的扩张，使得该地区新的农作物，比如苜蓿、石榴、葡萄，被引入汉帝国；此外，汉朝还引进了异域风格的音乐、化妆品等。”

汉承秦制，实现了国家的平稳发展，以关中、华北为基础，以陇山为基点，逐步向西推进，形成了以陇山为轴心，东部关中、华北为一翼，西部陇右、河西及西域为一翼的互动格局。这是秦以陇山为轴心，促成关中平原与陇西高原互动格局的升级版。这个升级，带动的正是中国自然而然的历史生成过程。

汉以陇山为基点的西扩，促成了“天下中国”版图的再扩大，国都长安逐渐成为真正的“天下中国”的中心。汉朝西扩完成的疆域，为后世中国的版图结构奠定了基础。

 本书是一部非虚构历史文化随笔。陇坂是早期中国东西互动的轴心，聚合并促进了中国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本书以“陇坂”这一地理概念作为切入点剖析中国历史进程，对曾翻越陇坂的十二位历史人物，如汉武帝、李广、杜甫、解忧公主等的人生轨迹进行追述，梳理他们翻越陇坂的时代背景及过程，记述他们穿越关陇古道的历史意义。从秦始皇到林则徐，横跨两千年持续不断的翻越，演绎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互动交融的进程，揭示了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