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增订版）

　　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是我们民族的血脉，也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在当前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们要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不断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大力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激发民族伟大的创造力。习近平同志说，“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把跨越时空、富有永久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2013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因此，在当前，努力展现中华文化独特魅力的工作既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又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历史学科负有光荣的任务，而且具有独特的优势。因为，，史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古代优秀文化传统、历代志士仁人的卓越建树，大多靠历代史籍记载下来。第二，传统史学源远流长，高度发达，举世公认。历史记载长期连续，史书内容极其丰富，史书体裁形式多种多样，古代史家这种既重视传承又勇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我们要努力做好发掘、总结的工作，从历史学这一新视角系统梳理文化资源，让史籍中记载的珍贵内容都活起来，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并且推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一、深入发掘古代史学名著所蕴含的深刻哲理和高度智慧
　　中国古代史书体裁丰富多样，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四库全书总目》将史书体裁区分为15类：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而几乎每一种体裁都经过了长期发展，并产生出优秀之作。正如梁启超所言：“中国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发达。”①更加令世人叹服的，是中国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成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不竭的创造力的明证。拿几个文明古国来说，古代希腊有著名的历史著述，后来没有了。古代埃及几度被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灭亡，这期间没有自己的历史著述。埃及古代史上有许多无法解决的疑问，著名的《伊浦味陈辞》说明的究竟是古王国末期还是中王国末期的情况，至今学者都不清楚。古代印度只有宗教经典和传说，而几乎没有历史记载。
　　外国学者高度赞誉中国历史记载的世代相续、绵延不断。黑格尔将古代印度几乎没有历史记载与中国典籍的丰富相对比，感叹说：“中国人具有准确的国史……中国凡是有所设施，都预备给历史登载个仔细明白。印度则恰好相反。”②弗朗斯瓦·魁奈同样赞誉中国史书编纂的传统：“历史学是中国人一直以其无与匹伦的热情予以研习的一门学问。没有一个国家如此审慎地撰写了编年史，也没有什么国家这样悉心地保护自己的历史典籍。”③著名的科技史家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卷总论中称中国是“伟大的有历史编纂传统的国家之一”，“尽管朝代的称号不断变化，但每一朝代都有史官专门记载不久前发生和当代发生的事件，后编成完整的朝代史。这些史书表现的客观性和不偏不倚的态度，近还曾有德效骞与修中诚加以赞扬和描述”。④
　　黑格尔和李约瑟等诸多外国学者给予的盛赞，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为此感到自豪。他们赞扬中国人对历史记载的饱满热情和高度重视，赞誉中国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和高度准确，赞扬历史文献在中国受到的悉心保护和史官所持的审慎、客观的态度；而且这些外国学者是在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后得出的认识，从而道出了中国文化具有的特质。我们作为中国学者，难道不应该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对这样具有重要价值的中国历史编纂学发展史做深入的发掘和总结吗？

《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增订版）》为陈其泰先生的自选集，选入的论文按文章的内容分为五辑。前四辑依次为：总论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论传统史学的确立与文化问题、论乾嘉史学与文化问题、论近代史学的演进与文化问题，第五辑是作者已经出版的几本著作的“自序”或“后记”。这五辑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作者“30年来研治史学史的一个缩影”。

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组成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清代及近现代学术史。主要著作：《陈其泰史学萃编》（9卷）、《中国史学史·近代卷》；主编五卷本《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主编《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分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等奖；所著《陈其泰史学萃编》荣获北京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史学：展现中华文化独特魅力的新视角（增订本序）
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
史学传统与民族精神
传统思想的精华何以通向唯物史观
孔子与中国史学传统
《左传》在传统史学上的地位
“过秦”和“宣汉”：两汉时代精神之体现
《史记》久远生命力的奥蕴
司马迁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卓识
司马迁价值观与儒学
体圆用神：《史记》历史编纂和体例的匠心运用
《汉书》历史地位再评价
今文公羊学说的独具风格和历史命运
王鸣盛史学：朴学家的理性探求
钱大昕：历史考证的精良方法及其影响
《廿二史劄记》：乾嘉学术创造性思维的出色成果
《文史通义》：传统史学后期的理论探索
崔述古史新说及其价值观
龚自珍、魏源的学术风格
《日本国志》的史学价值和文化价值
梁启超与中国史学的近代化
章太炎对近代史学的贡献与局限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新范式
《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后记
《再建丰碑——班固和汉书》自序
《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卷首识语
《清代公羊学》后记
《史学与民族精神》卷首识语
《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前言
《中国史学史·中国近代史学》后记
初版跋

《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增订版）》为陈其泰先生的自选集，选入的论文按文章的内容分为五辑。前四辑依次为：总论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论传统史学的确立与文化问题、论乾嘉史学与文化问题、论近代史学的演进与文化问题，第五辑是作者已经出版的几本著作的“自序”或“后记”。这五辑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作者“30年来研治史学史的一个缩影”。

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组成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清代及近现代学术史。主要著作：《陈其泰史学萃编》（9卷）、《中国史学史·近代卷》；主编五卷本《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主编《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分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等奖；所著《陈其泰史学萃编》荣获北京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增订版）》：
　　首先，是深刻地认识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方向同样符合于人类文明大道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思想是在东方世界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形成和发展的，有自己民族的特性，有自己的思维方式，以及概念、命题和内涵等，对此，应当承认并且恰当地评估。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应当过分地夸大中国传统思想的独特性，不能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与人类文明发展或互相脱节或互相偏离，恰恰相反，二者互相联系，其基本精神和原则是互相呼应、互相发明的。中国传统思想固然明显地具有自己的学说体系和特点，但是，如同我们在前面分别论述的，其唯物主义的思想资料，辩证的、发展的观点，历代志士仁人反抗压迫、同情民众苦难的精神，以及先哲们向往的大同理想，都是与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相通的。中国传统思想并没有离开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作为人类优秀遗产的直接继承者，马克思主义就当然地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相贯通，容易为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对中国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学说虽然是从西方传人的，但它又完全不同于其他的“舶来品”。马克思主义从其创立之时，就包涵着能为中国人和其他东方民族自然地接受的思想品格。
　　其次，进一步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创造性发展的深刻意义。“五四”时期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迅速传播。一方面，是根源于中国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复杂，近代以来曾经提出过的种种救国方案统统失败，采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成为的选择；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中的宝贵遗产提供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由此决定马克思主义传人以后，能够很快地在中国扎根，由此而形成与中国文化特点相结合、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指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今天，中国共产党又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创造性地发展，成功地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方针和政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与中国文化形成的价值观的内涵深深地相契合，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在过去将近一个世纪中与时俱进地发展，一直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第三，进一步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造性特点及其科学价值。中国古代史学家视修史为裨益于国家治理和民族文化传承的崇高事业，历史著作极其丰富。古代史学又是在民族文化价值观的指导之下，运用辩证、发展的观点去观察、总结历史问题，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形成了优良的传统。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著史的宗旨，并在经济生产活动不仅制约人类历史的演进，而且本身具有法则性这一根本问题上提出精彩的论断；柳宗元论述封建并非圣人之意，郡县制战胜封建制存在客观的必然性；王夫之论述历史的“理”存在于历史演进具体的“势”中，“势”不断发展，“理”也将不断变化；龚自珍、魏源处于嘉庆、道光时期，敏感地认识到历史已面临巨大变局，呼吁必须大力“变革”、“除弊”，清除空疏学风，关心现实问题，并进而倡导了解外国、学习西方先进事物。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秀理论遗产同样成为“五四”时期进步学者接受唯物史观的桥梁，在20世纪20年代传播唯物史观的热潮中，进步的历史学者恰恰站到了前列。李大钊从小熟读经史，饱受其中人民性、民主性精华的浸润，由于受到辛亥革命前后严酷政治环境的刺激，很快地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而转向初步的共产主义者，他是杰出的革命家，又是在中国早传播唯物史观并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他系统地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建构了新的史学理论体系，并且提出了每位时代史家应根据新的史观、新的体验“改作历史”的问题。其后不久展开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进步学者运用唯物史观作指导，分析中国现实社会性质，并且根据当时掌握的文献资料提出对中国古代社会史的认识，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证明了其真知灼见的合理性，长达十年的论战显示了中国唯物史观学者从一开始就坚持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正确方向。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作出卓越贡献的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撰写其史著的同时，都高度重视理论创造。郭沫若有志于撰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范文澜从事中国通史研究，旨在探索中国历史与人类历史的共同性和特殊性；侯外庐撰著《中国上古社会史论》和《中国思想通史》的著作，也为自己提出在唯物史观普遍原理指导下探讨中国历史独特发展道路的任务。至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都出色地倡导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百家争鸣，坚决反对貌似革命的“左”的思想，捍卫历史学的科学性。进入新时期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勇于肃清教条主义的恶劣影响，拨乱反正，既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又对外开放、吸收西方新学理，创造性地阐释中国历史发展的问题，从事新的理论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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