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

　　20世纪的法国文化圈中很少有人像加缪那样充满浪漫和迷人的气息。尽管他的生命在1960年被一场致命的车祸缩短了，当时他只有四十六岁，但他在短暂的一生里积累了惊人的经验和成就，他是法国知名度*的作家之一，是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加缪》这本传记让我们重新审视加缪的生活和工作，提供了被其他传记家忽略的许多细节，详尽探讨了加缪与其故乡阿尔及利亚的关系。作者认为加缪的生活错综复杂地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起伏跌宕的殖民统治纠缠在一起。

　　作者：爱德华·休斯 Edward Hughes
　　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法语教授，专注于20世纪法语和法语文学领域的研究，对阿尔贝·加缪、让·热内等多位作家研究甚深。

　　译者：陈永国
　　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翻译有《人文精神的伟大冒险：人文艺术通史》《本雅明文选》等热销书。其译文考究、准确，文风自然、流畅、有美感。

i 　文中注释、缩写与原译说明
iii 　前言　“谁是加缪？”
001　　　　一　识文断字，或“一行行整齐的文字”
019　　　　二　“真爱……窘页”
031　　　　三　“这种阿尔及尔幸福”
045　　　　四　只有工作，没有消遣
055　　　　五　一个美丽的职业
069　　　　六　两个局外人的故事
085　　　　七　“人都是苦……”
103　　　　八　《战斗报》与解放叙事
119　　　　九　“一次缓慢发生的灾难”
137　　　　十　语战在继续
147　　　　十一　超越论战：“从现在起：创作”
163　　　　十二　舞台上的忏悔
175　　　　十三　斯德哥尔摩和名誉的背后
193　　　　十四　1958 年
211　　　　十五　与自己同居
231　　　　十六　一份有争议的遗产
249　　　　参考文献
256　　　　致谢
258　　　　照片致谢

　　20世纪的法国文化圈中很少有人像加缪那样充满浪漫和迷人的气息。尽管他的生命在1960年被一场致命的车祸缩短了，当时他只有四十六岁，但他在短暂的一生里积累了惊人的经验和成就，他是法国知名度*的作家之一，是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加缪》这本传记让我们重新审视加缪的生活和工作，提供了被其他传记家忽略的许多细节，详尽探讨了加缪与其故乡阿尔及利亚的关系。作者认为加缪的生活错综复杂地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起伏跌宕的殖民统治纠缠在一起。

　　作者：爱德华·休斯 Edward Hughes
　　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法语教授，专注于20世纪法语和法语文学领域的研究，对阿尔贝·加缪、让·热内等多位作家研究甚深。

　　译者：陈永国
　　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翻译有《人文精神的伟大冒险：人文艺术通史》《本雅明文选》等热销书。其译文考究、准确，文风自然、流畅、有美感。

一　识文断字，或“一行行整齐的文字”

阿尔贝·加缪1913年11月7日出生，是19世纪定居在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欧洲工人阶级的后代。1830年，法国海军轰炸阿尔及尔港口，标志着法国军事征服阿尔及利亚的开端，此后，始终有法国人在那里定居。他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东部君士坦丁地区蒙多维（Mondovi）附近一个叫圣保罗的小村庄。那年年初，全家刚从阿尔及尔搬到这里。父亲吕西安·加缪是位农业工人，在一家葡萄酒厂利科姆工作。加缪一岁生日时，全家又搬回了阿尔及尔，由于一家之主死于战争，所以他们在城东的一个工人区里艰难度日。
加缪的《个人》主要是一部自传，但没有完成，1994年才得以出版。书中，加缪着重描写了阿尔及利亚欧洲人社区脚踏实地的作风，这些社区中主要是法国人，但也有来自意大利、西班牙、马耳他等地的移民。加缪一家代表了这种混合：父亲来自法国，母亲卡特琳·桑特（Catherine Sintès）是西班牙移民的后裔。这些移民工人的视野狭小，只考虑经济需要，局限于家庭圈子之内。加缪在《个人》中将此说成是“可怕的贫穷的着装和眼泪”。（FM,128）
然而，如书中清楚地表达的，在殖民地阿尔及利亚，贫穷也是分等级的。他的家境还没有像这个国家的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那样贫困。《个人》中的叙述者在阿尔及尔的贝尔库区长大，当地超市附近一条街上的垃圾总是被穷人翻个底朝天：

饥饿的阿拉伯人或摩尔人（Moors），或某个老西班牙流浪汉，天一亮就打开垃圾箱，看看是否能从里面捡到穷苦节俭的家庭弄得太脏以至于扔掉的东西。（FM, 108）

殖民地不同族裔的收入差距极大，在20世纪50年代，欧裔阿尔及利亚人的收入是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人收入的二十八倍。1955年法国政府的一份调查报告称百分之九十三的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人属于社会中贫穷的阶层。
像加缪这样的工人阶级家庭所面对的经济贫困确实是真实的，并将他们与殖民地中产阶级分离开来。加缪了无生趣地谈到过见到负责准备次圣餐的牧师时的情景，牧师称他们是那些质朴民众的“粗鲁、顽固的孩子们”或“小人儿们”。（FM, 132）反教权主义在19世纪法国殖民者的工人阶级后裔中非常盛行，加缪小时候家里极少举行天主教仪式。
对比之下，加缪接受的教育确实是极为正规的，他很小就进入了法国教育体系，后来又从事写作，成为记者，首先在阿尔及尔，然后到了巴黎，这使他脱离了北非殖民地的工人阶级之根。他的家庭毫无疑问地代表了阿尔及尔东部贝尔库区典型的劳动文化。母亲做家务，舅舅艾蒂安（Etienne）在一家小工厂里当制桶工人。自传式的《个人》描写了这样的故事，星期四放学之后，雅克·科尔梅里（Jacques Cormery）会赶紧写完作业，赶到制桶厂，体验那里的体力劳动。（FM, 96–99）加缪常常对资本主义对工人的经济剥削直言不讳，但也为体力劳动的物质性所吸引。在20世纪50年代写的一篇短故事《沉默的人们》（The Silent Ones）中，制桶工人伊瓦尔（Yvars）虽然已经对老板忍无可忍，但还是通过与木头的感性接触而感到了紧张的释放。在刨制木材时，伊瓦尔“又闻到了那熟悉的味道，心中的紧张缓和了许多”。（OC, IV, 39）加缪成熟的感性转换成了伊瓦尔的知觉力。
对年轻的加缪来说，家庭生活是常常在无言和沉默的氛围中展开的。母亲卡特琳·桑特有严重耳聋，是儿时生病落下的。（FM, 63）她的口头交流很有限。此外，与两个儿子——小儿子阿尔贝和大儿子吕西安（Lucien）相比，这个家庭成员中的长辈都没文化。在针对社会非正义的一次情绪化抗议中，加缪谈到了母亲被社会排斥和被疾病折磨的生活。他写道：

整个一生他都看到她躲在那种看不见的障碍背后——温顺、谦虚、殷勤，甚至恭顺，但从未被任何人或任何事所征服，她由于半聋而孤独，表达困难，但无疑美丽，道德上高不可攀。（FM, 46）

卡特琳·桑特在丈夫1914年死于战争后终身未嫁：

跪着擦地板，没有男人的陪伴，没有安慰，生活在别人的油腻缝隙和肮脏的麻布之中，一天又一天的漫长的劳动累积成这样一种没有希望的生活，没有愤怒、没有意识、坚持操守的一种生活，接受各种痛苦，自己的痛苦和别人的痛苦的一种生活。（FM, 46）

她无法忍耐听广播或读报纸，报纸上只有插图对她具有某种意义。她沉默的观察转而指向了楼下贝尔库街道上的生活，“她用半生琢磨那同一条街道”。（FM, 76）她弟弟艾蒂安住在里昂街（现在的贝鲁兹达德街）也承受了这个扭曲的家庭的痛苦，半耳聋，只能讲上百个词儿。（FM, 77）如果我们继续挖掘《个人》中的自传成分，我们看到几十年后，加缪从法国回来探望在阿尔及尔的家时，发现母亲和舅舅相依为命，“时不时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进行一种不能算作语言的对话，但比正常的夫妻更加紧密、更加相互了解”。（FM, 100）姐弟间大部分时间沉默但却相依为命的生活使加缪放下心来，彻底接受了这种特殊的合居。1948年3月，小说家路易·吉尤（Louis Guilloux）去阿尔及尔拜访加缪，也为加缪与母亲间这种大部分时间沉默的交流感到惊奇。这种非典型的经验将融入加缪的小说，即用少的词语交流构成一个主旨。
当开始比较多地了解了父亲其人时，加缪已经是个名作家了。据说吕西安·加缪本人也少言寡语，加缪从父亲过去的一个同事那里了解到“不爱说话，他不爱说话”。（FM,144）这些私生活和不牢靠的记忆在加缪晚期作品中呈现为更为广阔的文化分支，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政治分支，在20世纪50年代中晚期移植到关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地位的焦虑上来。在1958年7月29日的一则日记中，加缪已经陷入恐慌：“上午我为阿尔及利亚烦恼。太晚了，太晚了……如果我失去了家乡，我就不再有任何价值了。”（OC,IV, 1284）在《个人》中，他表达了一种不安全感，那是产生于儿子对父亲的记忆的一种不安全感，他在“这片巨大的充满敌意的土地上消失了，……进入了村庄和平原的无名历史之中”。（FM, 145）
加缪的童年是在外祖母家度过的。卡特琳·桑特[娘家姓氏是卡多纳（Cardona）]1857 年出生在梅诺卡岛这座西班牙小岛上的一个叫圣路易斯的村庄里，她操持着这个像鸡棚一样的家。加缪的作为遗孀的母亲一直服服帖帖，听从她母亲的呼唤，她的母亲家里也有许多人过早夭折。“她对死亡就像对工作或贫穷那样熟悉”，他在《个人》中这样写道。的确，日常生存的物质压力迫使外祖母和许多其他人留在了阿尔及利亚，加缪写道，无视“在文明高峰时期兴旺的那种葬礼式的虔诚”。（FM, 128）
对年轻的加缪来说，家乡生活的文化狭隘性在他十七岁生日到来之前已经明朗。他乘电车来到阿尔及尔的另一端，在位于巴布瓦迪区靠近卡斯巴要塞的重点法语中学开始中等教育。贝尔库的家庭生活意味着文化局限：“通常人家日常谈话中获得的图像、书面文字、口头语言以及各种文化表征，他们都没有”。（FM, 158）路易·热耳曼——加缪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专门提到的那位给予他灵感的小学老师——的介入，是向中学过渡的关键。热耳曼是规范教育与加缪家庭之间的一个得体的中介。看到了这个学生的才华，并确信他应该上中学，热耳曼来到加缪家，向加缪的祖母和母亲说明如何从区小学转走的事情。他还给加缪和其他孩子们额外的学费，让他们准备入学考试，在考试当天他还陪着他们穿过整座城市来到中学考场。
等待着热耳曼的学生们的是中学的文化冲突。整个一生中，对从法国学校体制及其外获得的文化，加缪从没有感到完全适应。就他的情况而言，在中学谈论家事往往需要一种文化翻译，尤其是他的家庭背景。然而，加缪注意到，他不突出的地方恰恰是父亲在次世界大战中的阵亡。这意味着，和哥哥吕西安一样，他也是许多“国家的学生”之一，即受国家保护的孩子，父亲在战争中的牺牲得到了承认。在法国殖民文化中，中学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了法国大都市价值有力的传输管道。在加缪的学校，鼓声准时敲响学校生活的不同时段[如哲学老师让·格勒尼埃（Jean Grenier）后来向加缪坦言，正是那种军团化的炫耀把他赶出了阿尔及尔]。
在阿尔及利亚社会中，比阶级差异更明显的是种族差异，《个人》的叙述者如是说。在小学，欧裔阿尔及利亚人会有一些穆斯林同学，但在中学，只在一些例外的情况下才有穆斯林学生加入。加缪注意到，学校餐厅的工作人员都是阿拉伯人，这是当时欧洲人的惯常称呼。阿尔及尔重点中学的名称本身就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殖民史。加缪1924年来到这所中学时，它叫阿尔及尔大中学。1930年阿尔及利亚庆祝法国百年殖民统治时，它改为比若中学（比若曾于19世纪40年代领导了对阿尔及利亚的武力征服）。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它又易名为阿卜杜勒卡德中学，为了纪念阿尔及利亚著名的军事将领之一，他于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领导了阿尔及利亚抗击法国军队的圣战。
中学生活使加缪接近了中产阶级的世界，他自己的社会出身与许多同学的出身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要填写一份要求有父母职业信息的表格，他在母亲那栏写上“ménagère”,而一个同学——也是贝尔库一个工人家庭的孩子，母亲在邮局工作——则解释说，“ménagère”指的是照看自家家务的女人。显然，他需要填写的是用人（“domestique”），而加缪自传小说中的主人公雅克·科尔梅里则不仅感到这个词很怪，而且还由于用了这个词而感到羞耻，并由于感到羞耻而羞耻。（FM, 159）学校的表格上还要求有父母的签名，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即便母亲此时已经学会了怎样签署战争遗孀养老金的表格，但如果她不在家的话，就没有人可以代替她签字了，这也没有瞒得过学校。（FM, 161）
关于语言与接触书面文字的权力游戏将成为加缪小说世界中的重要主题，而根源却在其早期的家庭生活经验之中。上小学时，家里没有报纸和广播，也没有书，只有“随手可用的物品、家里人使用的东西，他们很少离开家，而见到的其他家庭的人也同样是没文化的”。（FM, 158）显然，这是一个封闭的文化上受限制的世界。
多年后，当这位成年的儿子已经成为巴黎的名作家时，他回家看望母亲，发现除了基本家具外，母亲仅有的物品是一个阿拉伯风格的铜烟灰盒（留给他用的）和一个标准的法国邮局日历。（FM, 48）令这位衣锦还乡的儿子同样惊奇的是，厨房柜橱里仍然和以前一样放着极少的食物，“这种赤贫令他着迷”。（FM, 47）加缪再次通过雅克·科尔梅里这个人物之口表明他得以长大的家庭环境里竟然没有画，没有任何形式的装饰，后来他住在富人家里又是如何，这之间的对比是惊人的。

加缪的作品是从战后混乱中冒出来的少有的文学之声，充满既和谐又有分寸的人道主义声音。

——《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