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内容 广松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试读（pp.133-137）选自《第五章 历史规律与个人自由》“如何理解唯物史观关于历史规律的‘必然性’与个人的‘自由行动’的关系？”——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及其历史观的地平之后，不用说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旨趣，当前有三点分歧。，如何判断作为“哲学”的“抽象”的所谓“决定论—非决定论”的问题；第二，由于追问的是更为“社会科学”的历史规律性的贯彻方式，那么个人的行为是通过何种方式支撑规律性的；第三，必须拒斥所谓“无为主义”的积极“自由论”。坦率地说，尤其关于第三点，笔者自己也积极地提出论点。但不管怎样，我想就上述三个问题提出些许鄙见以期批评指正。节决定论的问题式这里，我想首先就个问题，即联系决定论和非决定论（Determinismus und Indeterminismus）的问题，思考所谓“问题的结构”的问题式（Problematik）本身。这个问题，无论对第二国际的论客还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论客都是深刻的问题，若预先说出后论的话，那问题设定的方法本身就存在问题。（一）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采取拒斥非决定论（indeterminism）的决定论（determinism）的观点。因此，马克思主义被非难为陷入宿命论。对于这种责难，马克思主义的论阵提出了“是决定论但不是宿命论”，“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的应对方法。但是，这种讨论，不为论者们所接受是当然的。这是因为，在一般的理解中，“所谓决定论和宿命论，在即使语言上能够区分，但没有自由的余地这一点上，归根结底是相同讨论”。另外，在一般的印象中，虽说“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但若单是如此的话，“自由与不自由的不同，就只不过是对宿命的自觉与对宿命无知的不同”。人们所抱的疑问，在于“马克思主义究竟是否否定自由”这一点。所以，只要不积极地厘清“自由”问题，就无法拒斥该责难。在马克思主义的论阵中，至少自普列汉诺夫和布哈林以来，“马克思主义坚持决定论的观点”是不言自明的应有之意。然而，我们认为，这种前提性的构想本身是值得商榷的。确实，马克思主义不是采取所谓非决定论的观点。但是，这一点，果真与决定论相等值？对于作形式逻辑的、知性的割裂的人们而言，非决定论的否认简直就是意味着决定论的表明吧。可是，眼下这里并非非要提出辩证法，若想起马克思主义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学统，谁也不会加以如此简单的割裂。毋庸赘言，康德自不待言，费希特、谢林、其他什么人及黑格尔，都通过各种特有的方法来“解决”自由与必然，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矛盾。继承他们的学统，特别是继承黑格尔的马克思恩格斯，果真简单地采取决定论？如果马克思恩格斯扬弃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矛盾，或者，若要保证其开拓的新地平的话，那将采取何种形式？我们认为，必须直面这一问题。（二）虽然有点过于扩大讨论的框架，但是若要提请注意将问题本身自为化，决定论与非决定论非对立斗争，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恐怕是抽象的说教。哲学上的立场争论通常是无内容的，可是这个问题的情况并非作为那种通论，乃至缺失思想史的某种线索的实质。这个问题有其形成的原因，它曾经具有三个方面——不过，后两个方面可谓基于某种短视和误解——的现实意义。，基督教神学的内在难题。基督教神学一方面主张上帝的、完全的统治，不凭藉上帝，任何事物也不可能产生。在此意义上，确立了基于上帝的意志的世间万象的全面决定论。可是，这时，类似恶人的犯罪行为、异教徒乃至叛教者的渎神行为似乎也是由上帝所决定的。无论从事礼拜祈祷还是过“堕落的生活”，万事都是出自上帝。为了避免这种“麻烦”，就必须通过某种方法承认人的自由意志，就此而言，确立了非决定论。这种进退两难（Dilemma）——基督教神学以各种形式试图摆脱该困境，但无论如何，当这种进退两难经由“哲学”的首尾一贯的形式被定式化，而采取两派斗争的形态时，决定论、非决定论的对立就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第二，产生道德论层面的问题。基于决定论，人们很容易认为道徳的谴责、责任的追究便失去了权利依据。在没有本人自由的情况下，那是无可奈何的，正如我们不能对所谓“石头坠下”、“石头没有向上的精神”而加以谴责，也不能对俗话所谓“金鱼裸泳”而加以谴责，在世人的理解中，没有自由的地方就不能进行责任的追究。这里作为道徳律之根据的自由意志，要求非决定论。但是，这种非决定论，存在学理上的问题。眼下，即便撇开如果自由意志和基于自由意志的持续行为之间与决定论没有必然联系那就缺乏追究责任的根据这一点——与此相对，例如康德的“解决方案”——即使基于决定论，也可以作道德的谴责、责任的追究——这有一个著名的阐述作为其确切的例子——有个奴隶说：我并非按照自己的意志而犯罪，因此我不该受到鞭打。主人说：俺决定鞭打你。俺应该鞭打，你应该被鞭打，这就是宿命！——这种逻辑，即便基于决定论，“责任的追究”也是大致成立的，借助“汝能践行，盖因汝应践行”（Du kannst， den du sollst）的方法也能提出非决定论。道德哲学提出的非决定论大致能够处理上述可以理解的内容，相对于神学的决定论，近代人的自律则从反题方面具有较之更为积极的意义内容。第三，近代科学的公设。近代科学排斥先验意志的不断干涉和事物内在灵魂的意志，认为万物服从力学的规律性。若是万物不服从必然规律性，科学探索就会变得毫无意义。科学，探究的是尽管乍一看是多么偶然的狂想曲式的现象，但这种看法是出于对必然规律性的无知，只要加以研究就应该能够发现其中的规律性的准则（Maxime）。倘若没有这种想法和信念（belief），探索的火苗就将熄灭。原本，也与解读上帝赋予的必然性规律这种想法有关，科学不是作为破除客观偶然性以及必然性关系的“自由”的东西而存在，而是以这种决定论为假设（Postulat）才建立起来的。这时应注意的是，科学本身绝不能证明不存在偶然和自由，它不过是公设（Postulat）。诚然，瓜苗结茄子、猫生狗仔之类的情况不可能发生。但是，瓜苗结多大、什么形状、什么颜色的瓜，则根本没有预先决定的必要，科学的公设只保证高度的或然性（Wahrscheinlichkeit，probability）就足矣。因而，科学的公设未必采取决定论。虽说如此，拒斥上帝的奇迹干预和实体形式的灵魂的近代科学主义在历史形成的层面，这种决定论、科学决定论之作为定律的主张仍具有现实意义。这一点是应予承认的吧。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指认了“决定论—非决定论”问题的问题式（Problematik）曾经具有的现实意义。但是，如行文本身所显示的，在今天，这种意义上的问题已失去现实意义。不过，有人或许会说，只有马克思主义才像以往的神学那样，有着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两难问题。果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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