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唯物主义(外语学科核心话题前沿研究文库.外国文学研究核心话题系列丛书)

进入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版图迅速扩展，远逾前代。其兴衰更替，并无一定之规；流派纷纭，岂容独家擅场。然而，形式研究在二十世纪的西方文论中占据了的主导地位。受到战争与革命的干扰，它的思想源头俄国形式主义存在的时间极为短暂，但其影响绵延不绝，余绪延及新批评（New Criticism）、布拉格学派（PragueSchool）、现象学（phenomenology）批评、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 of literary Criticism）以及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 这些批评流派俨然 成为现代西方文论的主流。到二十世纪，十九世纪盛极一时的社会历史批评（social-historical criticism）和印象式批评（impressionist criticism）虽依旧存在，但风光不再，只能退居一隅。在英国，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F.R. 利维斯（F. R. Leavis）倡导的细绎派批评，也就是所谓的"英式新批评"（English New Criticism）逐渐成为文学研究的正统。细绎派注重形式分析，反对文学批评过多地考虑历史和社会因素。细绎派的文学批评往往撇开作品的历史语境，远离作品背后的观念结构，而去揣摩字里行间的语气与情绪，在此基础上细致申说。虽然利维斯本人在剑桥大学屡遭排挤，终只能以高级讲师（Reader）的身份退休，但他倡导的研究方法却成为剑桥英文研究的官方传统，也备受英国学院派批评家的推崇。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也承认，每一位英国文学批评家都有细绎派的思想血脉。今天，人们已不必再标明自己是利维斯派，犹如人们已不必再标明自己是哥白尼派：恰如哥白尼重新塑造了我们的天文学信念一样，以利维斯为代表的潮流已经流入英国的英国文学研究的血管，并且已经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批评智慧，其根深蒂固的程度不亚于我们对于地球环绕太阳转动这一事实的坚信。（伊格尔顿：31）直到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骤然崛起，细绎派近乎垄断英国文学批评的格局才被彻底打破。文化唯物主义崛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盛行于九十年代；时至二十一世纪，其发展势头虽不如以往，但余威尚在，尤其在莎士比亚研究领域，它已稳据正统地位，取代了先前争雄称胜的各种研究方法，包括A.C. 布拉德利（A. C. Bradley）的人物分析、E.M.W. 蒂利亚德（E. M.W. Tillyard）的历史主义和细绎派的道德形式主义。不过，文化唯物主义虽头顶"主义"之衔，却没有像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或马克思主义（Marxism）那样生发出一套独立、系统的理论体系，也没有演绎出可以推而广之的重要概念；说到底，它只是一系列批评实践的统称，而这类批评实践在思想渊源、研究目的、批评策略和分析对象方面有很大程度的同质性。纵观其思想脉络，横看其分析策略，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文化唯物主义是对三种文学批评方法—— 细绎派批评、三十年代出现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以及莎学大家蒂利亚德等人的旧式历史主义研究—— 的有限继承和部分否定。如果套用一个哲学术语，文化唯物主义就是对它们的大胆"扬弃"。为了克服细绎派唯文本是从的弊端，文化唯物主义强烈要求文学批评关照历史与社会，但它也没有完全放弃细绎派的细读方法。它强调社会历史语境对于文学写作和接受的重要性，与旧式历史主义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批评一脉相承，但与此同时，它又刻意突出文学对社会意识乃至历史事件本身的塑造作用，极力淡化文学反映社会历史的功能。文化唯物主义着力凸显文化（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出现了分歧，因为后者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因素则居于从属地位。在这个理论命题上，文化唯物主义与欧洲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遥相呼应。自乔治· 卢卡奇（Georg Lukács）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感兴趣的就是文化政治，而非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因素。文化唯物主义热衷于发掘文本内部潜藏的各种对立的意识形态，揭示它们之间的复杂矛盾，从而挑战了蒂利亚德和约翰·多佛·威尔逊（JohnDover Wilson）等老派莎学家的旧式历史主义思维。老派莎学家认为整个社会的思想是铁板一块，统治阶级的观念处于支配地位，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等戏剧家因而自动认同统治阶级的价值观，他们的作品反映并维护了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家则认为，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除了体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之外，还暗含了与之截然对立的各种颠覆性的思想观念。具体来说，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家在文本分析中的操作手法大致如下：先讲上一段不为人知的逸闻轶事，切入作者所在时代的历史语境，再去征引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