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色鹿·文本与书写：宋代的社会史

本书依据志怪小说、碑铭、墓志、方志、族谱等不同形态的史料，以温州与杭州等地方为主要案例，尝试从文本与书写的角度重建宋代社会史的图景。在宋代地方社会，小农与富户、胥吏与海商、巫鬼与寺僧，都市中的武人与权贵，以及新兴的士人群体，共同构建起地方社会的关系与网络结构。士大夫占据着全国行政系统的核心地位，但在地方社会，科举士人还是一股不稳定的新潮流，有时游离于地方社会，有时需要与其他社会群体相互渗透，才能在地方社会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视角的变换与图景的重建，或许能揭示宋代社会更丰富的内涵。

吴铮强，浙江海宁人，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博士，现为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关注中国社会结构演变、宋代社会与政治等问题，曾出版《科举理学化》《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等，在《历史研究》《社会学研究》《文史》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

　　一　文本与书写

　　二　主要内容

章　报应、鬼怪与命定：《夷坚志》温州故事的地域关系与伦理观念

　　一　《夷坚志》故事的地域关系

　　二　林熙载的故事

　　三　木待问的故事

　　四　其他温州人提供的故事

　　五　《九圣奇鬼》

　　六　外地人讲述的温州故事

第二章　《夷坚志》杭州故事的地域特色

　　一　温州故事与杭州故事

　　二　权贵故事

　　三　官场故事

　　四　市井故事

　　附：《夷坚志》主流杭州故事一览表

第三章　僧侣与文士：宋代寺院碑铭书写的社会史分析

　　一　书写的间隔效应

　　二　信徒的书写：宗教精神的潜沉

　　三　文士的书写：镶嵌于士人生活的寺院功能

　　四　余论：书写的社会史及留白

第四章　宋代墓志书写与地方士人社会的构建

　　一　文集墓志文本的一般分析

　　二　“元丰九先生”时代的墓志书写

　　三　王十朋的墓志书写

　　四　陈傅良的墓志书写

　　五　叶适的墓志书写

　　六　从墓志书写理解宋代地方士人社会

第五章　墓志书写中富户业儒的临界状态

　　一　善治生与家多赀

　　二　为人谦厚与为人方整

　　三　析产业与睦宗族

　　四　嗜释氏与尚礼法

　　五　刘愈：富户士人化的宋代案例

第六章　明代方志书写与宋元地方祠庙体系的复原

　　一　复原的可能性及分析的局限性

　　二　瑞安县的宋元祠庙体系

　　三　永嘉县的宋元祠庙体系

　　四　宋元温州祠庙体系的概貌

　　附：《弘治温州府志》祠庙考

第七章　杭州空间与边地想象：地方书写二题

　　一　《咸淳临安志》与《梦粱录》的杭州空间

　　二　“猿猴盗妇”与边地意象

第八章　明清族谱的宋元史料

　　一　讨论的问题

　　二　抱川蒋氏宗谱

　　三　包山（川）陈氏族谱

　　四　锦园瞿氏宗谱

　　五　枫林徐氏宗谱

　　六　苍坡方巷李氏阖族宗谱

第九章　宋元明时期苍坡李氏家族变迁

　　一　苍坡李氏族谱辨析

　　二　南宋的仕宦与业儒

　　三　元代的乡绅生活

　　四　明初的遭遇

　　五　断裂：家族视角下的宋元明转折

第十章　10～15世纪苍坡李氏的人口统计

　　一　《苍坡方巷李氏阖族宗谱》“雁行”的形式与内容

　　二　13～15世纪苍坡李氏人口史

　　三　10～15世纪苍坡李氏的离散率与传记率

　　四　传统中国人口发展规则试探

结语：重建宋代社会史的图景

参考文献

本书依据志怪小说、碑铭、墓志、方志、族谱等不同形态的史料，以温州与杭州等地方为主要案例，尝试从文本与书写的角度重建宋代社会史的图景。在宋代地方社会，小农与富户、胥吏与海商、巫鬼与寺僧，都市中的武人与权贵，以及新兴的士人群体，共同构建起地方社会的关系与网络结构。士大夫占据着全国行政系统的核心地位，但在地方社会，科举士人还是一股不稳定的新潮流，有时游离于地方社会，有时需要与其他社会群体相互渗透，才能在地方社会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视角的变换与图景的重建，或许能揭示宋代社会更丰富的内涵。

吴铮强，浙江海宁人，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博士，现为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关注中国社会结构演变、宋代社会与政治等问题，曾出版《科举理学化》《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等，在《历史研究》《社会学研究》《文史》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

包伟民教授在《宋代城市研究》中纠正诸多对宋代城市（市民）文化的误读，提出宋代城市中士大夫的清雅文化与市井阶层的市俗文化并存的观点，并且认为两者互相影响，但士大夫的清雅文化占据主导地位。这些观点不但更加贴近历史真实，对于解读与分析包括《夷坚志》在内的宋代文化现象也有方法论的启发意义。

《夷坚志》作为由士大夫传播与收集的志怪故事集，当然主要反映了士大夫阶层的观念意识，而且在命定、鬼怪与报应三种基本的故事类型中，基本上排除了市井阶层的市俗观念。《夷坚志》故事的特殊性在于，志怪故事反映的是与士大夫清雅文化截然不同的另一面。与士大夫有意识的文化艺术创作不同，鬼怪故事多以梦境、臆想、幻觉或以讹传讹的形式出现，是人们潜意识的反映、社会生活中被压抑意识隐晦的表达。杭州作为南宋的都城，城市的居民就不止于士大夫与市井两个阶层。在此之上，还存在着以皇帝为核心的宫廷人物，以及在南宋政治结构中举足轻重的武人集团。同时都城对于士人、士大夫而言也不只是游学、游宦的他乡，更是决定着他们命运的权力渊薮。在显意识中，士人、士大夫一般以治国平天下的儒士或者志趣高雅的文士构建自己的形象。但在潜意识中，那种谋求仕途顺遂、倾慕并常常屈服于权力的世俗形象也难免暴露，发生在杭州的权贵故事与官场混迹故事可以说正是这种观念的反映。

此外，《夷坚志》杭州故事中反映市井阶层市俗观念的内容虽然罕见，但也有所涉及，《涌金门白鼠》与《乾红猫》是两则典型的市俗故事。《涌金门白鼠》讲鲁畤在临安北闸见到质库主人如旧熟识者，经访问得知原来是数年前经常见到的乞丐。乞丐原先也是豪民，后来可能因为战乱“遭乱家破”，行乞于市。后来其子见白鼠聚于杨梅核下，丐欲捕而卖于禽戏者，结果追逐到涌金门墙下，白鼠钻入洞穴而不得，掘地而寻，发现大瓮中盛满金银，丐得之而巨富。鲁畤原是开封人，他讲的另一则故事《米张家》与《涌金门白鼠》情节类似，只是故事发生在北宋末年的东京而已。《乾红猫》则讲述临安内北门外有民孙三，用染马缨缚之法将白猫染成乾红色以为奇货，并经常棰打其妻以惩看管不严，以此故作神秘，竟诓骗内侍以高价购之。这类市俗故事在《夷坚志》数量不多，并不能说明市井文化在像杭州这样的城市中不够突出，而只能说明《夷坚志》是属于士大夫亚文化的文本。

总之，《夷坚志》杭州故事除了命定、鬼怪与报应三类主流故事之外，又以权贵、官场与市井故事为地域特色的，意味着仅仅从士大夫清雅文化与市井阶层的俗文化两个方面理解像杭州这样的宋代文化尚不够完整，统治阶级中士大夫集团以外的群体以及士大夫亚文化的影响力同样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