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音乐与音乐史

“就像我们开始挖一个洞，挖得越深，我们就必须让洞口越宽。我的目的是，在触及问题时使用这样的方式，要让人感到音乐学是一个具有广阔参数的领域，而不是特别课题的集合。”

——列奥•特莱特勒

上面这番话（出自列奥•特莱特勒教授的中文版前言）可被看作特莱特勒教授对自己治学经验的某种总结。这位学者在英美音乐学术界中之所以享有盛誉，正是因为他长期以来的“跨学科”姿态与“长时段”视野，而这在英美音乐学界并不典型。当然，特莱特勒教授主要是一位中世纪音乐的研究专家（所谓的medievalist），他的众多文论都与中世纪有关，但他的研究成果却绝不仅限于此，而是“涵盖了如此不同的主题和如此巨大的历史时间跨度——这从本书的目录中就显而易见”（特莱特勒的中文版前言）。在当今学界（包括音乐学术界），一般的趋势是“对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多”，特莱特勒的做法显然是“反其道而行”。他说出上面那番话，显然不仅是自我辩护，更是某种呼吁和邀请——为了“深挖洞”，就必须将洞口打得更开，而不是守在一个固定、狭小的方位“挖地三尺”。他提倡将音乐学看作“一个具有广阔参数的领域”而不是“特别课题的集合”，这其中的深层含义是，音乐学并不是一个个具体研究课题的松散堆积，而是因学术旨趣的导向和指引而串联起来的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问题-思想场域。正因为是立体空间式的“场域”，就允许有自由流动的“串门”，也绝不忌讳来自各种不同学科、不同思路的碰撞。

我个人知晓特莱特勒的大名与重要性，还是在三十余年前——1987年至1988年，我在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音乐系做访问学者。约瑟夫•科尔曼（JosephKerman）的那本《沉思音乐》（ContemplatingMusic,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5；朱丹丹、汤亚汀的中译本2008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推出）当时正引起英美学界的热议讨论，我也在相关的音乐学方法论研讨班上接触并细读了这本具有指南意义的名著并参与讨论。科尔曼在此书第四章（“音乐学与批评”）中花了整整一节的篇幅（第4节）来论述特莱特勒的学术思想与贡献，谈及特莱特勒对英美音乐学中进化论和决定论历史观的不满和批判，以及他对于过去的音乐作品与我们今人“当下性”关联的强调。显然，特莱特勒和科尔曼在提倡音乐学走向更加具有批评性、人文性的路向上，他们是同道人。现在回过头看，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在英美学界兴起“新音乐学”思潮，科尔曼和特莱特勒都可算是重要的先驱者和指路人。“新音乐学”对音乐自律性美学立场的批判和扬弃，强调音乐与具体社会文化的联系，在音乐作品的分析中提倡更为多元、更有个人性的诠释，这些倾向都在科尔曼和特莱特勒的思想中有明显体现，尽管这两位学者对“新音乐学”中的某些激进观点也持有一定的异议。本文集中的“音乐研究中的后现代迹象”一文（第11章）即是题献给科尔曼的七十寿辰，从中也可见两人志同道合的学术友情。

1993年10月，我受美国亚洲协会（ACC）的资助赴美国从事与我的博士论文课题（20世纪西方音乐分析理论）相关的学术研究与访问，有机会联系到特莱特勒教授，并在他任教的纽约城大学（CUNY）研究生院办公室与他会面。这是我们初次相见，记得我们谈得很投缘，因为我们对于当时正方兴未艾的英美音乐学的新动向都有共同的兴趣，并对音乐学的学术转型都抱有期待。［那次访问美国期间，我还有幸拜访了查尔斯•罗森（CharlesRosen）、约瑟夫•科尔曼（JosephKerman）、伦纳德•迈尔（LeonardB.Meyer）、爱德华•科恩（EdwardT.Cone）、克里斯托弗•沃尔夫（ChristophWolff）、大卫•列文（DavidLewin）等美国音乐学、音乐分析与批评领域的“老一辈”著名学者。应该说，这些学者代表着当时西方音乐学术研究和教学的水平，而对他们的学说和思想的吸收与引进便一直是这些年来的我们的努力方向之一——这从笔者主编的这套“六点音乐译丛”的书目单中便可见一斑。］

从美国回来后我一直与特莱特勒教授有通信往来。随后，我积极协助促成了特莱特勒教授在1995年9月的访华讲学活动——他在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分别就美国音乐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音乐历史学发展的当下热点问题、音乐的口传传统与文本记谱、肖邦圆舞曲的早期演奏录音与文本的关系、音乐意义的论辩等话题进行了专题讲演。我承担了他在上音讲学的全部口译任务，并对其中一次讲演的全文事后进行了认真笔译，予以发表——此即本文集的后一篇“关于音乐意义的论辩”。（特莱特勒教授在华讲学的其他几篇讲演稿分别由余志刚、欧阳韫老师翻译发表于《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和1997年第1、3期）。1999年春夏之际，我得到霍英东基金会的资助从事20世纪现当代歌剧的研究课题，通过特莱特勒教授的帮助，联系到纽约城大学研究生院做短期学术访问。在三个多月的时间中，我和特莱特勒教授有多次接触，除参与旁听他的研究生研讨课之外，还曾到他的家中做客并在钢琴上视奏四手联弹（依稀记得好像是弹过拉威尔的《鹅妈妈》组曲），现在回想心情还是非常愉悦！

时光荏苒——再次见到特莱特勒教授就已是2011年11月了。我在旧金山参加美国音乐学学会第77届年会的时候与他见面，并提议将他的重要文章编译成一本中文版文集——这即是这本《反思音乐与音乐史》的由来。从当初与特莱特勒教授共同商量挑选篇目，约请各个译者投入具体翻译，直至后来的审校和统稿——现在，终于看到这本《反思音乐与音乐史》的出版，我们也正在策划邀请特莱特勒教授再次访问中国，出席本书的首发式并进行讲学活动。我想借此机会道一声衷心的感谢——感谢特莱特勒教授的支持和耐心，感谢所有译者的辛劳和付出，也感谢出版社朋友们的费心和帮助！

这本文集中的篇目大多原先发表于英美学界的学术期刊中，后又都被收入特莱特勒教授自己的三部文集——《音乐与历史想象》《通过人声和笔墨了解中世纪歌曲及其制作》《反思音乐意义及其体现》。这十余篇论文虽然仅仅是特莱特勒教授研究成果的一小部分，但它们可以说代表了这位学者的思想旨趣，也体现了他的治学风格。相信这些篇目的视野广阔性和思考深入性都会让汉语世界的音乐读者耳目一新。如同特莱特勒非常推崇的德国音乐学巨擘卡尔•达尔豪斯，音乐学研究在这里展现出历史、美学、批评（分析）这三个重要的学科分支之间的彼此支撑与相互融汇，因而他的研究就具备了某种难得的“大家气象”。谈论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本文集第1章“历史、批评与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作者可以从具体的音乐风格语言描述开始，通过对申克尔形式主义分析的批判，后串联起历史哲学思辨的广阔图景，并呼吁批评精神在历史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随后的第2章“崇拜天籁之声：分析的动因”完全可以被视作前一章的姊妹篇，它以更加犀利的口吻梳理和批判形式主义美学观所带来的分析缺陷，并再次以“贝九”的批评式分析来做出示范。第3章“莫扎特与音乐观念”和第4章“《沃采克》与《启示录》”是作者运用思想史方法进行具体作品解析的精彩例证。不论是18世纪末的莫扎特，还是20世纪初的贝尔格，其创作中都体现或反映了当时他们所处的具体时代中欧洲整体社会和文化思潮的影响——在莫扎特交响曲中，当时尚未被命名但已成为知识分子共识的“音乐观念”，已经渗入音乐的运行和发展中；而贝尔格的《沃采克》则深刻反映出19世纪至20世纪初知识分子对历史决定论思想的强烈不满乃至抗议。

就文章内容而论，对中国读者挑战性的是第5、6、7三章——因为它们的研究对象均是中世纪音乐：对于我们似乎是久远、陌生的西方音乐。特莱特勒借用古希腊荷马史诗的口头文学研究经验来审视格里高利圣咏的传播模式，从而提出了具有启发性的结论（第5章“荷马与格里高利：史诗和素歌的传播”）；他对自18世纪以来西方有关中世纪圣咏历史叙事背后的意识形态和“西方优越论”传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第7章“接受的政治：剪裁现在以实现人们期望的过去”）。而在第6章“诵读与歌唱：论西方音乐书写的起源”这一篇幅巨大的长文（长达百余页，约9万字！）中，他又从各个侧面详尽论证西方记谱——这一音乐文化的独特书写体系——的肇始原因和文化根源，并从哲学思辨的角度深入思考记谱、书写和具体音乐实践的复杂关联。

本文集后几篇文章的核心议题是音乐与文字语言的复杂纠葛——这也正是音乐学作为一个整体学科的中心议题之一：如何用语言说（写）音乐？以及语言和音乐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复杂关系？这当然是重大的哲学-美学议题，而特莱特勒的视角总是与众不同——因为他既有中世纪的特殊学术背景，也有对当代哲学观念（特别是维特根斯坦）的深度涉猎。第8章“语言与音乐阐释”和第9章“无言以对”分别从不同角度论及音乐超越语言规定的维度，以及语言为了克服这种窘境而采取的各种不同策略。第9章的笔法尤其值得玩味——它几乎是一篇率性所致的散文性沉思录，是真正的所谓“essay”的笔法，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这是不是特莱特勒教授为了突破和克服语言的局限而有意为之的试验呢？第10章“音乐记谱是何种事物？”不仅是另一篇长文，而且观察视角的时间距离之长也令人吃惊——从中世纪到现代，将记谱法作为一种人们为了再现和标记周围生活世界的实践方式之一来看待。这篇文论或许应该与第6章放在一起阅读——它们会给汉语世界的记谱法研究带来完全不同的视野和维度。

关于自上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兴起的“新音乐学”潮流，特莱特勒教授一方面给予热切的肯定，但另一方面也提出了自己严肃甚至是严厉的批评——他完全赞同新音乐学将音乐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活世界紧密相连的尝试与实践，但他反对新音乐学中忽视客观证据、异想天开并压制艺术作品审美特性的不良倾向。这在本文集的第11、12章均有反映。第11章“音乐研究中的后现代现象”似是某种反讽，它用后现代的拼贴手法将貌似不相干的内容堆集在一起，一方面讽刺后现代的价值中立，另一方面也抨击“新音乐学”忽略音乐作品本身而否认深刻审美经验的弊端——文章的后一节全部采用前人话语的引录（从当代回溯至中世纪），印证音乐曾经而且继续给人带来的巨大审美满足和精神回报。第12章“关于音乐意义的论辩”是将美学问题放回到历史透视中的范例。在这里，特莱特勒对新音乐学的批评较为缓和，但依然对当前“女性主义”音乐学代表人物苏珊•麦克拉蕊观察音乐不够准确以及解释音乐过于主观随意的问题提出警醒。

集中阅读一位优秀学者的多种文论，可以很快感受到这位学者的治学态度和学术特长——我们希望这本文集可以让中国读者尽快走近特莱特勒教授，从他的论述中感受他的宽广和深刻，进而“让中国的音乐学子意识到他们所选择的研究领域的开放可能性”（特莱特勒的中文版前言）。这本文集内容坚实、议题广泛，消化并汲取其中营养一定需要时日，但我们相信，特莱特勒教授的这些论述被转译到中文语境中，必定会在中国的音乐学术建构与发展中产生有益的影响并引发持续不断的回声。

杨燕迪

2018年10月于上海

特莱特勒（Leo Treitler，1931—），美国著名音乐学家，1966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博士学位后，一直在美国和德国各著名大学任教，现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纽约城大学（CUNY）研究生院荣休教授。除了对中世纪格里高利圣咏的记谱和流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之外，特莱特勒教授还从哲学反思的高度针对音乐史、音乐分析的“元理论”问题进行了多方位论述，深刻地影响了英美音乐学的走向，被认为是当前“新音乐学”思潮的先驱者之一。

译者简介：

杨燕迪，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教授，中国音协西方音乐学会会长。

余志刚，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教授，西方音乐史教研室主任。

孙红杰，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伍维曦，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音乐研究所副所长。

刘洪，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

杨婧，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李雪梅，广西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何弦，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讲师。

刘丹霓，天津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讲师。

谌蕾，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音乐学院讲师。

中文版前言（特莱特勒）

01历史、批评与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杨燕迪译）

02“崇拜天籁之声”：分析的动因（杨燕迪、谌蕾译）

03莫扎特与音乐观念（杨婧、刘洪译）

04《沃采克》与《启示录》（余志刚译）

05荷马与格里高利：史诗和素歌的传播（余志刚译）

06诵读与歌唱：论西方音乐书写的起源（孙红杰译）

07接受的政治：剪裁现在以实现人们期望的过去（何弦译）

08语言与音乐阐释（李雪梅译）

09无言以对（伍维曦译）

10音乐记谱是何种事物？（刘丹霓译）

11音乐研究中的后现代迹象（刘丹霓译）

12关于音乐意义的论辩（杨燕迪译）

编译后记（杨燕迪）

特莱特勒（Leo Treitler，1931—），美国著名音乐学家，1966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博士学位后，一直在美国和德国各著名大学任教，现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纽约城大学（CUNY）研究生院荣休教授。除了对中世纪格里高利圣咏的记谱和流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之外，特莱特勒教授还从哲学反思的高度针对音乐史、音乐分析的“元理论”问题进行了多方位论述，深刻地影响了英美音乐学的走向，被认为是当前“新音乐学”思潮的先驱者之一。

译者简介：

杨燕迪，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教授，中国音协西方音乐学会会长。

余志刚，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教授，西方音乐史教研室主任。

孙红杰，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伍维曦，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音乐研究所副所长。

刘洪，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

杨婧，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李雪梅，广西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何弦，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讲师。

刘丹霓，天津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讲师。

谌蕾，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音乐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