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台无计逃神矢：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

    这本书是笔者两年前向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经压缩和改名之后付梓的。关于书名，根据中国的历史阶段划分，近代是指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一时期，因此对基本上只能写到清末的留日世代的本书，曾有过改名为《清末日本留学史》的方案。不过，之所以集成现今这样的一册，是因为随着调查与写作的进展，笔者明白了，对于连跨一、二两个世代的日本留学的全貌，具体来说，就是相对于献身反清革命的世代的激荡的青春群像，和接下来的中华民国成立之后郭沫若等留日第二世代的烦恼的青春群像，是根本不可能在一本书里全部写得出来的。于此同时，当然就产生了随后必须写出续篇来的问题。在确定了这个前提之后，便在副标题中保留了“近代”这个界定。

     以未完的形式终篇的本书，自己这么说或有不妥，当我掩卷之后还是感到有种种余韵萦绕着挥之不去。长久地回响在我耳际的，也是直接关乎本书的执笔动机，就是第六章末尾出现的鲁迅那首“灵台无计逃神矢”的诗。总的来讲，但凡是成长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激情投身于新中国建设的笔者这一代人，都很喜欢读鲁迅，这也像是我们的必修课。就上述那首诗而言，“我以我血荐轩辕”——为我的祖国奉献自己的一切，这样气宇轩昂的结句总是伴有强烈的共鸣，为我所喜爱和反复品味。然而，到达结尾发出誓词的逻辑过程，不说别的，正是首句的灵台云云构成了全诗精神蜕变和飞跃的弹射器——我对此获得了一份真感悟，是在自己也一度体验了日本留学之后。

     年过四十，按说早就错过了留学机会的笔者，受惠于“文革”结束之后新的开国时代，来到了日本，进入了弥漫着自由的学术风气的东京大学驹场校区的比较文学研究室，是距今十二年前（1979）的事儿了。在这里，尝试着将各种学术领域或纵或横加以连接，充满激情又敏锐地往返穿梭于过去与现在、知性与感性之间，以致力于历史现场具象的发掘与学问空间的开拓，这样一种人文的智识氛围使我深受感染，真有一面新的天窗被打开的感觉。鸥外、漱石等人留学时代的精神历程和他们受到的西洋的冲击、他们身上发生的对东洋的背反或是回归等诸种命题，以及受邀参加的讨论留学和文化摩擦等问题的研究会，等等，都让我切实感到极为新鲜和切近。尽管已是中年留学生，或者说正因为是中年的留学生，对于本国历史负荷之重和一路行来的艰难、对文化母体的自觉与顺应都已经沁入心灵和体肤，从而越发地强烈。来到东洋为发达的国家，亲身站在所谓的边缘人的位置上来一看，那个眼花缭乱呀，那懊恼和不甘心呀……不愿意相信吧，又迅即陷入沉思，竟至于虽已进入不惑之年反而不能够“不惑”了。而且，一直到那时始终作为革命文学权威而仰视的鲁迅和郭沫若们，也不知不觉间切身感到是自己的留学前辈了；他们文学的原初体验以及由此发出的一词一句，都不可思议地朝自己的身上逼近——特别是那借用爱神丘比特的典故，又极其自然地揉合到汉诗文所特有的磅礴大气的句式之中的那句“灵台无计逃神矢”。鲁迅等清末留日学生们把自己暴露在外面世界的或许并不黑暗却格外迅疾而凄冷的风雨中的和欲逃不能的所有刺激之下的苦闷悸动的身影，也就是在历史的今日被决定性（并且也是无以复加的屈辱）地落下了一大截的近代中国人在去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留学之际难以逃脱的所谓留学力学的基本构造，用一句七言诗就如此透彻而尖厉地展现了出来，我敢说无出其右者了。这一句诗一直在我的内心持续发酵，它让我向着数之不尽且巨大的精神领域的现场和活剧去探险、探究，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想就用原句来做书的标题；拘执如此，自然也就是本书的创作主旨了。

       有关清末以来的日本留学，迄今已经出版了已故实藤惠秀氏的名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くろしお出版，1960年）和黄福庆著的《清末留日学生》（中国台湾，1975）等两国学者的诸多先行研究，它们对留日现象的发生背景和过程、问题点和成果，及其对中国近代学术、文化、政治和军事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外语出身的笔者在对这个领域进行重新学习时，深蒙上述诸著述的学恩，而本书在有关史实方面的叙述尽可能地作了简化处理，也正是因为有诸位先学的业绩作为依据，在此谨致谢忱。然而一如前述，既然笔者的关心，始终是在既往的正史未必予以充分关注的、围绕日本留学充斥于当时的社会与当事者们心中的精神的、文化的紧张，和有血有肉的人之上，那么必须从对与史实记述有别的各种记录类文字进行重新调查和重新结构开始。结果，当我发现据称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多达十万人的留日关系者留下的同时代证言，特别是精神层面体验的著述却出乎意料地少的时候，我的惊诧和失望很深。不过细想一想，也是难怪。处在从甲午战争开始、以日本侵华十五年战争为顶点的中日间的黑暗时代里，原来的留学生们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上，会书写警日论和抗日论，相应地把留学体验中的憎恨和痛苦升华为敌忾心，或者留下留日期间从事种种运动的英雄佳话，却绝不会去畅谈曾经有过的、因新文明而开阔了视野并享受于其间的喜悦与快乐，也耻于告白自己曾对新兴岛国感受到的复杂的自卑情结、苦恼和不忿。即便有写出来的，也是或者不能出版，或者毁掉旧版；还有一部分，在后来的岁月里随着作者本人的失意甚至是失节而影迹无存，这种情况也不少见。总而言之，都是有意识无意识地、由自己和他人而埋葬于历史的黑暗之中了。同时，从战前、战中就开始涉足相关研究的日本研究者来看，除了上面的制约外，即便本人是良心派，但只要他们是属于小到（接纳留学的初期以来的）“代兴教育”，大到“大东亚共荣圈”，什么都是我施于你这一立场的人，那么就无法否认在考察的立场、角度和深度上自然就会有其界限。

      但是，本书所论的，而且是大众层面的赴日留学，正是与中日不幸时代揭开序幕的同时而兴起的。因此，对精神史的考察也必须要以此为原点和基点来把它抓住、看准。这样，在围绕这个基准点反复展开尽可能多的实证调查和归纳演绎的过程中，也能观察到贯穿这个基点的纵横两条轴线。甲午战败之后，列强在中国掀起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受此震惊，在国内，有国人呼吁民族救亡和维新变法；在外面，日本乘机灌输、拉拢战法奏效，启发了国人“东洋对西洋”的意识，黄白竞争、黄种崛起、东亚连带论甚嚣尘上。这样一种从十九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叶的中国以及东亚的时空条件，成了发挥正面作用的横的轴线。因此志士们大举到“同文同种”的邻国去寻求维新的范本。然而从留学生活的维度看，等待着他们的，还有一条经常发挥负面作用的轴线。这就是，汉唐以来的文化宗主国对附属国，鸦片战争后半殖民地化的老大帝国对因明治维新成长起来的新兴帝国，进而是甲午战争之后的被害国与加害国，在时间纵轴上的古今恩仇与位置关系的变迁。我想把这种横向、纵向的正负交错作用称为留日精神史的整个磁场。如果能正确地把握这种磁场，那么迄今看起来已经死去的矿脉竟超乎想象地从种种资料的字里行间及其背面显现了出来，从先辈们的对日观到留学动机到留日生活的诸种层面，无不呈现出复杂多歧的样相，其时其地不得不上演二律背反的精神剧的原理、原因也清晰起来，而能够使这一切流到纸面上时的那种喜悦也是难以言喻的。

     也是论证的自然推移。本书在对另一方的日本“老师”方面的应对，特别是有别于直接的国策行为的，笔者称作摩擦、冲突的构造进行了反复的剖析，是基于以下的缘由。笔者不论是从实藤惠秀氏的著作和老留学生们的交友记录，还是自己留学时代的体验中，都不止一次地接触到“为什么中国的留日学生中盛产抗日家”这样一个堪称古典式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再度把那些国策因素搁置一边，也只能说这是一个不得要领的问题。当我看到越是善良的人们越是这样问并真的困惑不解时，我也一再地感到焦灼。从那以来，我的内心就萌生了一个愿望，为了能够达到两国国民层面的真正的相互理解，为了“子子孙孙世代友好”不再是寒暄的套话，假如通过自己的考察，能够对弄清楚这个问题多少提供一些启示，也就“吾愿足矣”。这暗中许下的愿望，就是本书另一个隐含的主题——谨以这后一句表白结束此文。

     对于把我引上这条治学之路，并且十余年来，给了我难以数计的学问的营养和激励的佐伯彰一、芳贺彻、平川祐弘、小堀桂一郎以及其他东大驹场校区的比较文学诸先生学长们，我愿把这本书作为首次提交的作业奉献给他们。对在本书出版之际给予鼎力支持的岩波书店以及编辑部的高村幸治和马场公彦两位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为资助我撰写博士论文，从1988年10月起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提供了特别研究员奖金，在此也要特意记一笔，以示深切的谢意。

    后，包括这篇心底的拘执和肩头发紧的感觉仍未消尽的后记在内，多年来的工作的志向尚未遂愿，许多头绪还没有理清，今后仍愿意继续保持这种紧张感，努力下去。我的这份心情若能得到读者诸贤的理解，那将不胜幸运。

严安生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