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诗人回家

林东林：文字因缘。其实说到文字因缘，每个人都有一条或隐或显的文字之路，有一个初的源头。对你来说，你早接触到的文字世界是什么样的？

陈先发：我小时候的读书生活可谓奇特。我生于1967，那是中国空前匮乏的时代，精神和物质双重匮乏。我同龄的孩子们，除了课本，基本上不能接触到其他课外书，而我却享有一种带有荒诞色彩的读书生活——我是在旧书堆上混大的。那个年代，城市里正在将各种古籍、译著作为垃圾在清除，以意识形态上的极左红线为标尺，经得起挑剔能留在明处的书有几本？做鞭炮需要大量废纸，这些书就被清除到了镇上做鞭炮的作坊，我家就有这样的作坊。这种清除，对我来说，可算是一个惊天的恩惠！每隔十天半月，就有堆积如山的书籍堆在我家隔壁的空场子上。有唐诗宋词的各种版本，有非常精美的明版古书，绘像版的《三侠五义》、《三国志》等。所以我小时候的阅读，是带有荒诞色彩的、非常充沛的和不明就理的一种阅读。哪里有什么审美与思想上的甄别能力呢？只是捡好玩的读而已，那时读得很杂，对于超越日常生活之外的、新奇的、古时候的和莫名其妙的书读得非常多。（事实上，你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跟传统见面）。对，用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和小镇以外的世界、和早已消失的古代世界在那里见面！

“文革”尾期，没有感受到运动的影响吗？虽然你很小。

“文革”的尾巴。其实，对一个乡村孩子来说，那是个可有可无的尾巴，毕竟并未踏入成人世界。印象较深的一件事是，听闻邻居、一个村民说“林彪长得缩头缩脑，不像个接班人”。结果被人告密，被打残废了。对一个孩子来说，如果自己的家庭或身边人不出现颠覆性变化，是不会烙下深刻印记的。只是从广播里常听到“文化大革命”这个词而已，但也一直不上心。孔镇毕竟是一个闭塞的古老小镇，一方面和当时的政治运动核心大城市相隔遥远，另一方面古镇有古镇的运行逻辑，风习与老规矩制约着日常生活。那几年，我处在一种非常好奇的、混乱的、快速充饥式的阅读之中。记得次接触到《红楼梦》，我几乎是用了三个晚上就在煤油灯下把它就读完了，有些懵懂，繁体字很多都不认识，是“猜着读”的，但是饶有趣味，而且很多回目基本上都能背下来。《红楼梦》我现在多少年没接触了，回的回目，我记得是“贾雨村风尘怀闺秀，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这纯粹就是儿时的记忆，但基本上没丢失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