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胡希明

     1949

部分

1.大脚行大运——

2.十字路口——

3.注意细节——

4.葡萄藤下的时光——

5.订婚与入伍——

6.青年军——

7.回家——

8.大学时光——

9.喜庆的婚礼——

10.欢乐一箩筐——

11.伤离别——

第二部分

12.台湾——

13.绿墨水风波——

14.月夜玫瑰香——

15.难以承受之殇——

16.交换学者——

第三部分

17.北婆罗洲——

18.泼汤事件——

19.友谊，是相互的馈赠——

20.图钉与礼服——

21.早晨的玫瑰——

22.签证被拒——

23.离开台湾——

24.团聚——

25.陌生的国度，崭新的生活——

26.佛罗里达——

27.美国苹果派——

28.纽约长岛——

29.科罗拉多州之丹佛——

30.无处投寄的思念——

31.思念无尽——

32.交换老花镜——

33.重逢之后——

34.期待与父亲的初次见面——

35.开往福建的火车——

36.前往香港——

37.许义在中国——

38.密克罗尼西亚——

39.伊利诺伊州厄本那香槟市——

40.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

41.密歇根州米德兰市——

42.新泽西州——

43.母亲的学术活动——

44.伊拉——

45.外婆在纽约——

46.加利福尼亚——

第四部分

47.永别了，希鹭小姨——

48.杰出的教学教授——

49.1995年与父亲第二次见面——

50.母亲生病，外婆去世——

51.母亲后的日子——

52.母亲去世——

——

     1949

32.交换老花镜

1974年10月13日，母亲前往中国前夕，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恳求父亲和她见上一面。“无论如何，我求你来北京见我一面，我知道这对我们双方都会很痛苦，但是我无论如何必须见到你。也许见了你之后，我才能平静地度过我的余生。不要忘记，我还得为了孩子们活下去。”

“四人帮”依然当权，政治气候十分敏感，阶级斗争还很普遍。父亲是个知识分子，又和西方有关联，因此一直生活在惶恐之中，担心不知何时又会成为下一次的攻击目标。

“你怎能了解夫妻久别的痛苦？”他心里想：“她已经承受了够多的痛苦了，我伤害她太深，我此行只想减轻一点她精神上的创伤，怎么可能再去伤害她呢？”

第二天，那位官员陪着父亲一同乘坐火车从福州前往北京。显然，那位官员是政府派来监视父亲的，他的职责是汇报父亲的一举一动。他们一抵达北京，父亲就被送到预先安排好的旅馆过夜，已有人安排好父亲第二天早上去民族饭店与母亲会面。

1953—1958年，他在福建分社任记者时，多次来北京总社学习、开会。

“您是郑汀先生吗？”父亲点点头，跟着她到了电梯旁。“您要找的客人在743号房间，您自个儿上去，我就不陪您了。”

743号房间。

他用颤抖的手，轻轻地敲了敲门。门开了，房间里射出了一片刺眼的阳光，刺得他眼前白花花的，一时看不清任何东西。母亲一把把父亲拉进了屋里。

四目相对，两人目不错珠地打量了对方许久许久，就是说不出一个字来。他们拼命想寻找往日熟悉的影子，但却吃惊地发现彼此都已改变。

“你知道我等这一刻等了多久吗？”她的声音颤抖着：“我以为你不会来了。”尽管父亲平时口才还不错，但此刻他完全无言以对。他们一起静静地啜泣着，就像在梦里一般。

“文革”进行得如火如荼，全国上下正轰轰烈烈地搞阶级斗争。父亲已经遭受了够多的身心打击，他知道只要走错一步，就有可能被送进牢狱，因而他说话很小心。父亲简要地告诉了母亲他的家庭现状。母亲听到这些显然很痛苦，但她似乎能理解父亲。

“那是我人生中次感受到，被人深爱是多么美好。”

我的父亲吃力地咽下口水。母亲声音中饱含着委屈和痛苦，父亲此刻已完全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悲伤，他坐在母亲对面的沙发上，任泪水倾泻！

除了几串冰糖葫芦和一袋烤栗子，父亲没有什么东西好给母亲的。临走前，两人交换了老花眼镜作为纪念。母亲从未告诉我这件事，是多年后父亲告诉我的。

每次脑海中浮现出那时的情景，我的心都隐隐作痛。母亲那枚普通的订婚金戒指象征着他们的梦想与未来，然而老花眼镜却代表了两人二十五年来的折磨，暗示着他们注定一辈子要分离的命运。

母亲在北京停留了四天。分别逾四分之一个世纪，相聚却没超过二十四个小时！父亲说他想送母亲到机场，母亲拒绝了。

那一天，父亲独自走到天安门广场，在人群中他翘首蓝天，祈祷母亲安全归家。下午他到国际旅行社查询多年失去联络、家住北京的大姐的住址，然后，直奔姐姐家。

姑姑一打开房门，父亲就紧紧抱住她，再也无法抑制内心深藏的悲伤、内疚和痛苦，嚎啕痛哭起来。

35.开往福建的火车

我们来到一片混乱的北京火车站，准备坐火车去福州。我从未见过这么多吵闹的人群拥挤在售票窗口前和站台上。我们好不容易挤上了火车，但不得不使劲往前钻，直到找到座位。等坐定后，我才次注意到人们深受的苦难。

唐山大地震不仅把整个城市夷为平地，而且毁坏了周边地区，包括北京和它的市郊。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生命。

“这报纸是给中国公民看的，你不能看。”当时，我穿着牛仔裙和条纹T恤衫。很显然，他从我的穿着看出我不是中国公民。如果有选择，我也宁可穿我那条宽大的蓝裤子，但是由于地震，北京饭店不提供洗衣服务，我的蓝裤子实在太脏了。我只好把它放进纸袋，留在酒店的房间里。

我已几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此刻感到饥肠辘辘。火车上除了茶水，没有其他东西可吃。由于地震，我们离开北京前也没找到东西吃。我本想抢购几个被虫蛀了的苹果，但是其他外国人早已捷足先登。看来此行将是一场漫长的饥饿之旅。

坐在我对面的是一对来自香港的年轻夫妇，他们的行李当中有一个鼓鼓囊囊的尼龙包。我开始没有怎么注意，直到那女人打开尼龙包，从里面掏出一个梨子来。她漫不经心地啃着梨子，一边用一块皱巴巴的手帕轻轻擦去嘴角边的梨汁。我看得口水直流，正想问她，还有没有一个梨子可以给我时，她突然间把那尚未吃完的梨子丢出窗外！我无法相信她竟然如此浪费，被丢弃的梨子只吃了一半，而另一半上面还有不少甜美多汁的果肉。如果能够及时接住这个梨子，我一定会啃得津津有味。

我们乘坐的这趟列车是一辆快车，从北京到福建几乎没有停过几个站。有一站停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女子登上了我们的车厢。她身穿一件与其他人一样的军绿色夹克，不过她的夹克很新，好像还没洗过，布料还有亮亮的光泽。她的座位上只有她一个人。我本以为火车上没有提供食物，结果一个男服务生立刻给她端上一盘切好的西瓜。她只吃了一口，便把手一挥，冷冷地命令服务生把盘子拿走，原因是西瓜不够甜。

?还是她的爱人是个领导?虽然我们一直很小心地用英文写字条，但是我们后还是撕碎了这些字条，并且把它们丢出了窗外。我们的行程即将结束，谁也不想招惹任何麻烦。

不久，这个女子躺到座位上，准备小睡。当她睡着的时候，一只鞋子落到了地上。我发现她的脚后跟非常光滑，如同丝绸一般。很显然，这个女子从未遭受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中国人所受过的苦，她看起来像不曾做过一天体力劳动。我判断她若不是来自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家庭，就是与这样的家庭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我把这件事记在脑海里，准备见到父亲时问他。

父亲安排我和许义在我们住的酒店见面，他没有来火车站接我们。我明白父亲之所以如此小心翼翼，是因为那个年代情况复杂。我们打算在酒店吃饭。父亲告诉我们他的继女建美也会来。他没有提到他的妻子。

你可以想象，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见面。我和父亲尴尬地握手，然后彼此对视很久，都没有说话。父亲身穿陈旧的衬衫和简单的灰色裤子，脚上穿着布满尘土的塑料凉鞋，头发灰白。我惊奇地发现，与我的大骨架相比，他显得如此瘦小。

“我希望你不要介意，自从当上记者，我便养成了这个坏习惯。”我仔细研究了他的五官，发现除了眼睛以外，他与母亲床头柜上照片中的男人一点也不像。他是我的父亲吗？

“这是本地土特产，是从我姐夫工作的果园里采来的，爸爸说你可能会喜欢。”

“爸爸”，而我这一辈子从未喊过任何人“爸爸”。她一定以为我憎恨她，但事实上，我羡慕她。

“我真的不敢相信你在这里！”他的表情掺杂着内疚与高兴。内疚的是多年来没有在我身边陪伴我，高兴的是我们终于团聚，而且知道我很好。

?

“这是你的照片，不管走到哪里，我都随身带着。”无数的图钉洞布满了这张旧照片的四角。它是我六七岁时拍的。照片上的我，梳着两条粗粗的系着缎带的大辫子，我穿的毛衣上面绣着“郑”字。这是我的姓。母亲在毛衣上绣了这个字，似乎要向全世界宣布，我是父亲的女儿。

我凝视着父亲，泪水几乎夺眶而出。海洋、距离和时间也许使我们分离，但是他从来没有离我们太远，因为他始终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

1976年不是问这些问题的适当时候。虽然“文化大革命”行将结束，但是父亲仍然顾虑重重，害怕说错话。因此，我想知道的答案，只好等到他以后再说了。

虽然不容易，但我尽了的努力接受这个面容憔悴的男人为我的父亲。母亲常常说父亲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他说话时精力充沛、充满激情，他的眼睛总是闪闪发亮。母亲把父亲吹嘘得像是一个巨人，可我从父亲身上一点也没感觉到。

“她有两个女儿，她们让我想起了你和你的妹妹。”他慢慢说道，眼神里充满了恳求，恳求我的谅解。

我很感谢我的继母救了父亲。她是一名医务工作者，由于是贫民出身，父亲与她的婚姻改变了父亲的命运。他不必再担心被划成右派分子而受到迫害了。

我送给父亲一些从美国带来的维生素，送给他的妻子一瓶洗发精和润肤露，并向他保证这些东西价格并不贵，不是奢侈品。对我的父亲来说，有海外关系已经很糟了，我不希望他因有来自西方的礼物而惹上麻烦。

“文革”已经使中国伤痕累累，地震又再一次使得中国深陷悲哀的泥潭，疲惫不堪的中国人似乎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在亲历灾难、与父亲团聚之间，我已经目睹了太多。在中国的三个月让我感到精疲力竭，我恨不得赶快回家，重新过上正常生活。

“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的大学和研究中心都被关闭了，他要在哪里才能找到研究职位呢？

“等我在北京安顿下来后，你就过来。”

虽然许义非常乐观，但我的父亲却充满担忧。他知道我们这次的分离可能会很久，家庭离散的历史似乎又要重演了。然而，父亲一言未发，他只希望我们的海外身份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