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 汉中出土商代铜器的科学分析与制作技术研究 陈坤龙,梅建军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9787030738332

陈坤龙，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Advances in Archaeomaterials助理编辑。主要从事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主讲“中国古代青铜器”“文物保护理论与方法”等课程，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多项，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曾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中国考古学大会青年学者奖（“金爵奖”），入选牛顿国际学者奖励计划。

梅建军，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研究（Director of Research）、丘吉尔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客座教授，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Advances in Archaeomaterials主编，《考古》、《考古学报》、《西域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JournalofArchaeological Science、Archaeometry等期刊编委。主要从事中国冶金技术史、中外科技交流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曾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多项，出版专著2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总序（柯俊梅建军）i

序（赵丛苍）v

前言（陈坤龙梅建军）vii

第一章汉中商代铜器的发现与研究1

第一节汉中青铜器出土概况2

第二节汉中青铜器研究概述6

第二章检测分析与工艺调查方法21

第三章汉中青铜器的科学分析与工艺调查29

第一节样品采集及相关问题说明30

第二节汉中青铜器的成分与金相分析33

第三节宝山遗址出土铜器的成分与金相分析88

第四节汉中青铜器制作工艺研究91

第四章汉中青铜器的技术特征107

第一节器物类型及其合金成分108

第二节材质与功用113

第三节成型及加工工艺119

第四节小结128

第五章汉中青铜器所见技术与文化现象131

第一节镰形器与璋形器：本土冶铸的体现132

第二节关中与汉中：关于苏村小冢出土兵器138

第三节中心与边缘：关于红铜容器142

第四节汉中与其他地区青铜文化的交流与联系148

附录161

附录A汉中地区出土商代铜器统计表161

附录B电子探针-波谱分析标样实测数据163

附录C金相组织观察记录164

附录D制作工艺考察记录180

后记201

彩图

第一章汉中商代铜器的发现与研究

 第一节汉中青铜器出土概况

 汉中市位于陕西省西南部，北依秦岭，南靠米仓山、大巴山，汉水由西向东从中部穿流而过，形成地理单元上的汉中盆地。盆地内的地貌以中部平原为主，间以宽谷浅丘陵区和秦岭低山区，故又有汉中平原之称。汉中地处内陆东亚季风气候区，由于周围山地的屏障作用和盆地地形的聚热效应，该地区形成了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温暖湿润、雨热同季、四季分明的气候特点 a。

 《华阳国志 汉中志》曰：“汉中郡，本附庸国，属蜀。周赧王[三]年，秦惠文王置郡，因水名也。”又据民国《重刻汉中府志》载：“汉中之隶秦，自明始定。考其沿革，在唐虞为雍州域，在《禹贡》曰：‘华阳黑水惟梁州’，自汉川以下诸郡皆其封域。其曰‘华阳黑水’，以东距华山之南、西距黑水也。舜置十二牧，梁州其一，以西方金刚，其气强梁，故曰梁州。《周礼》以梁州并雍州，梁州当夏殷之间为蛮夷之地，所谓巴彭濮之人也。秦平天下，置郡为汉中，今汉中洋川郡、安康房陵等郡地也。”b自汉代以降，汉中或独设州郡，或与川蜀同制。明洪武三年（1370年），徐达平定陕西，汉中府隶属陕西布政司管辖。汉中地区与陕西的行政归属关系由此确立，并沿袭至今。现汉中市下辖汉台、南郑2区和城固、洋县、西乡、勉县、宁强、略阳、镇巴、留坝、佛坪9县，面积约2.7万千米2。

 城固、洋县两县地处汉中盆地东缘，是古代铜器集中出土的地区，历史上就多有出土铜器的记载。《晋书 五行志》记载，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年），城固曾出土商周时期的乐器 c。《水经注 沔水》载：“壻水又东径七女冢，冢夹水，罗布如七星，高十丈余，周回数亩。元嘉六年（429年），大水破坟，坟崩，出铜不可称计。”

 曹玮先生据杨守敬《水经注疏》认为，“七女冢”在现在的洋县县城附近a。洋县的马畅、南壩等地，清代曾有“古鼎”等器物出土，城固县亦有类似的记载 b。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汉中地区不断有商代青铜器出土，这些铜器资料陆续得到整理和公布。1963年，段绍嘉先生对城固县出土的龙凤纹斝进行了介绍 c。1966年，祝培章等先生整理了20世纪60年代出自城固县苏村和五郎庙的两批铜器。其中，苏村铜器于1963年3月发现于村西的湑水河东岸，共计出土铜器12件，包括1件尊和11件铜兽面，发现时铜兽面置于尊内。五郎庙铜器发现于1964年11月，出自村后道路地表下约1米处，出土铜器22件，包括1件罍和21件镞、钺、戈、儀等兵器d。

 1980年，唐金裕等先生发表了城固县出土铜器的整理简报，对1955年至1976年苏村、五郎庙、莲花村及吕村等4处出土的12批铜器及1件陶尊进行了介绍。文中整理的出土铜器包括罍、尊、瓿、簋、鼎、戣、戈、矛、镞、钺、斧、罐、脸壳、铺首、尖顶铜泡、圆孔顶铜泡等16种器形，共486件。其中，1976年4月苏村村后东北处姜窖中，一次出土方罍、戈、铜泡等413件e。后来，苟保平先生又报道了城固县文化馆20世纪90年代初期征集的2件三角援戈，并认为其中一件系出自苏村姜窖中f。

 1980年和1981年，城固县龙头镇上街南侧土包附近连续发现两批铜器，根据王寿芝先生的整理，共出土铜器75件，包括罍、尊、簋、盘、甗（仅见鬲部）、提梁卣、觚、爵、壶、矛、戈、钺和镰形器等13种器形g。2004年11月，在该地点附近，又发现铜鼎、鬲、甗各1件，另有2片铜瓿残片。同年，在宝山镇柳家寨村附近的湑水河边，发现铜鼎1件h。

 李烨和张历文整理介绍了洋县境内马畅安冢、小江乡张村、谢村镇范坝等地点出土商代铜器的情况。安冢铜器群发现于1990年2月，铜器埋藏位置距地表约30厘米，出土铜器包括罍1件，瓿5件。1964年，在张村附近汉水河堤出土铜尊1件；1981年，又在河堤发现铜罍、斝、觥、鼎、簋各1件。1979年，范坝村民在村西的高台取土时，于距地表1～1.2米处发现铜器53件，器形包括钺、戚、戈、镞、璋形器、镰形器以及铜饰件等 a。

 随着汉中地区出土铜器资料的不断公布，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各次发现之间的相互联系。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对这批铜器进行综合的整理和研究。因铜器多出土于汉中盆地东部湑水与汉水交汇处附近的城固、洋县两县，故有“城洋铜器群”或

 “城洋青铜器”之称 b。根据赵丛苍先生的整理，自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在汉中地区共发现19处铜器出土地点，其中城固县13处、洋县6处。比较重要的有城固县龙头、五郎庙、湑水、苏村以及洋县范坝和马畅安冢等处（图1-1）。曹玮先生也统计出了19处铜器出土地点，但个别地点的位置及出土铜器情况与前者并不完全一致c。

 图1-1汉中地区铜器出土地点分布图 d

 截至2004年，上述19处铜器点共发现铜器33批，累计出土铜器约710件，出土器物的器形包括罍、瓿、鼎、簋、鬲、甗、提梁卣、壶、盘、觚、爵、斝、觥等容器；戈、钺、戚、矛、镞、儀等兵器，以及鍚（又称“铜泡”）、人面饰、兽面饰等可能与作战有关的器物a；镰形器（又称“弯形器”）和璋形器等仪仗类用具b，以及锛、斧等少量工具和装饰品（附录 A）。从各类器物的出土数量来看，鍚、戈、镰形器及面饰等器形的数量最大，其中鍚283件，包括尖顶鍚193件，透孔鍚90件，占出土铜器总数的39.9%；各类戈114件，占铜器总数的16.1%，其中三角援戈85件，占出土戈总数的3/4，铜器总数的12%；镰形器79件，占铜器总数的11.1%；面饰48件，包括人面饰21件，兽面饰27件，占铜器总数的6.8%；各类容器共出土77件，占出土铜器总数的10.8%，其中又以鼎（20件）、尊（12件）、罍（12件）和瓿（10件）为主要器形（表1-1）。以戈、钺为代表的青铜兵器（还包括鍚、面饰等），所占比例最大，在数量上构成了汉中青铜器的主体；青铜容器类型丰富，既有典型的中原商式器物，也不乏非中原系统的产品，体现了汉中青铜器与中原商文化的区别与联系；而镰形器、璋形器等器物，则彰显了汉中青铜文化鲜明的地域特征（图1-2）c。

 表1-1汉中地区出土铜器简表

 图1-2汉中地区出土的部分铜器a

 1.鼎2.鬲3.尊4.瓿5.觚6.觥7、8.戈9、10.矛11、12.钺13.尖顶錫14.透孔錫15.人面饰16.兽面饰17、18.镰形器19、20.璋形器

 第二节汉中青铜器研究概述

 汉中青铜器在发现之初，即已引起学界的注意。许多学者著书撰文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就其分期断代、文化属性、族属、埋藏性质等问题展开探讨，并有相关的研究专著发表。汉中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出土铜器丰富的文化内涵，使得汉中青铜器的地方特色及其与周邻青铜文化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的话题。

……

本书对汉中地区出土商代铜器进行了系统的科学分析和铸造工艺考察，研究揭示了其材质和制作技术特征，指出汉中地区在商代存在本士的青铜冶铸生产，并进一步探讨了汉中与其他地区同时期青铜文化之间的联系和差异。汉中青铜器的材质复杂、制作水平参差不齐，这种材料和技术差异既可能是铜器群整体年代跨度较大的反映，也可能是其制作地来源复杂多样的体现。